我打小性格内向,如果别人不主动和我说话,我能一天不言语,却又胆大妄为,在我们那一片胡同大杂院儿小伙伴当中,可是有名的“蔫土匪”,和别人打赌睡过停尸房、爬过工厂的大烟囱,脑子一热没有不敢干的,干什么事都不计后果。
    我还有一个毛病——从小认死理,不论出了多大的事,能自己扛就自己扛,能不给别人添麻烦就不给别人添麻烦。
    只要是我自己惹的事,我绝不去找别人踢脚儿,如果说让别人帮我办了,那等同于认栽。
    正是由于这种性格,没少让我吃亏,更没少招灾惹祸。
    其实我上小学那阵子,还是比较听话的,至少规规矩矩,学习成绩也说得过去,但是升入初中以来,随着青春期叛逆期接踵而至,让我定力全失,再加上跟二黑打架一事,迫使我和李斌等人的关系越来越近。
    虽然我和小石榴并不想轻易入伙,但是近半年所有发生的事情,或多或少都有李斌他们参与在其中。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仅凭我和小石榴两个人,绝对成不了大气候,一定得借助李斌现有的力量,才能够站得住脚,说白了这就叫“借横”。
    李斌对我和小石榴也是“求贤若渴”,我们就彼此心照不宣地一拍即合了。
    李斌也确实有当大哥的范儿,咱绝不夸张,他长得有几分像周润发扮演的许文强,也是大高个,修长笔挺,小圆乎脸儿,面部轮廓清晰,一笑透着一肚子坏主意。
    当初在我们那一带第一个穿rb风衣的就是他,一脑袋油渍麻花的怀卷儿,派头十足,要不我们老城里有名的漂亮姐“大公鸡”,怎么会玩命追李斌呢?
    我之前从李斌手里接了一顶将校呢帽子,如今成天和他混在一起,总觉得欠着他的,当然不止物质上的,还包括人情债,李斌屡次为我出头,不论他起的作用是大是小,他也都到场了。
    于是我一直想着,必须送他点东西。
    小石榴对此不以为然,他也不太愿意跟李斌等人掺和,但我心意已决,思忖再三,准备物色一顶甲等剪绒帽子献给李斌,权当我和小石榴加入李斌团伙的觐见礼。
    剪绒帽子脱胎于“**帽”,也就是解放军55式冬季棉帽,用四瓣羊皮面缝制而成,里面絮上棉花,定型之后把外层羊毛修剪得齐齐整整,摸上去手感极佳。
    那时候剪绒帽子分甲乙丙丁四个档次,甲级帽子差不多三十块钱一顶,至少相当于一个工人半个月的工资,而最低档的一顶也得二十块钱。
    大耍儿的标配是一件将校呢大衣、四个兜的军褂、将校呢裤子、校官靴、军挎包。
    到了冬天,还得再加上一顶剪绒帽子,缺了哪一样,造型上都差点儿意思。
    刚过完春节,海河上还没解冻,正是乍暖还寒的时候,那天晚上,我们一伙人来到北马路二中心医院门前。
    大门左侧有一间公厕,泛出一股风干的屎尿味,公厕门前是一盏路灯,细长的灯杆儿顶端挂着一个乌乌涂涂的电灯泡,下面站着宝杰,再往西,下一根灯杆儿下是我。
    我对面是南项胡同,胡同口站了四个人——亮子、国栋、小义子和司令。
    他们隔着一条北马路盯着我和宝杰。
    已经晚上十点来钟了,路上原本就行人稀少,而我们要等的——头戴剪绒帽子的人一直也没出现。
    宝杰在我前一根灯杆儿下边,负责寻找目标,并对帽子的品质把关,黄色的、太旧的一概不要。
    尽管那时的路灯比较昏暗,但也不至于看不出帽子的成色。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仍未见到合适的目标。
    我焦急地往宝杰那边看了看,只能看出他的大致轮廓,以及忽明忽暗的烟头,内心的焦躁与不安,促使我伸手摸了摸别在腰里的刮刀,顿时恶从胆边生,莫名地兴奋起来,不停地跺着脚,活动着几乎被冻木了的双腿,随时准备出手!
