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物出来之后，就是销售问题。包括确立价格，以及多少布匹投入市场交易，又有多少布匹依照承诺送给当地老弱。
必须要保证这样做的利润高于成本，否则赵昕这点钱根本就转不起来。如此巨大的工厂，每日的人工成本就是天价，赵昕不可能完全兜底的。
经过一系列的成本核算，如果想要盈亏持平的话，大概是十取一，也就是卖九件，可以送出去一件。但是这样风险太高了，这还是兴元府内的售卖，没有考虑到转运成本。
至少是二十取一，乃至于五十取一，才能够保证工厂顺利运行，并且有足够的抵御风险的能力。
一个月内的出货量，在现有条件下大概是一万匹布帛，一匹可制作两件衣服，两万件衣服，二十取一，也就是可以送出一千件。
无论如何，哪怕是扩张数倍，也不可能一年内满足赵昕的承诺。而且投放入市场的衣服，不一定能够销售完回笼资金。
但是赵昕自有办法，手段他之前也用过，那就是布帛证券化，发行布票，印一张纸自然是比制造一件衣服来得简单的。蜀地而今已经有纸币出现，但是数额很大，往往数千上万钱，根本不是普通百姓用的，而蜀地缺铜，百姓用得最多的是铁钱，很重，不方便不说还容易生锈。
布票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承担货币的职能，凭票兑换衣服，当然因为产量不足的原因，可能兑换不了。所以要另外开一个口子供这些布票流通，比如可以用来交税，普通百姓的两税之中本来就包含丝麻这些东西。
百姓以布票交税，官府再用布票来工厂提货，原本是工厂对百姓的债务，就可以转化为工厂对官府的债务。
事情到了这里，其实就好办了。原本在土地原材料等方面陷入困境，现在政府是不是要帮一手，总不可能看着天量债务打水漂吧。更不要说工厂的运行，解决了大量就业，提高了社会消费水平，这笔债务即便是无法收回，官府同样能够在其他地方得到弥补。后世许多国企便是如此。
赵昕在会议上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虽说把逻辑链条讲明白了，但还是得不到理解，他们以为赵昕这是在空手套白狼。即便是许知府，同样不支持。
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官府凭什么要接收这笔债务，凭什么要承认布票能够纳税，既然无法从工厂提货，那布票不就是一张废纸吗？赵昕是太子无所谓，他们这些当官的，乌纱帽可是不保。至于从其他地方得到弥补，太虚了，万一没有得到弥补，比如人口流失到其他地方，那就是纯粹亏本。
无奈之下，赵昕只得出让一部分股份交由地方官府，所有人成为直接的利益共同体，工厂有得赚，一切好说。由此，这个工厂也算得上是公私合营了。
这个博弈过程，持续了有接近半个月的时间，特别是重新划分股权的这个过程，这可是动辄数以万贯的利益，自然没有什么体面可言，几次闹得不欢而散。
赵昕很庆幸，终于是谈成了，私人资本占据四成，地方官府四成，赵昕自己占两成，相对均势。但是日后估计需要不少的时间进行磨合。比如领导权这事，赵昕用最少的股份占据了最大的话语权，日后估计还要再谈。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谈判不仅仅有兴元府的布商参与其中，同时也有其他地区的布商旁听，在这里谈妥之后，在其他地区也有了个参考。
谈妥之后，造纸厂开始印制第一批布票，并投放进入市场，交给当地符合年龄的老弱群体，那些富农地主等富贵之家是不发的，但是也节省不了多少。从一尺至一丈，有着不同的面额，普通人也能够使用，。
这些布票，因为可以进行税收抵扣，完全可以视为一次减税。于赵昕而言，结果就是自己“提前”完成了对百姓的承诺。
这个意义可是实打实的，只要官府承认，那就是有用的，哪怕是换不了布帛，也能够减免税务。
在兴元府逗留了近一个月，工厂运转地不错，赵昕启程继续南下，和各地官府签署相应的条约。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和兴元府一样，接受官府入股并承担债务这个要求的。他们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那赵昕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先行搁置，去别的地方谈，能够谈妥最好，谈不妥的话，将责任推给地方官员，说他们不想要让百姓人人有衣服穿。百姓的唾沫能够把他们淹死。
地方官员将官司打到了转运使上面，乃至于汴京去，赵昕这样债务转换，伤害的可是中央政府的收入。原本某地一年可收税数十万贯，布帛数十万匹，被赵昕这样一换，变成了一堆无用废纸。自古哪里有官府吃亏的说法。
最头铁的是成都府，仗着自身地位高，在朝里又有人，根本不鸟赵昕的计划。
又是一顿扯皮，赵昕完全是孤立无助的局面，被迫答应自南方转运粮食，倘或布票无法兑换布帛，可以用来兑换粮食，总之不会让官府亏本。这场官司才算了结。
赵昕增加了这部分的开支，自然会从其他地方收回。首先是推迟某些府州这笔福利政策的实行时间，具体待定，赵昕是想要送福利给百姓的，可是地方官不让，和我无关。
一口气解决蜀地所有百姓的穿衣问题，实践起来确实困难，赵昕最开始确实有些托大。既然如此，那就甩一下包袱，反正赵昕不会亏。想着赵昕送给他们政绩，做梦呢。
其次，眼下赵昕几乎垄断了蜀地一切布业，在这些不合作的州县内，工厂不会开设在这里，等着人口流失吧，同时借着转运支出的名义，可以在当地多卖两文钱。当官的被百姓扔臭鸡蛋，还想着升官，做梦呢。
