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后朱以海回到庄园，提出白塔寺改小学校外，还要兼做社仓。
原先在县乡设有义仓，按亩捐纳义仓粮，每税亩纳两升，义仓实际上已经变成一种强制交纳的义仓税，不过这些义仓粮入仓后，是官督民管，由地方推举德高望重的士绅组成义仓理事会，管理监督。
义仓粮也专用于免费赈济灾民。
现在朱以海倡议各地再建社仓，又或可以叫保甲仓，社仓为百姓结社自助模式，由朝廷从常平仓借米为仓本，也可以由大户出借，或从官田中拔出一部份官田做为仓本，或以田地出租所得租米为本。
社仓的经营方式有两种，都是官督民管。一种就是贷放式，将社仓粮贷给请米的社民，等粮食丰收时再将米连同息米还仓。贷放收息规则是每石米收二斗息，遇粮食歉收年份，息米减半，遇到大灾荒时，免息。
等到仓本充足，也还可以降低利息。
放贷收息的主要目的，还是使社仓增值，同时更新仓米。除贷放式，社仓也还专用一部份仓米，做平籴，夏收后粮价低时买粮入仓，等冬春粮价高时再放米出仓，可以调节供需，平抑粮价，甚至还能获利增加仓本。
社仓不需要强制捐纳，富人可自愿捐赠，或借粮放贷，通过贷放、平籴的方式，能够增加息米，保证长远。
这属于义仓的补充，一般是以一甲或一保结一个社仓。
按现在制度，十户一牌，十牌一甲，十甲一保，标准一甲是百户，一保则是千户。
以保甲为单位结社建仓，能够提高百姓应对饥荒甚至个人贫困的帮助，就算一石米二斗息，也比高利贷要强的多。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朝廷虽有常平仓，地方也有义仓，但保甲乡民结社，除了可以自助防灾，也可以结社合作。如合作用牛，一起耕种播种，或是联合收割等，以互相帮衬，抢夺农时，又或平时合作修渠灌水，丧葬互助等，都是很有帮助的。
我中国以前便有这种立社互助传统，应当发挥。”
朱以海提出应当发扬光大，最好还是一个村分成若干个社，以十户或是几牌为一社，这样社内人员在耕地、收割、打场、脱粒等这些重要的农事环节里就能更好的合作，互帮互助，抢夺农时。也可以共同使用场地，耕牛，一起修建水渠、道路等，在婚丧嫁娶活动中，也可以互相帮助。
合作社可以适当小一些，十家或二三十家结一社，都是一个村里。而社仓可以大些，由几个小社甚至是一甲或一保立一个社仓。
不过这个合作社跟后来中国的合作社与生产队都没关系，现在这社只是有时候互相帮助，而不是搞集体。
这种合作社，本质上是换工、互助，能够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开支。有事情就互相帮助，也不用出钱。
这是邻里守望，是以地缘为基础，以农耕和村落为背景的乡村人际关系，不仅能帮助百姓农耕，提高效率，甚至还能以此凝聚力量，来对抗乡村里的宗族、士绅的欺压。
尤其是比如此时，大战饥荒之后，很多地方缺牛少马，缺少耕具，水利失修等，就算现在朝廷把一些官田低价变卖给他们，可以分期还款，但百姓缺少牛马耕具等，效率不免低下，这时十户二十户百姓结社互助，把牛马、牛马等集合使用。
就好比孤男和寡女搭伙过日子一样，男的可以干粗活，挑水种田，女的可以煮饭洗衣，是劳力优化。
农闲时，还能一起修水渠，修房子，遇到婚丧嫁娶也一起帮忙，也不需要工钱。
有些大姓宗族，他们有自己的族田、义庄，甚至是族学，族仓等可以帮助救助族人，但普通百姓就没有这种待遇，所以组织大家结祖互助，大有必要。
朝廷虽设保甲，但也只是管理，具体的农业生产、生活等互帮，还是得村民自己。
“常平仓、义仓主要是赈济府县城镇的百姓，乡村还是有所不足，所以咱们建社仓，由常平仓拔仓米，官府划官田做为仓本，以此贷米收息，累积仓本，就能保证长久维持下去，不仅能够储米备荒，也能在平时帮助百姓。”
义仓是按田亩强制缴纳一笔义仓粮，然后也是无偿放赈灾民，平时救济孤寡。
