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拖着双脊，走上了去公社之路。
我背着一个包袱，包袱里包着一个玉米面饼子，一棵大葱，一块黑酱。这是因为我要出门，家里对我的奖赏。如果不出门，我的主食是发霉的地瓜干子。杜大爷背着一个黄帆布书包，书包上绣着红字，这是很洋气的东西，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知识青年才能背这种书包。我做梦都想有这样一个书包，但我弄不到。杜大爷很牛气地背着一个只有知识青年才有的书包拉着牛缰绳走在牛前头，书包让他生气勃勃。我背着古旧的包袱，拿着一把破扇子跟在牛后头。我用破扇子不停地轰着双脊蛋皮上的苍蝇。我扇一下子苍蝇们就嗡地飞起来，苍蝇飞起来时我看到双脊那可怜的蛋皮像一团凉粉的形态、像一团凉粉的颜色。我刚一停手苍蝇们就落回去，苍蝇落回去我就只能看到苍蝇。我们出了村，过了桥，上了通往公社的那条沙石路。夸张点说我们走得还不如蛆爬得快。不是我们走不快，是双脊走不快。双脊连站立都很困难，但我们要它走，它就走。它已经连续三天没捞到趴下歇歇了，我猜想它的脑子已经昏昏沉沉。如果是人，早就活活累死了，累不死也就困死了。想想做头牛真它妈的不容易。如果我是双脊，就索性趴下死了算了。但双脊不是我。我和杜大爷一个在前拉着，一个在后催着，让它走，逼它走，它就走，一步，一步，一步更比一步难。
太阳正响时我们走到了甜水井。甜水井离我们村六里地。杜大爷说：“罗汉，咱爷们儿走的还不算慢，按这个走法，半夜十二点时，也许就到兽医站了。”
我说：“还要怎么慢？我去公社看电影，20分钟就能跑到。”
杜大爷说：“已经够快了，不要不知足。歇歇，吃点东西。”
我们把双脊拴在井边的大柳树上。我解开了包袱，杜大爷解开了书包。杜大爷从书包里摸出了一块玉米面饼子，我从包袱里也摸出了一块玉米面饼子。我摸出了一根大葱，他也摸出了一根大葱。我摸出黑酱他也摸出黑酱。我们两个的饭一模一样。吃了饭，杜大爷从书包里摸出了一个玻璃瓶子。玻璃瓶颈上拴着一根绳。他把绳抖开，将瓶子放到井里，悠一悠，荡一荡，猛一松手，瓶子一头扎到水里，咕咕嘟嘟一阵响，灌满了水就不响了。杜大爷把灌满水的瓶子提上来。我说：“杜大爷，您真是有计划性。”
杜大爷说：“让我当生产队长，肯定比麻子强得多。”
我说：“当生产队长屈了您的才，您应该当公社书记！”
杜大爷说：“可不敢胡说！公社书记个个顶着天上的星宿，那不是凡人。”
我说：“大爷，您说，我要有个爹当公社书记，我会怎么样？”
“就你这模样还想有个当公社书记的爹？”杜大爷把瓶子递给我，说“行了，爷们儿，别做梦了，喝点凉水吧，喝了凉水好赶路。”
我喝了一瓶凉水，肚子咕咕地响。
杜大爷又提上一瓶水，将瓶口插到牛嘴里。水顺着牛的嘴角流了出来。
“无论如何我们要让它喝点水，”杜大爷说“否则它病不死也要渴死。”
杜大爷又从井里提上一瓶水，他让我把双脊的头抬起来，让它的嘴巴向着天，然后他把瓶子插到牛嘴里。这一次我听到了水从双脊的咽喉流到胃里去的声音。杜大爷兴奋地说：“好极了，我们终于让它喝了水，喝了水它就死不了了。”
我们离开柳荫，重返沙石路。初夏的正午阳光其实已经十分暴烈，沙石路面放射着红褐色的刺眼光芒。我建议歇一歇，等太阳落落再走。杜大爷说多歇无多力。而且他还说阳光消毒杀菌，而且他还说其实双脊冻得要命，你难道没看到它浑身上下都在打哆嗦吗？我相信杜大爷的生活经验比我要丰富得多，所以我就不跟他争辩。我更希望能早些到了公社兽医站，让双脊的病及时得到治疗，我其实是个善良的孩子。
