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36
四大集团分割。紧接着，在对为两大集团输送粮食的郑国军队的作战中，赵鞅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动员令：“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与士同）；人臣、隶、圉（犯人），免！”也就是说，参战将士人人都有超越传统的重赏，而奴隶与犯人则一起赦免，跃升为庶民。这是春秋后期，以新法令的优越性激励战心的一次成功范例。
第五战役，公元前453年，知氏集团主政专权，向赵、魏、韩三大集团索取土地，最终导致三大集团联合，一举吞灭了当时势力最大的知氏集团。至此，晋国新兴集团惟余赵魏韩三家。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命赵、魏、韩三大集团为诸侯国。至此，三家分晋的历史过程完成，晋国正式灭亡。这就是说，在大国蜕变的历史过程中，先后产生了四大战国——齐、赵、魏、韩四大战国。
4.楚燕秦阵痛效应：三大国进入战国序列
在大国蜕变的同时，天下所有的诸侯国，包括周王室在内，都发生着剧烈的阵痛。但是，这种主要见诸政治文明的阵痛，却没有如同齐国、晋国一样催生出新的政权主体。这种普遍发生于各个地域政权的社会阵痛，具有另外一种特殊的意义，这就是：对夏商周三代以来传统的社会结构、传统的生存方式的深刻动摇。
春秋末期社会，距离中国文明形态的再次跃升，还有相当长的历史道路。惟其如此，这种普遍阵痛的历史本质，正在于艰难地寻求对旧文明形态进行深刻扬弃的新的历史方式。从核心方面说，可以具体化为这样一个历史症结：国家政权更迭的历史道路，除了“汤武革命”的暴力置换方式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历史方式？而且，这样的历史方式究竟有没有？如果有，究竟是什么？在当时还都是非常模糊的。但是，正是这种寓探索于社会震荡之中的普遍潮流，才使历史的答案一天一天地清晰起来。这就是春秋末期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阵痛的历史意义。具体地展开后入战国序列的另外三个大国——楚、燕、秦的阵痛变化，能够使我们更深刻地感知文明历史的深邃。
（1）主导华夏南部的楚国，经阵痛变化进入战国序列 楚庄王之后的楚国，大国霸业不复存在，政变内乱也时有发生。但是，经过楚庄王时期的严厉整合，老世族守护旧阵地的能力被大大遏制，老世族所繁衍分化出的新的族群人口，也很难滋生出以推行新政为特质的新兴集团。从王族政权与大臣群体的实际力量对比上说，楚国大臣群的土地资源与人口资源，始终难以达到王族直接掌控的土地资源与人口资源的总数量规模。超过王族资源实力规模的可能，则更是渺茫。所以，尽管楚国的政权并不很稳定，国家阵痛时有发生，但是，楚国王室始终保持着对国家的主导权。
楚庄王之后，楚国的社会大震荡主要有六次：
第一次，从公元前584年，也就是从楚共王七年开始，楚国遭受吴国进攻，屡遭败绩，国内发生长期而严重的普遍危机。具体说，吴国的军事压迫，已经成为楚共王、楚康王、楚灵王、楚平王、楚昭王、楚惠王六代百余年最为严重的长期外患。其最为严重的时刻，发生在吴国以伍子胥、孙武为统帅的时期。这一时期，楚国在吴军的强大压力下，于楚昭王时期的公元前504年，被迫迁都，主动避开吴国兵锋。若非越国后来崛起，从背后遏制了吴国，楚国的战争震荡将以何种方式结束，其历史命运又将如何，实在很难预料。
第二次，公元前548年，令尹屈建以大臣蒍掩为司马，推行有限新政。这次新政的具体政策表现是：一方面，在肥沃的良田地域继续保留井田制，给予这些地区巩固井田制的特殊政策，以保证国家战时经济的基本稳定。另一方面，在贫瘠土地与贫穷地区推行私田制，土地权归耕种者，并可以自由买卖，以激发耕种者的生产积极性。这是发生在楚吴对抗时期的一次变革。但是，这次给楚国带来某种希望的新政改革，最终却因为战争的压力，因为老世族的反对，因为新政势力的不够强大，最终收效甚微，很快就结束了。其结果，远未达到齐国田氏与晋国六大臣那样深刻而普遍的社会效应。
