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38
评价。子产一生，既赢得了庶民阶层的赞誉，也赢得了贵族阶层的赞誉，同时还赢得了保守主义思想家的赞誉。晋国贵族名臣叔向的态度最典型，一方面高度赞誉子产是“博物君子”，一方面又激烈反对子产公开法律。主张回复井田制的孔子，则高度赞扬说：“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子产死后，孔子为之哭泣感慨，“古之遗爱也！”——子产执政，是古风仁爱的遗存。后世的司马迁，也在《史记·郑世家》中高度赞誉说，“子产者，为人仁爱人，事君忠厚。”在春秋战国五百余年的所有改革家中，获得如此普遍赞誉的，只有子产一人。
旧贵族与保守主义思想家，对子产的拥戴与赞誉，说明子产的新政是浅层的，是既维护旧贵族利益的根基所在，同时又有限承认新势力需求的一种社会整合政策。在一定时间内，这种新政使社会获得了安定与秩序。但是，距离真正解决根本性的社会利益冲突，还有很远的路程。这样的国家，在即将到来的战国社会新文明风暴中，是很难站稳脚跟的。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必须明白：任何时代的文明脚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逐步前进的。子产新政虽不彻底，但却点燃了未来变法的希望，具有铺垫文明阶梯的历史意义，具有建立新国家根基的历史意义。这一点，正是文明历史在转型时代的复合性。站在高端文明的视野，我们必须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6.鲁国：中小诸侯国的阵痛效应二
在春秋时代的动荡变革大潮中，鲁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辐射源与阵痛点。
在西周建立的诸侯体系中，鲁国是轴心框架的四大支柱之一。这四大支柱的最初排列次序是：鲁国第一，齐国第二，晋国第三，燕国第四。这四大支柱所处的地域，也恰到好处地扼守在当时华夏文明圈的要害：鲁国控制中原腹地，齐国镇守东部海滨，晋国控制中央高原，燕国镇抚北部诸胡。在这四大支柱构成的轴心框架中，西周王室则居关中、辖洛阳，以广阔雄厚的王畿力量统御天下。历史地看，在长江流域尚未充分开发、楚国又尚未进入西周核心诸侯圈的西周时期，周人设计的这一四大支柱框架，确实构成了大局稳定的轴心体系。
当然，鲁国的地位之所以重要，更在于它是以周公为始封君主的最重要诸侯国。对于西周文明的创建与稳定，周公的作用与意义，无论怎么肯定都不过分。这里需要清楚的是，周公之后的鲁国是否真正起到了四大支柱的作用？也就是说，春秋之前的鲁国，对于西周文明的发展与稳定，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弄清这一问题，对于我们理解春秋时代的鲁国动荡及其变革，具有基础的意义。
公元前1042年至公元前1021年之间，周公死了。因为周公的特殊功绩与特殊死因，鲁国获得了惊人的荣耀与权力。最为显赫的是，鲁国拥有了使用“天子礼乐”的巨大权力。在当时，天子礼乐的核心点，是直接以周文王为祖先，建立宗庙供奉，并定期举行祭祀的权力。按照周礼，即或是王族诸侯，也不能直接以周文王为祭祀祖先，此所谓“诸侯不得祖天子”。所以，鲁国在周公死后得到的这一天子礼乐权力，实在是当时天下诸侯中的惟一光环。可是，自实际的第一任君主伯禽死后，西周时期的鲁国便在巨大的光环下沉沦了。
第四任君主鲁幽公十四年，鲁国发生第一次政变，幽公弟弟弑君自立，破坏立嫡制度。