我从路边拔了一把野草，编成一个草圈戴在头上。我看到杜大爷的秃头上汪着一层汗水，便把头上的草圈摘下来扔给他。杜大爷接了草圈戴在头上，说：“你这孩子，越来越懂事，年轻人，就应该这样。”杜大爷一句好话说得我心里暖洋洋的。我说：“大爷，您活像个老八路！”杜大爷叹息道：“人哪，可惜没有前后眼，要有前后眼，说什么我也要去当八路。”我问：“您为什么不去当八路呢？”他说：“说句不中听的话，那时候，谁也看不出八路能成气候。八路穿得不好，吃得也不好，武器更不好，就那么几条破大枪，枪栓都锈了，子弹也少，每人只有两粒火，打仗全靠手榴弹，手榴弹也是土造的，十颗里铁定有五颗是臭的。国军可就不一样了，一色的绿哗叽军装，美式汤姆枪，红头绿屁股子弹开着打，那枪，打到连发上，哇哇地叱脆生生地，听着都养耳朵。手榴弹一色是小甜瓜形状，花瓣的，炸起来惊天动地，还有那些十轮大卡车才能拖动的榴弹大炮，一炮能打出五十里，落地就炸成一个湾，湾里的水瓦蓝，一眼望不到底。爷们儿，那时候不比现在，现在都打破头地抢着当兵，那时谁也不愿当兵。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嘛。就是当兵，爷们儿，我也不去当八路，要当我也去当国军了。当国军神气，国军吃得好，穿得好，还能关到银两。八路，不是正头香主，爷们儿，说起来好像在撒谎，一直到了1947年咱们这块地方还不知道八路的头是谁，后来才听说八路的头是朱毛，后来又说朱毛是两个人，还是两口子，朱是男的，毛是女的。但那时谁都知道蒋介石，蒋委员长”
我说：“那你说说国军为什么被八路打败了？”
杜大爷说：“依我看，八路的人能吃苦，国军的人不能吃苦。八路的人没有架子，大官小官都没架子，国军的人架子大，国军的大官架子倒不大，小官反倒架子大，官越小架子越大。俺家东厢房里住过国军一个少尉，连洗脚水都要勤务兵给端到炕前，但八路的团长还给俺家扫过院子。还有，八路的人不跟女人粘糊，我看他们不是不想，是不敢；国军的人就不一样了，见了漂亮娘们儿，当官的带头上。就这几条，国军非败不可。”
我说：“你既然看出国军必败，为什么还不去当八路？”
“那会儿谁能看出来？那会儿我要看出来肯定当了八路。”他说：“我要是当了八路，熬到现在，最次不济也是公社书记，吃香的，喝辣的，屁股下坐着冒烟的。不过也很可能早就给炮子打死了。人的命，天注定，这辈子该吃哪碗饭，老天爷早就给我安排好了，胡思乱想是没有用处的。人不能跟天对抗，我是很知足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
我们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地胡扯着，一步一步、摇摇晃晃地往前挪动。我们说累了，就沉默。在沉默中我们昏昏欲睡。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幅很有情调的画面：一轮艳阳当头照，沙石路在阳光下变成了金黄色，一个头戴草圈、斜背书包的老头子，迎着阳光眯着一大一小两只眼，肩膀上背着牛缰绳，神着黑色的脖子，一步一探头地往前走着，像我后来看到过的在江上拉纤的船夫。在他的身后，是被缰绳拉得仰起来的牛脸。牛脸上有泪水还有苍蝇。再往后是弓起来的牛背，夹起的牛尾。牛蛋皮太难看，就不要画了。重点应该画画我。我很丑，我很丑却缺乏自知之明，喜欢扮鬼脸，做怪相，连我的姐姐都曾经质问我的母亲：娘，你说他怎么这样丑？简直是气死画匠，难描难画。母亲对姐姐的质问当然不高兴。母亲说狗养的狗亲，猫养的猫亲，你们不亲他，所以就觉得他丑。当然母亲生了气时也骂我丑。我趴到井台边上看自己的模样，确实有些问题。譬如说我嘴里生着一颗虎牙，姐姐说我锯齿獠牙。我一怒之下，找了一把铁挫，硬是一点点地将那颗牙挫平了。挫牙时整个牙床都是酸的，好像连脑子都给震荡了，但是为了美，我把那样长的一颗虎牙给挫平了。我把这事说给村里人听时，他们都不相信，以为我又在胡说。我留着那种头顶只有一撮毛的娃娃头，脸上是一片片铜钱大的白癣，那时候男孩子脸上爱长这种白癣，据说用酸杏擦能擦好，我们就去偷酸杏来探，也没见谁擦好过。我斜背着一个蓝布包袱，穿一条大裤头子，脚上拖拉着一双大鞋，手里摇着一柄破芭蕉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牛的蛋皮。我们都不好看，人不是好人，牛也不是好牛。但我们很有特色。