第三次，公元前541年，出身王族的执政大臣——令尹熊围，发动政变，以军事突袭的方式，攻杀了刚刚即位三年的新楚王熊郏敖。熊围自立为王，史称楚灵王。这次由王族大臣发动的政变，仅仅改变了楚国的政治权力，并没有给楚国带来新政。这一点，与晋齐两国由新兴集团发动的以推行新政为目标的多次政变，有很大不同。
第四次，公元前529年，楚灵王十二年春，在楚灵王率领楚军攻吴的战役中，楚灵王的三个弟弟在都城联合发动政变，攻杀太子，废黜了楚灵王。之后，政变首领熊弃疾又逼杀另外两公子，自立为王，这就是楚平王。这是又一次王族政变，也没有带来任何新政希望。
第五次，公元前523年，从楚平王即位第五年开始，楚国发生严重的政治内乱。起因是楚国臣民对政事普遍不满，大臣沈伊戍上书批评王室，其主要内容是：“今宫室无量，民人日骇，劳疲死转，忘寝与食。”显然，这是对楚吴对抗时期楚国社会现实的严厉谴责，也是对楚国王室政事的严厉批评。当此之时，楚平王的应对极其恶劣，非但不思悔改，反倒做出了极其荒唐的三件事：一是严重违背礼法，在太子迎娶新婚之妻时大起色心，将太子妻强娶为自己的王妃。二是强力镇压对自己作为不满的伍氏势力，残杀大臣伍奢、伍尚父子，逼得军事干才伍子胥逃亡吴国。三是疏远并防范失去新婚妻子的太子熊建，逼得太子逃亡宋国。楚平王的荒诞生活与白痴政治，导致楚国后患频发，政治格局大乱，军事力量大衰，楚国濒临亡国边缘。楚平王死后不久，伍子胥率领的吴军便攻破楚国都城，对楚平王掘墓鞭尸，使楚国陷入了严重的全面危机。
第六次，公元前479年，楚国爆发“白公之乱”。白公，名胜，史称“白公胜”，原是楚平王时出逃的太子熊建的后裔。后来，白公被楚国令尹子西召回，安置在楚国边境地带的一片小封地上。长期流亡他国，因而熟悉天下变革大势的白公胜，对楚国旧制不满，在自己的封地仿效齐国田氏的新政，对庶民征税实行小斗进，救济民众则大斗出。同时，白公胜搜求贤士，济穷济困，在楚国很得社会声望。势力形成后，白公胜率领封地私兵，参加了对已经衰落的吴国的进攻。战胜吴国之后，白公胜率部发动政变，杀了令尹子西、司马子期，并劫持了已经即位十年的楚惠王。但是，这场政变很快便失败了。楚国老世族集团因维护旧制，进而维护王权，发起了强烈的反击。军事对抗的结果是：白公胜兵败自杀，楚惠王很快又恢复了王权。
白公胜事变，是楚国在整个春秋时代惟一一次由具有新政特质的新势力发动的政治战役。历史的遗憾是，因为缺乏齐国、晋国那样的新兴势力成长的社会土壤，这股新势力缺乏强大的实力根基，最终招致了失败。自白公胜失败之后，楚国的社会土壤一直处于半板结状态。即或在后来的战国时期，楚国都一直未能发生深刻的变法运动。世族分治一直是楚国的文明痼疾，直至楚国灭亡。
白公胜事变之后，楚国的外部大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基本的变化，是楚国的最大对手吴国衰落了。此后不久，吴国又被越国吞灭了。其次是春秋末期的霸主越国，也很快衰落了，对楚国已经不再构成生存威胁。至此，楚国在整个华夏南部，成了惟一的主宰力量。在此大局之下，楚国的权力趋于稳定，开始了对外扩张。此后三年，楚国先后吞灭了陈国、蔡国、杞国。此后，又趁吴国灭亡江淮地带空虚之机大举东进，土地迅速扩展到泗水流域，实力有了很大的恢复，成为了真正的大国。至此，主宰华夏南天的楚国，已经完成了进入新的战国序列的历史条件。
（2）西部秦国的阵痛与变化最小，依靠西部扩张进入战国序列 秦穆公之后的秦国，在相当长的时期保持了相对的政治稳定。大国霸业之后，秦国历经秦康公、秦共公、秦桓公、秦景公、秦哀公、秦惠公、秦悼公、秦厉共公、秦躁公九代百余年，没有发生大的内乱政变，也没有发生普遍性的社会动荡。直至进入战国初期的秦怀公时期，秦国才发生了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政变。其后，秦国接连内乱，一直到秦献公即位后发动的收复失地战争时，才大体稳定下来。从另一个方面说，秦国在春秋中后期一直没有滋生出新兴的集团势力，也没有出现过较大规模的权臣新政。与其他几个大国相比，秦国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风貌。