社仓又不同，是有偿的一种借贷，虽然借的只是米，但以后发展下去，也有可能变成信用社，大家集资放贷，既能满足一时不备之需，放贷收息还能赢利赚钱。
当然，这玩意管理起来是个问题。
现阶段只是储米贷米给有困难的社民，倒是符合形势需求的。
“咱们白塔村和白塔盘龙皇庄可以立个社仓，二百户村民可以结十或五个合作社，这社仓的仓本，盘龙庄可以出借一笔粮做为仓本，交由社仓理事会管理，优先对咱们本公社的村民贷放。”
仓本朱以海出，这笔粮一半是借给社仓一半是捐赠。
春放秋收，米在青黄不接的春天发给请米的贫民，到秋收后收回。
济贫困，抑兼并，保安稳是搞社仓的出发点，其实对于大户们来说，乡里安稳，他们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也得到保障。
要是遇灾荒饥饿，百姓饿的没办法，这个时候便会吃大户，大家会蜂拥到大户家里要吃的，这种情况根本制止不了，除非实力强劲，有大院或是堡垒，还有护卫刀枪等，这种就是地方土寨坞堡了。
但这种有堡寨的大地主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中小地主是没这个实力的，一旦饥民吃大户，也只能老实的妥协，任由抢掠。
况且，社仓也不要求富户强捐，社仓可以借常平官仓的米出贷，也可以借大户的粮出贷，虽说贷的利不算高，春贷秋收才二分，但保定一方安稳，于他们也大大有利。
站朝廷层面，百姓在急困时能够有这么个渠道救助，就不用变卖田地，甚至典卖妻儿，更不会被逼的铤而走险，既减少动荡，也还能打击豪强地主们趁机放高利贷，甚至是趁机兼并田地。
今年初，朝廷就新开了一家银行，叫常平广惠银行，一听名字就跟北宋王安石他们搞的常平广惠仓有些渊源，这个银行首先是个银行，其次他们有两个特别惠农贷款，叫青苗贷和惠农贷。
百姓要开垦耕田、兴修水渠、买牛买种子等，都可以到这个银行申请贷款，利息很低。是惠农助农的一个好政策，青黄不接的时候，也可以直接在常平仓借贷粮食，收成后再还，利息还低。
北宋青苗贷月利二分，据说还要给官吏人情钱，所以可能达到三分左右月利，达到高利贷的红线，固此在北宋时，其实青苗贷也有很多争议，甚至被指害民。
根据规定，分信用等级，最低须贷一贯以上，五等户最多能贷一贯五，一等户最多贷十五贯。
但实际上，出现了抑配情况，就是不管你需不需要，强行贷款给你，实际就是为了收高利。
虽说隋唐时，官方放贷的公廨钱利息高达月息五分甚至八分，也有强制摊派给富人去放贷的做法，但这确实是害民了。
凭白接个贷款背笔利息，坑爹啊。
北宋搞了一千多万贯本钱放贷，一年利息两百多万贯，到熙年六年时，天下六成的农户都被放了青苗贷，总额两千二百多万本，利息四百多万，强行借钱赚利息，所以司马光盯着这点勐烈抨击王安石。
后来甚至出现形势户和官吏勾结，冒领青苗钱，再转拿来放贷给百姓收高利的情况。
本来是个好政策，百姓苦高利贷久矣，青黄不接的时候，被大户豪强趁机高利贷剥削，确实困苦。
朝廷的这个贷，利息仅豪强放贷的一半，利民。
可朝廷最后摊派给不需要的百姓，这就明显加重百姓负担了。
本来青黄不接的时候，勒勒裤腰带勉强能过去，结果突然砸笔贷款，二分的利息，反而过不下去了。
朱以海的这个常平广惠银行，里面的这个青苗贷和广惠贷，都是惠农低息贷款，年息百分之十，月利不到一分，只有八厘三。最关键的是，没有强制摊派这种怪事。
这个利息不高。
朝廷规定是高利贷月利不过三分，所以许多当铺、钱庄放贷，都是直接三分拉满，年利百分之三十六。许多当铺甚至放的还都是短期贷，实际负担更重。
民间不少偷偷放高利贷的，月利五分、八分普遍现象，折合年利百分之六十和百分之九十六，甚至还要搞点九出十三归这种玩意，还有搞短贷，然后几个月一转票，利滚利的。
一般放贷，京城普遍三分月利，地方两分五。