第六任君主鲁厉公三十七年死，鲁国再次破坏立嫡制度，贵族拥立鲁厉公弟弟即位。
第八任君主鲁真公三十年，鲁国贵族第三次破坏立嫡制度，拥立真公弟弟即位。
第九任君主鲁武公九年，当时的天子周宣王再次破坏宗法制的立嫡立长制度，以王命形式册立鲁武公最小的儿子“戏”为鲁国太子。这件事，遭到了周室大臣樊仲山父的强烈反对。他发出的警告是：“废长立少，不顺。……天子建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鲁从之，诸侯效之，王命将有所壅。若弗从而诛之，是自诛王命也！”
第十任君主鲁懿公即位九年，鲁国发生大动荡。事件的过程是：那位被周宣王册立的太子即位，是为鲁懿公。他即位九年，便被其兄长的儿子伯御发动政变杀死，伯御被鲁国贵族拥立为君主。周宣王发怒，发兵讨伐鲁国，诛杀了伯御，重新确立了鲁懿公的弟弟，这就是鲁孝公。史料的记载是：“自是后，诸侯多畔（叛）王命。”
第十二任君主鲁孝公二十五年，镐京事变爆发，西周宣告灭亡。
检索西周时期的鲁国大事记，可以看出：在整个西周时期，鲁国的作用与地位每况愈下，非但没有在西周王室多次讨伐戎夷的战争中做出重大贡献，也未见在王室政治事变中有任何重大作为。尤其是在镐京事变爆发后，鲁国的作为始终乏力——既未发兵勤王，又不能在护送周平王东迁中全力以赴。
与此相反的是，鲁国作为创建西周礼制的周公后裔，连篇累牍地破坏宗法制，侵蚀西周政治根基。最后，竟至于与周天子联手发昏，对诸侯体系产生了极为严重的连锁破坏效应。凡此等等，都意味着一个事实：西周时期的鲁国，已经逐渐沦落为一个迂腐沉闷的超级诸侯，空有其名，未见其实。
（1）西周初期周公对鲁齐两国的政治预言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当年初封诸侯，各国君立即赴任。鲁国是周公长子伯禽代理就任。不到半年，齐国君主姜尚回镐京向周公述职。周公很是惊讶，以为东夷作乱了。太公却说：“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此后过去三年，鲁国君主伯禽才回镐京述职。周公问其为何如此迟缓。伯禽回答的大意是，儿臣入国，变其俗，革其礼，梳理政事。丧三年，然后除之，再施行大周新政，是故迟缓。周公不禁长叹：“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伯禽大为不解。周公回答的大意是，为政治国，贵在简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简政，平易近民，民必归之；礼治繁冗，民必远之也！这是周公关于政治简繁的一段著名的历史言论。
周公、伯禽之后的鲁国，已经丧失了承担大国责任的清醒意识，已经堕入了陈腐偏狭的内部争斗漩涡，沦为了一个随波逐流的地域诸侯国。其间根源，是多方面的。但是，上面的故事，至少也使我们觉察到了鲁国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伯禽当政，其开局作为很是隆重，也很是繁冗。
首先，伯禽就任伊始，立即着手制定了详尽的新礼法，对殷商时期的旧俗旧政进行了彻底翻新。其次，举行了一场为期三年的埋葬殷商旧政的政治丧礼，这便是“丧三年，然后除之”的真正意义。之后，才开始推行新政。再之后，才来进京述职。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伯禽将这三年调整期宣示为“丧礼”，实际是埋葬旧政的意思，而不是因为某人的丧礼使他这个国君服丧三年而延迟了政事节奏。