所以如此，在于秦人族群的特殊历史，形成了具有特殊性的社会结构。这种可以称之为特殊国情的历史因素，其基本面在于人口结构。秦国的人口基础相对单一。具体说，秦人的构成有三部分：一部分，是秦立国初期，收容了周人东迁后遗留在关中的少量人口；一部分，是穆公时期吞灭戎狄12国，并入秦国西部的戎狄人口；第三部分，也是最主要的部分，则是总体上属于秦人族群的诸多分支族群。在这三部分人口中，周人在数量上所占比例极小，不可能形成独立的经济领地，也不可能滋生出新的政治集团。戎狄人口则多集中在陈仓（今日宝鸡）以西，以聚散无定的游牧经济，或半农半牧经济为主要生存方式，无力对秦国腹地发生重大影响。而迁入关中腹地的戎狄人口，只是少部分戎狄领袖层的嫡系族群，其本身动态受到秦国官府某种程度的监控，也不可能滋生出新兴集团。
所以，决定秦国政治格局的，几乎是单一的秦人族群。这种以单一族群为主要人口的大国，在当时，只有秦国。
就人口结构而言，楚国最复杂，秦国最简单。耐人寻味的是，正是这最复杂人口与最简单人口的两个大国，都没有滋生出齐国、晋国那种足以引发蜕变式政权更迭的新兴集团。具体比较，楚国尚有接近于大国蜕变边缘的连续动荡，也曾有过令尹屈建、白公胜历时短暂的新政势力。而秦国，却一直保持着相对保守的稳定与平静，既没有楚国那样内忧外患压力下的剧烈动荡，也没有出现秦人世族阶层分离出的新兴集团的新政阵痛。这一现象，构成了我们审视文明史的另一个视角，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究。
当然，秦国所以如此，一定还有另外的重要原因。譬如，秦人族群的结构特点，秦国的国家性格等。这些，都留待我们在探讨战国时代与秦国大变法时再行深入地探究。这里，我们只需要了解一个基本点：秦人立国始于春秋开端，这个新诸侯国在整个春秋时代的大动荡中，没有发生剧烈的内部变化，没有引领文明潮流，而只是扩张了土地，吸纳了人口，增强了国家实力，定立了国家根基。也就是说，对西部扩张形成的国家实力的增强，是秦国能够进入战国序列的基础。
（3）燕国历经阵痛变化，进入战国序列
整个春秋时代，有一个相对沉寂的大国——燕国。燕国的春秋史极为简单，其在春秋时代的重大作为，可见的史实，仅有如下四则：
其一，燕国曾经在很长时期内，有效抗击了北方诸多胡族的严重侵扰。
其二，燕国是齐国的忠实盟邦，是齐桓公霸业的基本力量之一，对尊王攘夷有重大贡献。
其三，燕国在春秋时期吞灭了蓟国，并将都城迁到了蓟城，国力开始壮大。
其四，在春秋中期，燕庄公曾经有一定程度的新政，但遭到了齐桓公的遏制。
总体上说，春秋时代的天下变化大潮，对燕国没有根本性触动。燕国没有因为新潮流的激荡而发生重大的政治事变，也没有新兴集团的涌现与新政的推行。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两点：一则，燕国地域偏远，受中原文明潮流的影响与冲击较小，社会缺乏晋国、齐国那样广阔深厚的求变土壤。二则，北方诸多游牧族群的劫掠杀戮，对燕国生存压力极大，抵御外患是当时燕国的主要任务，没有生成新兴集团所必要的相对松动的社会条件。
但是，若从国家实力的角度看，燕国在春秋后期的实力，已经有很强的根基了。据《战国策》记载，苏秦第一次游说燕文公，对燕国实力的描述是：“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骑六千匹，粟支十年……此所谓天府也！”
依据史实，战国初期至燕文公之间，燕国并无大的扩张战争。由此可见，燕国实力的增强，主要在于春秋中后期的攘夷战争与吞灭蓟国。至少，苏秦所提到的朝鲜、辽东、林胡、楼烦、云中、九原，这些边地胡族的基本活动区域，在春秋中后期已经都是燕国的有效领土了。在当时，这是相当雄厚的国家根基了。正是在这样的根基上，与秦国一样没有大动荡的燕国，也进入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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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集团分割。