所以朝廷搞青苗贷、广惠贷这助农贷才月利一分，那是放多少亏多少，朝廷对放贷可是审核非常严格的，必须得防止有非农民套用国家低息助农贷款，甚至套出来再去转放贷牟利。
哪还会强迫摊派。
甚至这个贷既有身份限制，也一样有数额限制的，贷不了太多，也就是救救急。
晚上。
朱以海与两个皇子同睡一榻。
“父皇为何这么关注这些小事，鞑子正要集结关中湖北人马，要在南阳跟我们大战，父皇不是更应当关注这些吗？”
朱以海笑笑，“你们知道何为三农吗？农村农民农业，是为三农也。你们又知道何为战争？”
他自己接话，“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面对着两个年轻的儿子不解的眼神，他缓缓道，“战争其实是政治冲突最极端的表现方式，或者说是结果。
我们要搞清主次，是先有政治冲突，当其它途径没法解决这种冲突时，最后爆发战争，所以战争只是政治的一种延续。
他是表象，而不是本质。
何为本质？本质便是本固邦宁，而民为邦本。对朝廷，对这天下来说，农民都是最薄弱的一环，也是最根本的一环，如果不能处理好三农问题，不能让农民乐业，那就算我们现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击败了鞑子，恢复了两京十三省，但根本不稳，早晚还是要出问题。
也许下一次会再出个张自成，李献忠，又或到时西域的卫拉特的和硕特汗国又或准噶尔趁机打入中原来。
所以对父皇来说，如今的鞑子虽然还占着北京，但实际上他已经不是我们的心腹之患了。我们也许三年，也许五年，早晚能把他们赶出关去，甚至追出关犁庭扫穴。
南阳之战，父皇也并不担忧。
对父皇来说，我们现在已经理顺了军队，恢复了他们的士气，也给他们提供了丰厚的军饷、精良的装备，甚至让他们重新恢复了自信，在战场上我们已经不用太多担忧。
反而是战场之外，才是我们现在要真正面对的困难。
你们这次跟我从登州一路东巡，经过登来青济泰兖，路过这么多府县，也应当看到了不少地方实情。
虽然比几年我初次北伐时好太多了，但百姓们依然生活很困苦。你看今天那位村民，一碗稀粥里撒了点盐，再来点蒸土豆和玉米，他们就非常满足了。
可是他们毫无积蓄，甚至还欠着买地的钱，他们连头牛都没有，用人背犁耕地，他们住的房子也非常简陋，也许一场大雨就会四处漏水。
如果来一场水旱蝗灾，他们可能就得去逃荒，没有半点抵抗承受能力。
我们这一路过来，看着百姓好像还不错，但太脆弱了。
而且就算朝廷在想尽办法给百姓变价卖地给他们，甚至迁走了许多无地的百姓，到其它地方去分田授地，但我们仍要看到，土地仍然大部份集中在少数的地主手里面，佃农、无业的百姓，仍然占据了太多。
其实一个王朝是否兴盛强大，不是看一年税赋多少，也不是看带甲多少万，更不是疆域有多大。
最重要的是要看百姓的负担有多少，尤其是最底层的百姓，看他们是否温饱。假如这些最底层的百姓，这些占据着天下绝大多数的百姓，他们朝不保夕，他们开始逃亡，那么这个王朝，不管外面看着多强大，其实也已经是处于崩溃前兆了。
任何一点意外，比如一场大旱，或是一场大蝗灾引发的饥荒，又或是异族的一次入侵，都可能让他迅速崩溃灭亡。”
秦王朱弘甲听的似懂非懂，“那我们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这些呢？”
“很难，”朱以海叹声气，“不过难也得做，所能做的也就是降低地丁银这样的农业税，想办法增强百姓防灾避险的能力，尽量让百姓能够有些地成为自耕农或半自耕农，还有便是给百姓提供更多的赚钱机会，增加他们的收益，让他们的仓里能够多留些余粮，甚至是鼓励百姓移民去那些地广人少的边地，给他们授分许多属于他们自己的地，
农民就是王朝这艘大船的压舱石。
魏征谏唐太宗时，曾引用荀子·哀公里的话，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朕听说你们现在读书很用功，但要记住，书要读，更要用心领悟，否则读的再多，也没用。”