从后来的实际作为看，伯禽的确是一个很看重权力程式，很看重威仪宣示的国君。在起兵响应周公东征时，在鲁国都城郊野的肸地，伯禽举行了盛大的出师典礼，并仿照夏启、商汤、周武等圣王天子的格局，发表了阵前演说，被称为“肸誓”。在西周所有诸侯国的历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做派。此时，周公尚未死去，周天子还没有明确授予鲁国“天子礼乐”的大权。伯禽所以能如此，所以敢如此，足以证明他是一个非常强势，又非常看重威仪的君主。伯禽的开局作为，奠基了鲁国的政治传统。
与姜太公在齐国的开局作为相比，两者显然奉行了不同的治国理念。姜尚是“简其礼，从其俗”。所谓“简其礼”，实际意义便是取缔与周人价值观相冲突的旧制度，只保留与周人价值观相一致的制度；所谓“从其俗”，便是不触动封地原住民的习俗，使民众依然生活在熟悉的社会氛围里。伯禽的做法，则是“变其俗，革其礼”。其实际意义，便是重新规定社会习俗，彻底废除旧时制度，重新在鲁国建立完全符合周人价值观的礼治文明。
从根本上说，这无疑是符合周公理念的。但是，周公却对伯禽表示了否定，对太公表示了肯定。为什么？根本原因，在于伯禽缺乏严酷的政治磨炼，虽然强势，却有相对迂腐的一面。具体说，伯禽不理解治理天下与治理地方之间的差别：统率天下诸侯并创建天下文明体系，必须建立一整套严格的礼仪制度；但是，治理一方民众，却必须简便易行。以治理天下诸侯群之法去治理一方民众，事实上是不得要领的。据此进行预测，周公发出的鲁国未来不如齐国强盛的感叹，几乎是必然的。伯禽在鲁国播种的政治文明，不是实用精神，而是刻板的礼治秩序。这种趋于消极保守的守成传统，一直左右着鲁国的历史。
（2）春秋时代鲁国的阵痛与动荡
伯禽在鲁国开创的礼治，与整个礼治体系一样，很快就千疮百孔了。
进入春秋之世，除了鲁庄公时期短暂的小霸一时，在其余大部分时段，鲁国都陷在乱象之中不能自拔。令人深思的是，鲁国的社会震荡很激烈，其声势规模与频繁程度，甚至超过了齐国与晋国。但是，鲁国却始终没能滋生出齐国田氏、晋国六卿那样的新政集团，没能在变革潮流中获得新生。与同样是嫡系王族诸侯的燕国相比，鲁国在春秋时期的辐射力远远超过燕国。但是，从整体新生的意义上看，鲁国却未能进入战国序列，且越来越趋于弱小保守，远远不如战国时期的燕国。
让我们来看看鲁国在春秋时期的激烈动荡吧。
鲁国上层的分化，最早开始于春秋初期的鲁桓公末期与鲁庄公初期。公元前694年，鲁桓公死了，其子即位，是为鲁庄公。其时，鲁庄公有三个弟弟——庆父、叔牙、季友。在鲁庄公在位的32年间，这三位公室人物的族群都成长为实力雄厚的公族集团了。因为这公室三族都是鲁桓公的子孙，故此，后来被称为“三桓”。这时，一个偶然的因素，引发了鲁国的政治动荡。
鲁庄公虽是一个强势君主，但其正妻却没有生下嫡系继承人。是故，鲁庄公将死之时，确立继承人就成了鲁国公室的核心难题。依鲁庄公个人之意，是想立一个爱妾的儿子“斑”继承国君，但却顾忌三个弟弟反对。于是，鲁庄公先行对各方势力进行了试探。结果是：叔牙主张立鲁庄公的大弟弟、自己的亲哥哥庆父继承国君；季友附和鲁庄公，坚定地主张立庄公爱妾的儿子斑；庆父始终沉默，没有表态。当此之时，鲁庄公选择的处置方法是：与季友合谋，逼杀了叔牙，将善后政事权交给了季友。此后，鲁庄公很快便死了。季友拥立了鲁庄公爱妾之子斑继承君位，但却使其在另外一个城邑即位，暂时没有回到都城。
这时，最有实力的庆父发动了政变，攻杀了新君斑，拥立了鲁庄公的另一个庶出公子姬开为国君，是为鲁湣公。这里的重要背景是：鲁湣公姬开是鲁庄公的美妾哀姜所生，而哀姜则与庆父有长期私通的秘密关系。庆父所以发动政变，拥立姬开，其与哀姜的关系是直接原因。自此，鲁国开始了著名的庆父之乱。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此之谓也。