紧接着，在对为两大集团输送粮食的郑国军队的作战中，赵鞅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动员令：“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与士同）；人臣、隶、圉（犯人），免！”也就是说，参战将士人人都有超越传统的重赏，而奴隶与犯人则一起赦免，跃升为庶民。这是春秋后期，以新法令的优越性激励战心的一次成功范例。
第五战役，公元前453年，知氏集团主政专权，向赵、魏、韩三大集团索取土地，最终导致三大集团联合，一举吞灭了当时势力最大的知氏集团。至此，晋国新兴集团惟余赵魏韩三家。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命赵、魏、韩三大集团为诸侯国。至此，三家分晋的历史过程完成，晋国正式灭亡。这就是说，在大国蜕变的历史过程中，先后产生了四大战国——齐、赵、魏、韩四大战国。
4.楚燕秦阵痛效应：三大国进入战国序列
在大国蜕变的同时，天下所有的诸侯国，包括周王室在内，都发生着剧烈的阵痛。但是，这种主要见诸政治文明的阵痛，却没有如同齐国、晋国一样催生出新的政权主体。这种普遍发生于各个地域政权的社会阵痛，具有另外一种特殊的意义，这就是：对夏商周三代以来传统的社会结构、传统的生存方式的深刻动摇。
春秋末期社会，距离中国文明形态的再次跃升，还有相当长的历史道路。惟其如此，这种普遍阵痛的历史本质，正在于艰难地寻求对旧文明形态进行深刻扬弃的新的历史方式。从核心方面说，可以具体化为这样一个历史症结：国家政权更迭的历史道路，除了“汤武革命”的暴力置换方式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历史方式？而且，这样的历史方式究竟有没有？如果有，究竟是什么？在当时还都是非常模糊的。但是，正是这种寓探索于社会震荡之中的普遍潮流，才使历史的答案一天一天地清晰起来。这就是春秋末期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阵痛的历史意义。具体地展开后入战国序列的另外三个大国——楚、燕、秦的阵痛变化，能够使我们更深刻地感知文明历史的深邃。
（1）主导华夏南部的楚国，经阵痛变化进入战国序列 楚庄王之后的楚国，大国霸业不复存在，政变内乱也时有发生。但是，经过楚庄王时期的严厉整合，老世族守护旧阵地的能力被大大遏制，老世族所繁衍分化出的新的族群人口，也很难滋生出以推行新政为特质的新兴集团。从王族政权与大臣群体的实际力量对比上说，楚国大臣群的土地资源与人口资源，始终难以达到王族直接掌控的土地资源与人口资源的总数量规模。超过王族资源实力规模的可能，则更是渺茫。所以，尽管楚国的政权并不很稳定，国家阵痛时有发生，但是，楚国王室始终保持着对国家的主导权。
楚庄王之后，楚国的社会大震荡主要有六次：
第一次，从公元前584年，也就是从楚共王七年开始，楚国遭受吴国进攻，屡遭败绩，国内发生长期而严重的普遍危机。具体说，吴国的军事压迫，已经成为楚共王、楚康王、楚灵王、楚平王、楚昭王、楚惠王六代百余年最为严重的长期外患。其最为严重的时刻，发生在吴国以伍子胥、孙武为统帅的时期。这一时期，楚国在吴军的强大压力下，于楚昭王时期的公元前504年，被迫迁都，主动避开吴国兵锋。若非越国后来崛起，从背后遏制了吴国，楚国的战争震荡将以何种方式结束，其历史命运又将如何，实在很难预料。
第二次，公元前548年，令尹屈建以大臣蒍掩为司马，推行有限新政。这次新政的具体政策表现是：一方面，在肥沃的良田地域继续保留井田制，给予这些地区巩固井田制的特殊政策，以保证国家战时经济的基本稳定。另一方面，在贫瘠土地与贫穷地区推行私田制，土地权归耕种者，并可以自由买卖，以激发耕种者的生产积极性。这是发生在楚吴对抗时期的一次变革。但是，这次给楚国带来某种希望的新政改革，最终却因为战争的压力，因为老世族的反对，因为新政势力的不够强大，最终收效甚微，很快就结束了。其结果，远未达到齐国田氏与晋国六大臣那样深刻而普遍的社会效应。