原先在县乡设有义仓，按亩捐纳义仓粮，每税亩纳两升，义仓实际上已经变成一种强制交纳的义仓税，不过这些义仓粮入仓后，是官督民管，由地方推举德高望重的士绅组成义仓理事会，管理监督。
义仓粮也专用于免费赈济灾民。
现在朱以海倡议各地再建社仓，又或可以叫保甲仓，社仓为百姓结社自助模式，由朝廷从常平仓借米为仓本，也可以由大户出借，或从官田中拔出一部份官田做为仓本，或以田地出租所得租米为本。
社仓的经营方式有两种，都是官督民管。一种就是贷放式，将社仓粮贷给请米的社民，等粮食丰收时再将米连同息米还仓。贷放收息规则是每石米收二斗息，遇粮食歉收年份，息米减半，遇到大灾荒时，免息。
等到仓本充足，也还可以降低利息。
放贷收息的主要目的，还是使社仓增值，同时更新仓米。除贷放式，社仓也还专用一部份仓米，做平籴，夏收后粮价低时买粮入仓，等冬春粮价高时再放米出仓，可以调节供需，平抑粮价，甚至还能获利增加仓本。
社仓不需要强制捐纳，富人可自愿捐赠，或借粮放贷，通过贷放、平籴的方式，能够增加息米，保证长远。
这属于义仓的补充，一般是以一甲或一保结一个社仓。
按现在制度，十户一牌，十牌一甲，十甲一保，标准一甲是百户，一保则是千户。
以保甲为单位结社建仓，能够提高百姓应对饥荒甚至个人贫困的帮助，就算一石米二斗息，也比高利贷要强的多。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朝廷虽有常平仓，地方也有义仓，但保甲乡民结社，除了可以自助防灾，也可以结社合作。如合作用牛，一起耕种播种，或是联合收割等，以互相帮衬，抢夺农时，又或平时合作修渠灌水，丧葬互助等，都是很有帮助的。
我中国以前便有这种立社互助传统，应当发挥。”
朱以海提出应当发扬光大，最好还是一个村分成若干个社，以十户或是几牌为一社，这样社内人员在耕地、收割、打场、脱粒等这些重要的农事环节里就能更好的合作，互帮互助，抢夺农时。也可以共同使用场地，耕牛，一起修建水渠、道路等，在婚丧嫁娶活动中，也可以互相帮助。
合作社可以适当小一些，十家或二三十家结一社，都是一个村里。而社仓可以大些，由几个小社甚至是一甲或一保立一个社仓。
不过这个合作社跟后来中国的合作社与生产队都没关系，现在这社只是有时候互相帮助，而不是搞集体。
这种合作社，本质上是换工、互助，能够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开支。有事情就互相帮助，也不用出钱。
这是邻里守望，是以地缘为基础，以农耕和村落为背景的乡村人际关系，不仅能帮助百姓农耕，提高效率，甚至还能以此凝聚力量，来对抗乡村里的宗族、士绅的欺压。
尤其是比如此时，大战饥荒之后，很多地方缺牛少马，缺少耕具，水利失修等，就算现在朝廷把一些官田低价变卖给他们，可以分期还款，但百姓缺少牛马耕具等，效率不免低下，这时十户二十户百姓结社互助，把牛马、牛马等集合使用。
就好比孤男和寡女搭伙过日子一样，男的可以干粗活，挑水种田，女的可以煮饭洗衣，是劳力优化。
农闲时，还能一起修水渠，修房子，遇到婚丧嫁娶也一起帮忙，也不需要工钱。
有些大姓宗族，他们有自己的族田、义庄，甚至是族学，族仓等可以帮助救助族人，但普通百姓就没有这种待遇，所以组织大家结祖互助，大有必要。
朝廷虽设保甲，但也只是管理，具体的农业生产、生活等互帮，还是得村民自己。
“常平仓、义仓主要是赈济府县城镇的百姓，乡村还是有所不足，所以咱们建社仓，由常平仓拔仓米，官府划官田做为仓本，以此贷米收息，累积仓本，就能保证长久维持下去，不仅能够储米备荒，也能在平时帮助百姓。”
义仓是按田亩强制缴纳一笔义仓粮，然后也是无偿放赈灾民，平时救济孤寡。
社仓又不同，是有偿的一种借贷，虽然借的只是米，但以后发展下去，也有可能变成信用社，大家集资放贷，既能满足一时不备之需，放贷收息还能赢利赚钱。