其后大动乱的主要脉络是：鲁湣公第二年，庆父与已经成为太后的哀姜继续私通，且更为笃厚，终于结为政治同盟，图谋杀死鲁湣公，由庆父自己做君主。为实现其野心，庆父先行派人谋杀了鲁湣公的儿子，以示斩草除根。当时，逃亡于陈国的季友集团闻讯，立即联络鲁湣公势力，秘密发动鲁国公族捕拿庆父。庆父觉察到危险，与哀姜分头逃亡了。庆父逃亡到了齐国莒城，哀姜逃亡到邾国。季友集团闻讯，立即回到鲁国，拥立鲁庄公的另一个小儿子即位，是为鲁僖公。此后，季友集团又重礼收买齐国，押回了庆父，逼其自杀。当时的齐国是齐桓公在位，齐桓公利用霸主威力，从邾国解回了逃亡的哀姜，并立即将其杀死，并将哀姜尸体送回鲁国。鲁国公室举行了盛大仪式，割碎了哀姜的尸体，以表示惩戒。
这场大动乱结束后，鲁僖公为安定鲁国，对“三桓”势力作出了善后安置：封汶阳、费邑两地给季友集团，是为季孙氏；确定公孙敖为庆父之后，封于郕地，是为孟孙氏；确定叔牙的第三个儿子为叔牙继承人，封于郕地，是为叔孙氏。自此，“三桓”成为鲁国三股具有深厚根基的政治势力。三桓势力的壮大，是鲁国新兴势力滋生、成长与社会动荡的开端。
鲁国新政势力的滋生，应该从季孙氏的季文子当政开始。公元前591年，鲁宣公死了。当政的季文子集团，成功驱逐了掌握军权的政敌东门氏集团，独揽了军政大权。季文子当政初期，鲁国虽未明确宣布实行新政，但是其实际的政策方向，却向着有利于私田的方向发展。季文子不限制私田的扩张，也不保护由公室直辖的井田制公田。数年之间，由于公室的井田收获物不断减少，季文子便以鲁宣公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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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子产一生，既赢得了庶民阶层的赞誉，也赢得了贵族阶层的赞誉，同时还赢得了保守主义思想家的赞誉。晋国贵族名臣叔向的态度最典型，一方面高度赞誉子产是“博物君子”，一方面又激烈反对子产公开法律。主张回复井田制的孔子，则高度赞扬说：“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子产死后，孔子为之哭泣感慨，“古之遗爱也！”——子产执政，是古风仁爱的遗存。后世的司马迁，也在《史记·郑世家》中高度赞誉说，“子产者，为人仁爱人，事君忠厚。”在春秋战国五百余年的所有改革家中，获得如此普遍赞誉的，只有子产一人。
旧贵族与保守主义思想家，对子产的拥戴与赞誉，说明子产的新政是浅层的，是既维护旧贵族利益的根基所在，同时又有限承认新势力需求的一种社会整合政策。在一定时间内，这种新政使社会获得了安定与秩序。但是，距离真正解决根本性的社会利益冲突，还有很远的路程。这样的国家，在即将到来的战国社会新文明风暴中，是很难站稳脚跟的。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必须明白：任何时代的文明脚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逐步前进的。子产新政虽不彻底，但却点燃了未来变法的希望，具有铺垫文明阶梯的历史意义，具有建立新国家根基的历史意义。这一点，正是文明历史在转型时代的复合性。站在高端文明的视野，我们必须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6.鲁国：中小诸侯国的阵痛效应二