    还真是有鬼催的,倒霉不分时候,等了一晚上没等到路过的人,突然从二中心医院里晃晃荡荡走出两位。
    正好在其中一位的头上,戴着一顶成色非常之好的剪绒帽子。
    宝杰赶紧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枚摔炮,我也立即躲进了路灯下的阴影。
    宝杰看着那两个人离我越来越近,马上到跟前了,他举手扔下摔炮,落在地上发出“啪”
    的一声脆响。
    那两个人被黑夜里的摔炮声吓了一跳,转过头望向宝杰,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就在这一眨眼的工夫,我从灯杆下蹿出来,一把夺下了那顶剪绒帽子,随即跑马路对面的南项胡同。
    埋伏在胡同口的几个同伙见状,也转身进了胡同。
    老城里的胡同四通八达,胡同连着胡同,不在此处居住的人走入其中,便如同进了迷宫,东绕西绕,越转越懵。
    况且月黑风高,深更半夜的,谁敢追进来?怎知道那两个倒霉蛋儿也是混不吝,居然一前一后追入了南项胡同。
    我突然转回身来,加上司令、国栋、亮子、小义子四个人,还有包抄而至的宝杰,一共六大位,将这俩人团团围住!
    那俩人发觉情况不对,立即往后退,可是手持古巴刀的宝杰,已经横刀立马堵了他们的后路。
    那俩人只得站住了脚步,被我下了帽子那位,显然有点虚了,却仍故作镇定,开口问道:“怎么着哥儿几个?你们这是寻仇啊?还是劫道啊?”
    我拿刮刀顶住了他咽喉,一脸鄙视的对他说:“你如果识抬举,我只留帽子,敢说个不字,我留下你的命!”
    那位说:“哥们儿你话说大了吧,你真敢把我命留下吗?”
    我一仰下巴,挑衅地问他:“你想试试?”
    他旁边那个人说:“哥儿几个算了吧,帽子你们拿走,我们哥儿俩是送伤号来二中心看刀伤,官面上已经介入了,这要一天弄两场事儿,我们也顾不过来。
    不如这样,你们哥儿几个留下名号,让我们哥儿俩全须全尾儿地走路,我们先把那场事儿了结了,回头再说咱们之间的事儿行吗?”
    我心说:“怪不得这俩人大半夜的从二中心医院里出来,原来是送朋友来治伤!”
    当即从鼻孔中“哼”了一声,回答道:“真要是这样,我们也不欺负你们,我叫墨斗,西门里的,等你们把屁股擦干净了再来找我。今儿个我不摸你,你走你的,名号已经留给你了,有想法随时过来,我候着你!”
    然后收了刮刀,示意宝杰让开一条道,看着那两个人走出胡同,消失在了寒冷的夜幕中。
    我们几个得胜而归,吹着口哨,顶着凛凛寒风,穿过长长的南项胡同、城隍庙、府署街,来到葛家大院李斌的那间平房。
    一个人跳墙进院儿,从里面打开门,其余的人陆续进去。
    大院里的邻居早已入睡了,唯有李斌那间屋子还是灯火通明。
    屋中已经坐了几个人,烟雾弥漫,酒气熏天,桌子上残羹剩饭,酒杯歪斜。
    待到我们进了屋,宝杰过去拉上窗帘,扭脸将食指放嘴上“嘘”了一声,众人立刻压低了声音。
    李斌接过我递给他的剪绒帽子,仔仔细细端详了一番,嘴角泛出一丝笑意。
    他把帽子搁到五斗橱上,斟满了一杯酒递给我,自己也端起酒杯,“啪”地一下碰在我的酒杯上,扬起脖一饮而尽,然后潇洒地一亮杯底,说了声:“墨斗,谢了!”
    我二话没说,也一口干了杯中酒。
    那一阵子,我们以李斌为首,打打杀杀地组成了这么一个团伙,此刻算是正式聚齐了,都是十七八上下的半大小伙子,正值精力旺盛、七个不含糊八个不在乎的年纪。
    当天夜里我们一直喝到天亮,醉得一塌糊涂。
    谁也想不到,就为了那顶剪绒帽子,居然引发了“城里”同“西头”之间的一场大战!