第三次，公元前541年，出身王族的执政大臣——令尹熊围，发动政变，以军事突袭的方式，攻杀了刚刚即位三年的新楚王熊郏敖。熊围自立为王，史称楚灵王。这次由王族大臣发动的政变，仅仅改变了楚国的政治权力，并没有给楚国带来新政。这一点，与晋齐两国由新兴集团发动的以推行新政为目标的多次政变，有很大不同。
第四次，公元前529年，楚灵王十二年春，在楚灵王率领楚军攻吴的战役中，楚灵王的三个弟弟在都城联合发动政变，攻杀太子，废黜了楚灵王。之后，政变首领熊弃疾又逼杀另外两公子，自立为王，这就是楚平王。这是又一次王族政变，也没有带来任何新政希望。
第五次，公元前523年，从楚平王即位第五年开始，楚国发生严重的政治内乱。起因是楚国臣民对政事普遍不满，大臣沈伊戍上书批评王室，其主要内容是：“今宫室无量，民人日骇，劳疲死转，忘寝与食。”显然，这是对楚吴对抗时期楚国社会现实的严厉谴责，也是对楚国王室政事的严厉批评。当此之时，楚平王的应对极其恶劣，非但不思悔改，反倒做出了极其荒唐的三件事：一是严重违背礼法，在太子迎娶新婚之妻时大起色心，将太子妻强娶为自己的王妃。二是强力镇压对自己作为不满的伍氏势力，残杀大臣伍奢、伍尚父子，逼得军事干才伍子胥逃亡吴国。三是疏远并防范失去新婚妻子的太子熊建，逼得太子逃亡宋国。楚平王的荒诞生活与白痴政治，导致楚国后患频发，政治格局大乱，军事力量大衰，楚国濒临亡国边缘。楚平王死后不久，伍子胥率领的吴军便攻破楚国都城，对楚平王掘墓鞭尸，使楚国陷入了严重的全面危机。
第六次，公元前479年，楚国爆发“白公之乱”。白公，名胜，史称“白公胜”，原是楚平王时出逃的太子熊建的后裔。后来，白公被楚国令尹子西召回，安置在楚国边境地带的一片小封地上。长期流亡他国，因而熟悉天下变革大势的白公胜，对楚国旧制不满，在自己的封地仿效齐国田氏的新政，对庶民征税实行小斗进，救济民众则大斗出。同时，白公胜搜求贤士，济穷济困，在楚国很得社会声望。势力形成后，白公胜率领封地私兵，参加了对已经衰落的吴国的进攻。战胜吴国之后，白公胜率部发动政变，杀了令尹子西、司马子期，并劫持了已经即位十年的楚惠王。但是，这场政变很快便失败了。楚国老世族集团因维护旧制，进而维护王权，发起了强烈的反击。军事对抗的结果是：白公胜兵败自杀，楚惠王很快又恢复了王权。
白公胜事变，是楚国在整个春秋时代惟一一次由具有新政特质的新势力发动的政治战役。历史的遗憾是，因为缺乏齐国、晋国那样的新兴势力成长的社会土壤，这股新势力缺乏强大的实力根基，最终招致了失败。自白公胜失败之后，楚国的社会土壤一直处于半板结状态。即或在后来的战国时期，楚国都一直未能发生深刻的变法运动。世族分治一直是楚国的文明痼疾，直至楚国灭亡。
白公胜事变之后，楚国的外部大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基本的变化，是楚国的最大对手吴国衰落了。此后不久，吴国又被越国吞灭了。其次是春秋末期的霸主越国，也很快衰落了，对楚国已经不再构成生存威胁。至此，楚国在整个华夏南部，成了惟一的主宰力量。在此大局之下，楚国的权力趋于稳定，开始了对外扩张。此后三年，楚国先后吞灭了陈国、蔡国、杞国。此后，又趁吴国灭亡江淮地带空虚之机大举东进，土地迅速扩展到泗水流域，实力有了很大的恢复，成为了真正的大国。至此，主宰华夏南天的楚国，已经完成了进入新的战国序列的历史条件。
（2）西部秦国的阵痛与变化最小，依靠西部扩张进入战国序列 秦穆公之后的秦国，在相当长的时期保持了相对的政治稳定。大国霸业之后，秦国历经秦康公、秦共公、秦桓公、秦景公、秦哀公、秦惠公、秦悼公、秦厉共公、秦躁公九代百余年，没有发生大的内乱政变，也没有发生普遍性的社会动荡。直至进入战国初期的秦怀公时期，秦国才发生了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政变。其后，秦国接连内乱，一直到秦献公即位后发动的收复失地战争时，才大体稳定下来。从另一个方面说，秦国在春秋中后期一直没有滋生出新兴的集团势力，也没有出现过较大规模的权臣新政。与其他几个大国相比，秦国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风貌。