当然，这玩意管理起来是个问题。
现阶段只是储米贷米给有困难的社民，倒是符合形势需求的。
“咱们白塔村和白塔盘龙皇庄可以立个社仓，二百户村民可以结十或五个合作社，这社仓的仓本，盘龙庄可以出借一笔粮做为仓本，交由社仓理事会管理，优先对咱们本公社的村民贷放。”
仓本朱以海出，这笔粮一半是借给社仓一半是捐赠。
春放秋收，米在青黄不接的春天发给请米的贫民，到秋收后收回。
济贫困，抑兼并，保安稳是搞社仓的出发点，其实对于大户们来说，乡里安稳，他们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也得到保障。
要是遇灾荒饥饿，百姓饿的没办法，这个时候便会吃大户，大家会蜂拥到大户家里要吃的，这种情况根本制止不了，除非实力强劲，有大院或是堡垒，还有护卫刀枪等，这种就是地方土寨坞堡了。
但这种有堡寨的大地主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中小地主是没这个实力的，一旦饥民吃大户，也只能老实的妥协，任由抢掠。
况且，社仓也不要求富户强捐，社仓可以借常平官仓的米出贷，也可以借大户的粮出贷，虽说贷的利不算高，春贷秋收才二分，但保定一方安稳，于他们也大大有利。
站朝廷层面，百姓在急困时能够有这么个渠道救助，就不用变卖田地，甚至典卖妻儿，更不会被逼的铤而走险，既减少动荡，也还能打击豪强地主们趁机放高利贷，甚至是趁机兼并田地。
今年初，朝廷就新开了一家银行，叫常平广惠银行，一听名字就跟北宋王安石他们搞的常平广惠仓有些渊源，这个银行首先是个银行，其次他们有两个特别惠农贷款，叫青苗贷和惠农贷。
百姓要开垦耕田、兴修水渠、买牛买种子等，都可以到这个银行申请贷款，利息很低。是惠农助农的一个好政策，青黄不接的时候，也可以直接在常平仓借贷粮食，收成后再还，利息还低。
北宋青苗贷月利二分，据说还要给官吏人情钱，所以可能达到三分左右月利，达到高利贷的红线，固此在北宋时，其实青苗贷也有很多争议，甚至被指害民。
根据规定，分信用等级，最低须贷一贯以上，五等户最多能贷一贯五，一等户最多贷十五贯。
但实际上，出现了抑配情况，就是不管你需不需要，强行贷款给你，实际就是为了收高利。
虽说隋唐时，官方放贷的公廨钱利息高达月息五分甚至八分，也有强制摊派给富人去放贷的做法，但这确实是害民了。
凭白接个贷款背笔利息，坑爹啊。
北宋搞了一千多万贯本钱放贷，一年利息两百多万贯，到熙年六年时，天下六成的农户都被放了青苗贷，总额两千二百多万本，利息四百多万，强行借钱赚利息，所以司马光盯着这点勐烈抨击王安石。
后来甚至出现形势户和官吏勾结，冒领青苗钱，再转拿来放贷给百姓收高利的情况。
本来是个好政策，百姓苦高利贷久矣，青黄不接的时候，被大户豪强趁机高利贷剥削，确实困苦。
朝廷的这个贷，利息仅豪强放贷的一半，利民。
可朝廷最后摊派给不需要的百姓，这就明显加重百姓负担了。
本来青黄不接的时候，勒勒裤腰带勉强能过去，结果突然砸笔贷款，二分的利息，反而过不下去了。
朱以海的这个常平广惠银行，里面的这个青苗贷和广惠贷，都是惠农低息贷款，年息百分之十，月利不到一分，只有八厘三。最关键的是，没有强制摊派这种怪事。
这个利息不高。
朝廷规定是高利贷月利不过三分，所以许多当铺、钱庄放贷，都是直接三分拉满，年利百分之三十六。许多当铺甚至放的还都是短期贷，实际负担更重。
民间不少偷偷放高利贷的，月利五分、八分普遍现象，折合年利百分之六十和百分之九十六，甚至还要搞点九出十三归这种玩意，还有搞短贷，然后几个月一转票，利滚利的。
一般放贷，京城普遍三分月利，地方两分五。
所以朝廷搞青苗贷、广惠贷这助农贷才月利一分，那是放多少亏多少，朝廷对放贷可是审核非常严格的，必须得防止有非农民套用国家低息助农贷款，甚至套出来再去转放贷牟利。
哪还会强迫摊派。