最关键的是，赵昕把这批人记在自己的小本本上，日后自己继位了，有这帮人好看。得罪太子，还想升官，做梦呢。
必须要保证这样做的利润高于成本，否则赵昕这点钱根本就转不起来。如此巨大的工厂，每日的人工成本就是天价，赵昕不可能完全兜底的。
经过一系列的成本核算，如果想要盈亏持平的话，大概是十取一，也就是卖九件，可以送出去一件。但是这样风险太高了，这还是兴元府内的售卖，没有考虑到转运成本。
至少是二十取一，乃至于五十取一，才能够保证工厂顺利运行，并且有足够的抵御风险的能力。
一个月内的出货量，在现有条件下大概是一万匹布帛，一匹可制作两件衣服，两万件衣服，二十取一，也就是可以送出一千件。
无论如何，哪怕是扩张数倍，也不可能一年内满足赵昕的承诺。而且投放入市场的衣服，不一定能够销售完回笼资金。
但是赵昕自有办法，手段他之前也用过，那就是布帛证券化，发行布票，印一张纸自然是比制造一件衣服来得简单的。蜀地而今已经有纸币出现，但是数额很大，往往数千上万钱，根本不是普通百姓用的，而蜀地缺铜，百姓用得最多的是铁钱，很重，不方便不说还容易生锈。
布票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承担货币的职能，凭票兑换衣服，当然因为产量不足的原因，可能兑换不了。所以要另外开一个口子供这些布票流通，比如可以用来交税，普通百姓的两税之中本来就包含丝麻这些东西。
百姓以布票交税，官府再用布票来工厂提货，原本是工厂对百姓的债务，就可以转化为工厂对官府的债务。
事情到了这里，其实就好办了。原本在土地原材料等方面陷入困境，现在政府是不是要帮一手，总不可能看着天量债务打水漂吧。更不要说工厂的运行，解决了大量就业，提高了社会消费水平，这笔债务即便是无法收回，官府同样能够在其他地方得到弥补。后世许多国企便是如此。
赵昕在会议上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虽说把逻辑链条讲明白了，但还是得不到理解，他们以为赵昕这是在空手套白狼。即便是许知府，同样不支持。
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官府凭什么要接收这笔债务，凭什么要承认布票能够纳税，既然无法从工厂提货，那布票不就是一张废纸吗？赵昕是太子无所谓，他们这些当官的，乌纱帽可是不保。至于从其他地方得到弥补，太虚了，万一没有得到弥补，比如人口流失到其他地方，那就是纯粹亏本。
无奈之下，赵昕只得出让一部分股份交由地方官府，所有人成为直接的利益共同体，工厂有得赚，一切好说。由此，这个工厂也算得上是公私合营了。
这个博弈过程，持续了有接近半个月的时间，特别是重新划分股权的这个过程，这可是动辄数以万贯的利益，自然没有什么体面可言，几次闹得不欢而散。
赵昕很庆幸，终于是谈成了，私人资本占据四成，地方官府四成，赵昕自己占两成，相对均势。但是日后估计需要不少的时间进行磨合。比如领导权这事，赵昕用最少的股份占据了最大的话语权，日后估计还要再谈。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谈判不仅仅有兴元府的布商参与其中，同时也有其他地区的布商旁听，在这里谈妥之后，在其他地区也有了个参考。
谈妥之后，造纸厂开始印制第一批布票，并投放进入市场，交给当地符合年龄的老弱群体，那些富农地主等富贵之家是不发的，但是也节省不了多少。从一尺至一丈，有着不同的面额，普通人也能够使用，。
这些布票，因为可以进行税收抵扣，完全可以视为一次减税。于赵昕而言，结果就是自己“提前”完成了对百姓的承诺。
这个意义可是实打实的，只要官府承认，那就是有用的，哪怕是换不了布帛，也能够减免税务。
在兴元府逗留了近一个月，工厂运转地不错，赵昕启程继续南下，和各地官府签署相应的条约。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和兴元府一样，接受官府入股并承担债务这个要求的。他们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那赵昕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先行搁置，去别的地方谈，能够谈妥最好，谈不妥的话，将责任推给地方官员，说他们不想要让百姓人人有衣服穿。百姓的唾沫能够把他们淹死。
地方官员将官司打到了转运使上面，乃至于汴京去，赵昕这样债务转换，伤害的可是中央政府的收入。原本某地一年可收税数十万贯，布帛数十万匹，被赵昕这样一换，变成了一堆无用废纸。自古哪里有官府吃亏的说法。
最头铁的是成都府，仗着自身地位高，在朝里又有人，根本不鸟赵昕的计划。
又是一顿扯皮，赵昕完全是孤立无助的局面，被迫答应自南方转运粮食，倘或布票无法兑换布帛，可以用来兑换粮食，总之不会让官府亏本。这场官司才算了结。
赵昕增加了这部分的开支，自然会从其他地方收回。首先是推迟某些府州这笔福利政策的实行时间，具体待定，赵昕是想要送福利给百姓的，可是地方官不让，和我无关。
一口气解决蜀地所有百姓的穿衣问题，实践起来确实困难，赵昕最开始确实有些托大。既然如此，那就甩一下包袱，反正赵昕不会亏。想着赵昕送给他们政绩，做梦呢。
其次，眼下赵昕几乎垄断了蜀地一切布业，在这些不合作的州县内，工厂不会开设在这里，等着人口流失吧，同时借着转运支出的名义，可以在当地多卖两文钱。当官的被百姓扔臭鸡蛋，还想着升官，做梦呢。
最关键的是，赵昕把这批人记在自己的小本本上，日后自己继位了，有这帮人好看。得罪太子，还想升官，做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