所以如此，在于秦人族群的特殊历史，形成了具有特殊性的社会结构。这种可以称之为特殊国情的历史因素，其基本面在于人口结构。秦国的人口基础相对单一。具体说，秦人的构成有三部分：一部分，是秦立国初期，收容了周人东迁后遗留在关中的少量人口；一部分，是穆公时期吞灭戎狄12国，并入秦国西部的戎狄人口；第三部分，也是最主要的部分，则是总体上属于秦人族群的诸多分支族群。在这三部分人口中，周人在数量上所占比例极小，不可能形成独立的经济领地，也不可能滋生出新的政治集团。戎狄人口则多集中在陈仓（今日宝鸡）以西，以聚散无定的游牧经济，或半农半牧经济为主要生存方式，无力对秦国腹地发生重大影响。而迁入关中腹地的戎狄人口，只是少部分戎狄领袖层的嫡系族群，其本身动态受到秦国官府某种程度的监控，也不可能滋生出新兴集团。
所以，决定秦国政治格局的，几乎是单一的秦人族群。这种以单一族群为主要人口的大国，在当时，只有秦国。
就人口结构而言，楚国最复杂，秦国最简单。耐人寻味的是，正是这最复杂人口与最简单人口的两个大国，都没有滋生出齐国、晋国那种足以引发蜕变式政权更迭的新兴集团。具体比较，楚国尚有接近于大国蜕变边缘的连续动荡，也曾有过令尹屈建、白公胜历时短暂的新政势力。而秦国，却一直保持着相对保守的稳定与平静，既没有楚国那样内忧外患压力下的剧烈动荡，也没有出现秦人世族阶层分离出的新兴集团的新政阵痛。这一现象，构成了我们审视文明史的另一个视角，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究。
当然，秦国所以如此，一定还有另外的重要原因。譬如，秦人族群的结构特点，秦国的国家性格等。这些，都留待我们在探讨战国时代与秦国大变法时再行深入地探究。这里，我们只需要了解一个基本点：秦人立国始于春秋开端，这个新诸侯国在整个春秋时代的大动荡中，没有发生剧烈的内部变化，没有引领文明潮流，而只是扩张了土地，吸纳了人口，增强了国家实力，定立了国家根基。也就是说，对西部扩张形成的国家实力的增强，是秦国能够进入战国序列的基础。
（3）燕国历经阵痛变化，进入战国序列
整个春秋时代，有一个相对沉寂的大国——燕国。燕国的春秋史极为简单，其在春秋时代的重大作为，可见的史实，仅有如下四则：
其一，燕国曾经在很长时期内，有效抗击了北方诸多胡族的严重侵扰。
其二，燕国是齐国的忠实盟邦，是齐桓公霸业的基本力量之一，对尊王攘夷有重大贡献。
其三，燕国在春秋时期吞灭了蓟国，并将都城迁到了蓟城，国力开始壮大。
其四，在春秋中期，燕庄公曾经有一定程度的新政，但遭到了齐桓公的遏制。
总体上说，春秋时代的天下变化大潮，对燕国没有根本性触动。燕国没有因为新潮流的激荡而发生重大的政治事变，也没有新兴集团的涌现与新政的推行。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两点：一则，燕国地域偏远，受中原文明潮流的影响与冲击较小，社会缺乏晋国、齐国那样广阔深厚的求变土壤。二则，北方诸多游牧族群的劫掠杀戮，对燕国生存压力极大，抵御外患是当时燕国的主要任务，没有生成新兴集团所必要的相对松动的社会条件。
但是，若从国家实力的角度看，燕国在春秋后期的实力，已经有很强的根基了。据《战国策》记载，苏秦第一次游说燕文公，对燕国实力的描述是：“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骑六千匹，粟支十年……此所谓天府也！”
依据史实，战国初期至燕文公之间，燕国并无大的扩张战争。由此可见，燕国实力的增强，主要在于春秋中后期的攘夷战争与吞灭蓟国。至少，苏秦所提到的朝鲜、辽东、林胡、楼烦、云中、九原，这些边地胡族的基本活动区域，在春秋中后期已经都是燕国的有效领土了。在当时，这是相当雄厚的国家根基了。正是在这样的根基上，与秦国一样没有大动荡的燕国，也进入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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