在春秋时代的动荡变革大潮中，鲁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辐射源与阵痛点。
在西周建立的诸侯体系中，鲁国是轴心框架的四大支柱之一。这四大支柱的最初排列次序是：鲁国第一，齐国第二，晋国第三，燕国第四。这四大支柱所处的地域，也恰到好处地扼守在当时华夏文明圈的要害：鲁国控制中原腹地，齐国镇守东部海滨，晋国控制中央高原，燕国镇抚北部诸胡。在这四大支柱构成的轴心框架中，西周王室则居关中、辖洛阳，以广阔雄厚的王畿力量统御天下。历史地看，在长江流域尚未充分开发、楚国又尚未进入西周核心诸侯圈的西周时期，周人设计的这一四大支柱框架，确实构成了大局稳定的轴心体系。
当然，鲁国的地位之所以重要，更在于它是以周公为始封君主的最重要诸侯国。对于西周文明的创建与稳定，周公的作用与意义，无论怎么肯定都不过分。这里需要清楚的是，周公之后的鲁国是否真正起到了四大支柱的作用？也就是说，春秋之前的鲁国，对于西周文明的发展与稳定，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弄清这一问题，对于我们理解春秋时代的鲁国动荡及其变革，具有基础的意义。
公元前1042年至公元前1021年之间，周公死了。因为周公的特殊功绩与特殊死因，鲁国获得了惊人的荣耀与权力。最为显赫的是，鲁国拥有了使用“天子礼乐”的巨大权力。在当时，天子礼乐的核心点，是直接以周文王为祖先，建立宗庙供奉，并定期举行祭祀的权力。按照周礼，即或是王族诸侯，也不能直接以周文王为祭祀祖先，此所谓“诸侯不得祖天子”。所以，鲁国在周公死后得到的这一天子礼乐权力，实在是当时天下诸侯中的惟一光环。可是，自实际的第一任君主伯禽死后，西周时期的鲁国便在巨大的光环下沉沦了。
第四任君主鲁幽公十四年，鲁国发生第一次政变，幽公弟弟弑君自立，破坏立嫡制度。
第六任君主鲁厉公三十七年死，鲁国再次破坏立嫡制度，贵族拥立鲁厉公弟弟即位。
第八任君主鲁真公三十年，鲁国贵族第三次破坏立嫡制度，拥立真公弟弟即位。
第九任君主鲁武公九年，当时的天子周宣王再次破坏宗法制的立嫡立长制度，以王命形式册立鲁武公最小的儿子“戏”为鲁国太子。这件事，遭到了周室大臣樊仲山父的强烈反对。他发出的警告是：“废长立少，不顺。……天子建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鲁从之，诸侯效之，王命将有所壅。若弗从而诛之，是自诛王命也！”
第十任君主鲁懿公即位九年，鲁国发生大动荡。事件的过程是：那位被周宣王册立的太子即位，是为鲁懿公。他即位九年，便被其兄长的儿子伯御发动政变杀死，伯御被鲁国贵族拥立为君主。周宣王发怒，发兵讨伐鲁国，诛杀了伯御，重新确立了鲁懿公的弟弟，这就是鲁孝公。史料的记载是：“自是后，诸侯多畔（叛）王命。”
第十二任君主鲁孝公二十五年，镐京事变爆发，西周宣告灭亡。
检索西周时期的鲁国大事记，可以看出：在整个西周时期，鲁国的作用与地位每况愈下，非但没有在西周王室多次讨伐戎夷的战争中做出重大贡献，也未见在王室政治事变中有任何重大作为。尤其是在镐京事变爆发后，鲁国的作为始终乏力——既未发兵勤王，又不能在护送周平王东迁中全力以赴。
与此相反的是，鲁国作为创建西周礼制的周公后裔，连篇累牍地破坏宗法制，侵蚀西周政治根基。最后，竟至于与周天子联手发昏，对诸侯体系产生了极为严重的连锁破坏效应。凡此等等，都意味着一个事实：西周时期的鲁国，已经逐渐沦落为一个迂腐沉闷的超级诸侯，空有其名，未见其实。