    剪绒帽子被我抢了的那个人,绰号“老哑巴”。
    您甭看他顶着这么一个外号,其实即不聋也不哑,皆因他小时候开口说话很晚,周围的熟人才这么称呼他。
    按照过去迷信的说法——贵人语话迟,长大之后的老哑巴非但不是哑巴,还格外的能说会道,嘴皮子底下不饶人,因为嘴太欠,也没少给他身子惹祸!说到他的长相,完全可以用“眉清目秀”四个字来形容,清秀中又透出一股贼气,搁到如今也是一帅哥。
    但在八十年代,审美标准崇尚浓眉大眼、四方大脸,长成他这样的并不吃香。
    老哑巴家住在西关街上的一条小胡同里,那个地方叫“南小道子”,并且认识在西关街一带赫赫有名的“小林彪”,他一直视小林彪为自己的大哥。
    小林彪也是外号,此人本名“崔勇”,手下门徒众多,但是没几个过命的朋友,大都是为了各自的生存地位提名报号,打着小林彪的旗号到处招摇。
    老哑巴跟他们不一样,他对小林彪马首是瞻。
    小林彪对老哑巴也不错,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内,老哑巴得以在西头横行,加之有一张能言善辩的嘴,嘴上狠劲儿十足,遇事儿那是连打带吓唬,也就很少有人敢惹他,更别说下他的剪绒帽子了。
    在我们那个年代,你看谁敢戴着一顶成色尚好的剪绒帽子出门,那都不用问,必定是称霸一方的主儿,最损也得在道儿上有一号。
    否则在自己家门口你都戴不住,更别说往远处走了。
    没两下子真不敢充那个大尾巴鹰,把帽子搁在家里方为上策!
    在当时来说,老哑巴有恃无恐目中无人,在外嘴欠惹祸之时,从不忘提一句自己是“西头人”!
    提到“西头”,咱得再说一说老天津卫口中的西头,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
    顾名思义,泛指以西马路为界,往西那一片区域,其中包括“西关街、西营门、西市大街、南大道、西大弯子、掩骨会”。
    当年总有那么一些人,动不动就提自己是“西头的”,皆因天津卫西头民风彪悍,纵然是锅伙混混儿,也有得是铮铮铁骨的好汉,英雄豪杰辈出,他们行的端做得正,好汉护三村,行侠仗义打抱不平,胳膊折了折袄袖里,牙掉了往肚子里咽,立起来是根棍,躺下来是条线,好脸儿好面儿,从不欺软不怕硬,首当其冲的就属清末民初家住西头掩骨会的李金鳌李二爷。
    天津卫稍微上点儿岁数的,谁没听过“李金鳌开逛、锦衣卫桥二次折腿”?正所谓“朋友有道儿,混混儿有论”,折胳膊断腿朋友道儿,三刀六洞混混儿论。
    这话怎么讲呢?在天津卫当玩儿闹,出去开逛是为了交朋友,为了哥们儿义气,你得舍得折胳膊断腿。
    流氓打架才见了面直接动手,当混混儿有文武论:首先是话茬子够硬,能在一方地界说说道道,不仅得有独当一面的实力,还得有胜人一筹的嘴皮子,凭着一派降人的言语,不战而屈人之兵。
    其次是一个对一个,讲究玩文的还是玩武的。
    玩文的是拿刀剁自己,我剁个指头,你就得剁只手。
    你剁了手,我再剁条胳膊下去,不敢玩那你就栽了。
    玩武的是你捅我一刀,我捅你一刀,个顶个滚钉板,肩并肩下油锅,没有这个狠劲儿,不敢玩死签儿,你可成不了大耍儿。
    在老时年间,混混儿又叫“耍人儿的”,耍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这一百多斤。
    出来开逛的都玩儿造型,可以从打扮上看出是不是耍儿。
    清朝的大耍儿,讲究花鞋大辫子,一走一趔趄。
    八十年代初则是剪绒军帽、四个兜军褂,帆布军挎包,玩儿的就是造型!
    天津卫西头又是个出大耍儿的地方,从地名上都能听出来,怎么说是听出来,而不是看出来呢?因为“西头”二字在天津方言土语中不能加儿化音。
    熟悉本地方言的可以理解,什么能加儿化音,什么不能加儿化音,两者怎么区分呢?说到人名,凡是熟人、关系近的、往小了叫的,大多可以儿话音,相反不能加,地名也是如此,官称、尊称,基本上不能带儿化音,反之多数可用,所以说老天津卫一提到“我是西头的”,这句话一出口,说话之人无不透出那么自信、那么有底气、那么有优越感、那么的谁都不敢惹!我惹谁不好,惹上了这么一位——西头老哑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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