甚至这个贷既有身份限制，也一样有数额限制的，贷不了太多，也就是救救急。
晚上。
朱以海与两个皇子同睡一榻。
“父皇为何这么关注这些小事，鞑子正要集结关中湖北人马，要在南阳跟我们大战，父皇不是更应当关注这些吗？”
朱以海笑笑，“你们知道何为三农吗？农村农民农业，是为三农也。你们又知道何为战争？”
他自己接话，“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面对着两个年轻的儿子不解的眼神，他缓缓道，“战争其实是政治冲突最极端的表现方式，或者说是结果。
我们要搞清主次，是先有政治冲突，当其它途径没法解决这种冲突时，最后爆发战争，所以战争只是政治的一种延续。
他是表象，而不是本质。
何为本质？本质便是本固邦宁，而民为邦本。对朝廷，对这天下来说，农民都是最薄弱的一环，也是最根本的一环，如果不能处理好三农问题，不能让农民乐业，那就算我们现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击败了鞑子，恢复了两京十三省，但根本不稳，早晚还是要出问题。
也许下一次会再出个张自成，李献忠，又或到时西域的卫拉特的和硕特汗国又或准噶尔趁机打入中原来。
所以对父皇来说，如今的鞑子虽然还占着北京，但实际上他已经不是我们的心腹之患了。我们也许三年，也许五年，早晚能把他们赶出关去，甚至追出关犁庭扫穴。
南阳之战，父皇也并不担忧。
对父皇来说，我们现在已经理顺了军队，恢复了他们的士气，也给他们提供了丰厚的军饷、精良的装备，甚至让他们重新恢复了自信，在战场上我们已经不用太多担忧。
反而是战场之外，才是我们现在要真正面对的困难。
你们这次跟我从登州一路东巡，经过登来青济泰兖，路过这么多府县，也应当看到了不少地方实情。
虽然比几年我初次北伐时好太多了，但百姓们依然生活很困苦。你看今天那位村民，一碗稀粥里撒了点盐，再来点蒸土豆和玉米，他们就非常满足了。
可是他们毫无积蓄，甚至还欠着买地的钱，他们连头牛都没有，用人背犁耕地，他们住的房子也非常简陋，也许一场大雨就会四处漏水。
如果来一场水旱蝗灾，他们可能就得去逃荒，没有半点抵抗承受能力。
我们这一路过来，看着百姓好像还不错，但太脆弱了。
而且就算朝廷在想尽办法给百姓变价卖地给他们，甚至迁走了许多无地的百姓，到其它地方去分田授地，但我们仍要看到，土地仍然大部份集中在少数的地主手里面，佃农、无业的百姓，仍然占据了太多。
其实一个王朝是否兴盛强大，不是看一年税赋多少，也不是看带甲多少万，更不是疆域有多大。
最重要的是要看百姓的负担有多少，尤其是最底层的百姓，看他们是否温饱。假如这些最底层的百姓，这些占据着天下绝大多数的百姓，他们朝不保夕，他们开始逃亡，那么这个王朝，不管外面看着多强大，其实也已经是处于崩溃前兆了。
任何一点意外，比如一场大旱，或是一场大蝗灾引发的饥荒，又或是异族的一次入侵，都可能让他迅速崩溃灭亡。”
秦王朱弘甲听的似懂非懂，“那我们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这些呢？”
“很难，”朱以海叹声气，“不过难也得做，所能做的也就是降低地丁银这样的农业税，想办法增强百姓防灾避险的能力，尽量让百姓能够有些地成为自耕农或半自耕农，还有便是给百姓提供更多的赚钱机会，增加他们的收益，让他们的仓里能够多留些余粮，甚至是鼓励百姓移民去那些地广人少的边地，给他们授分许多属于他们自己的地，
农民就是王朝这艘大船的压舱石。
魏征谏唐太宗时，曾引用荀子·哀公里的话，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朕听说你们现在读书很用功，但要记住，书要读，更要用心领悟，否则读的再多，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