（1）西周初期周公对鲁齐两国的政治预言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当年初封诸侯，各国君立即赴任。鲁国是周公长子伯禽代理就任。不到半年，齐国君主姜尚回镐京向周公述职。周公很是惊讶，以为东夷作乱了。太公却说：“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此后过去三年，鲁国君主伯禽才回镐京述职。周公问其为何如此迟缓。伯禽回答的大意是，儿臣入国，变其俗，革其礼，梳理政事。丧三年，然后除之，再施行大周新政，是故迟缓。周公不禁长叹：“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伯禽大为不解。周公回答的大意是，为政治国，贵在简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简政，平易近民，民必归之；礼治繁冗，民必远之也！这是周公关于政治简繁的一段著名的历史言论。
周公、伯禽之后的鲁国，已经丧失了承担大国责任的清醒意识，已经堕入了陈腐偏狭的内部争斗漩涡，沦为了一个随波逐流的地域诸侯国。其间根源，是多方面的。但是，上面的故事，至少也使我们觉察到了鲁国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伯禽当政，其开局作为很是隆重，也很是繁冗。
首先，伯禽就任伊始，立即着手制定了详尽的新礼法，对殷商时期的旧俗旧政进行了彻底翻新。其次，举行了一场为期三年的埋葬殷商旧政的政治丧礼，这便是“丧三年，然后除之”的真正意义。之后，才开始推行新政。再之后，才来进京述职。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伯禽将这三年调整期宣示为“丧礼”，实际是埋葬旧政的意思，而不是因为某人的丧礼使他这个国君服丧三年而延迟了政事节奏。
从后来的实际作为看，伯禽的确是一个很看重权力程式，很看重威仪宣示的国君。在起兵响应周公东征时，在鲁国都城郊野的肸地，伯禽举行了盛大的出师典礼，并仿照夏启、商汤、周武等圣王天子的格局，发表了阵前演说，被称为“肸誓”。在西周所有诸侯国的历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做派。此时，周公尚未死去，周天子还没有明确授予鲁国“天子礼乐”的大权。伯禽所以能如此，所以敢如此，足以证明他是一个非常强势，又非常看重威仪的君主。伯禽的开局作为，奠基了鲁国的政治传统。
与姜太公在齐国的开局作为相比，两者显然奉行了不同的治国理念。姜尚是“简其礼，从其俗”。所谓“简其礼”，实际意义便是取缔与周人价值观相冲突的旧制度，只保留与周人价值观相一致的制度；所谓“从其俗”，便是不触动封地原住民的习俗，使民众依然生活在熟悉的社会氛围里。伯禽的做法，则是“变其俗，革其礼”。其实际意义，便是重新规定社会习俗，彻底废除旧时制度，重新在鲁国建立完全符合周人价值观的礼治文明。
从根本上说，这无疑是符合周公理念的。但是，周公却对伯禽表示了否定，对太公表示了肯定。为什么？根本原因，在于伯禽缺乏严酷的政治磨炼，虽然强势，却有相对迂腐的一面。具体说，伯禽不理解治理天下与治理地方之间的差别：统率天下诸侯并创建天下文明体系，必须建立一整套严格的礼仪制度；但是，治理一方民众，却必须简便易行。以治理天下诸侯群之法去治理一方民众，事实上是不得要领的。据此进行预测，周公发出的鲁国未来不如齐国强盛的感叹，几乎是必然的。伯禽在鲁国播种的政治文明，不是实用精神，而是刻板的礼治秩序。这种趋于消极保守的守成传统，一直左右着鲁国的历史。
（2）春秋时代鲁国的阵痛与动荡
伯禽在鲁国开创的礼治，与整个礼治体系一样，很快就千疮百孔了。
进入春秋之世，除了鲁庄公时期短暂的小霸一时，在其余大部分时段，鲁国都陷在乱象之中不能自拔。令人深思的是，鲁国的社会震荡很激烈，其声势规模与频繁程度，甚至超过了齐国与晋国。但是，鲁国却始终没能滋生出齐国田氏、晋国六卿那样的新政集团，没能在变革潮流中获得新生。与同样是嫡系王族诸侯的燕国相比，鲁国在春秋时期的辐射力远远超过燕国。但是，从整体新生的意义上看，鲁国却未能进入战国序列，且越来越趋于弱小保守，远远不如战国时期的燕国。
让我们来看看鲁国在春秋时期的激烈动荡吧。
鲁国上层的分化，最早开始于春秋初期的鲁桓公末期与鲁庄公初期。公元前694年，鲁桓公死了，其子即位，是为鲁庄公。其时，鲁庄公有三个弟弟——庆父、叔牙、季友。在鲁庄公在位的32年间，这三位公室人物的族群都成长为实力雄厚的公族集团了。因为这公室三族都是鲁桓公的子孙，故此，后来被称为“三桓”。这时，一个偶然的因素，引发了鲁国的政治动荡。
鲁庄公虽是一个强势君主，但其正妻却没有生下嫡系继承人。是故，鲁庄公将死之时，确立继承人就成了鲁国公室的核心难题。依鲁庄公个人之意，是想立一个爱妾的儿子“斑”继承国君，但却顾忌三个弟弟反对。于是，鲁庄公先行对各方势力进行了试探。结果是：叔牙主张立鲁庄公的大弟弟、自己的亲哥哥庆父继承国君；季友附和鲁庄公，坚定地主张立庄公爱妾的儿子斑；庆父始终沉默，没有表态。当此之时，鲁庄公选择的处置方法是：与季友合谋，逼杀了叔牙，将善后政事权交给了季友。此后，鲁庄公很快便死了。季友拥立了鲁庄公爱妾之子斑继承君位，但却使其在另外一个城邑即位，暂时没有回到都城。
这时，最有实力的庆父发动了政变，攻杀了新君斑，拥立了鲁庄公的另一个庶出公子姬开为国君，是为鲁湣公。这里的重要背景是：鲁湣公姬开是鲁庄公的美妾哀姜所生，而哀姜则与庆父有长期私通的秘密关系。庆父所以发动政变，拥立姬开，其与哀姜的关系是直接原因。自此，鲁国开始了著名的庆父之乱。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此之谓也。
其后大动乱的主要脉络是：鲁湣公第二年，庆父与已经成为太后的哀姜继续私通，且更为笃厚，终于结为政治同盟，图谋杀死鲁湣公，由庆父自己做君主。为实现其野心，庆父先行派人谋杀了鲁湣公的儿子，以示斩草除根。当时，逃亡于陈国的季友集团闻讯，立即联络鲁湣公势力，秘密发动鲁国公族捕拿庆父。庆父觉察到危险，与哀姜分头逃亡了。庆父逃亡到了齐国莒城，哀姜逃亡到邾国。季友集团闻讯，立即回到鲁国，拥立鲁庄公的另一个小儿子即位，是为鲁僖公。此后，季友集团又重礼收买齐国，押回了庆父，逼其自杀。当时的齐国是齐桓公在位，齐桓公利用霸主威力，从邾国解回了逃亡的哀姜，并立即将其杀死，并将哀姜尸体送回鲁国。鲁国公室举行了盛大仪式，割碎了哀姜的尸体，以表示惩戒。
这场大动乱结束后，鲁僖公为安定鲁国，对“三桓”势力作出了善后安置：封汶阳、费邑两地给季友集团，是为季孙氏；确定公孙敖为庆父之后，封于郕地，是为孟孙氏；确定叔牙的第三个儿子为叔牙继承人，封于郕地，是为叔孙氏。自此，“三桓”成为鲁国三股具有深厚根基的政治势力。三桓势力的壮大，是鲁国新兴势力滋生、成长与社会动荡的开端。
鲁国新政势力的滋生，应该从季孙氏的季文子当政开始。公元前591年，鲁宣公死了。当政的季文子集团，成功驱逐了掌握军权的政敌东门氏集团，独揽了军政大权。季文子当政初期，鲁国虽未明确宣布实行新政，但是其实际的政策方向，却向着有利于私田的方向发展。季文子不限制私田的扩张，也不保护由公室直辖的井田制公田。数年之间，由于公室的井田收获物不断减少，季文子便以鲁宣公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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