如果愿意，其实还可以画画路两边的树。路两边的树多半是杨树，杨树里夹杂着一些槐树。杨树上生了那种名叫“吊死鬼”的虫，它们扯着一根游丝在风里荡来荡去。路两边的麦子正在开花，似乎有那么点甜甜的香气。这幅图画固然很好，但我的肉体却很痛苦。我头痛，眼前有点发黑，口里是又干又苦，脚也很痛。但我的这点痛苦跟牛比起来肯定是不值一提。牛受的罪比天还高，比地还厚。它的头不痛是不可能的。我们多少还睡了一点觉，可它却一点觉都不能睡。现在我想起来，其实不让间过的牛趴下是没有道理的。即使是一条没闯过蛋子的牛，让它四天四夜捞不到趴下，也是一桩酷刑，何况它身受酷刑，大量失血后，又伤口发炎。它的腿已经肿了，它血管于里的血也坏了，它那个像水罐一样的蛋皮里肯定积了一包脓血。与牛相比，我受的这点小罪的确是轻如鸿毛了。杜大爷难道就好受了吗？他也不好受。他是68岁的人了，那时候68岁的人就是高龄了，也就是说，杜大爷的大部分身体已经被黄土埋起来了。他嘴里的牙几乎全掉光了，只剩下两个特大的门牙，这两个长门牙给他的脸上增添了一些青春气象，因为这两个门牙使他像一匹野兔，野兔无论多么老，总是活泼好动的，一活泼好动，就显得年轻。接下来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在路上捡到了一把刀子。
那是一把三角形、带长柄的刀子。因为我曾经在生产队的苗圃里干过活，所以我一眼便看出那是一把嫁接果树使用的刀子。这种刀子很锋利，跟老董同志使用的阉牛刀在外形上有些相似之处。我捡起这把刀子后，就忘了头痛和脚痛，鬼使神差般地就想把双脊那肿胀的蛋皮给豁了。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那里边全是脓血。我听到双脊也在哀求我：兄弟，好兄弟，给我个痛快吧！我知道这事不能让杜大爷知道，让他知道了我的计划肯定不能实现。借着一个小上坡，我捏紧刀子，心不软，手不颤，瞄了个准，一闭眼，对着那东西，狠命地一戳。我抽刀子的动作很快，但还是溅了一手。
杜大爷惊喜无比，说：“罗汉，你他妈的真是个天才！你这一刀，牛轻松了，我也轻松了。你要早来这么一刀，双脊没准早就好了，根本不用到公社去太好了太好了我见了老董同志一定让他把你留下当学徒，我的眼光是没有错的，我看准了的人没有错的”
杜大爷折了一根树枝，转到牛后，将树枝戳到牛的蛋皮里搅着。牛似乎很痛苦，想抬起后腿蹬人。但它仅有蹬人的意念，没有蹬人的力气了。它的后腿抬了抬就放下了。它只能用浑身的哆嗦表示它的痛苦。杜大爷真诚地说：“牛啊牛，你忍着点吧，这是为了你好”蛋囊里的脏物哗哗地往外流，先是白的、黄的，最后流出了红的。杜大爷扔掉树枝，说：“好了，这一下保证好了！”
我们拉着它继续赶路。它走得果然快了一些。杜大爷从槐树上扯下了一根树枝，树枝上带着一些嫩叶，递到它的嘴边，它竟然用嘴唇触了触，有点想吃的意思。尽管它没吃，但还是让我们感到很兴奋。杜大爷说：“好了，认草就好了，到了公社，打上一针，不出三天，又是一条活蹦乱跳的牛了。”
太阳发红时，我们已经望到了公社大院里那棵高大的白杨树。我兴奋地说：“快了，快要到了。”
杜大爷说：“望山跑死马，望树跑死牛，起码还有五里路。不过，这比我原来想的快多了，该说什么说什么，多亏了你小子那一刀，不过，如果没有我那一根树枝也不行。”
我们越往前走，太阳越发红。路边那个棉花加工厂里的工人已经下班，一对对的青年男女穿着色彩鲜明的衣服在路上散步。他们身上散发着好闻极了的肥皂气味。那些漂亮女人身上，除了肥皂气味之外，还有一些甜丝丝香喷喷的气味。
杜大爷对着我眨眨眼，低声说：“罗汉，闻到大闺女味了没有？”
我说：“闻到了。”
他说：“年轻人，好好闯吧，将来弄这样一个娘们儿做老婆。”
我说：“我这辈子不要老婆。”
杜大爷说：“你这是叫花子咬牙发穷恨！不要老婆？除非把你阉了！”
我们正议论着，一对男女在路边停下来。那个一脸粉刺、头发卷曲的男青年问：“老头，你们这是干啥去？”
杜大爷说：“到兽医站去。”
男青年问：“这牛怎么啦？”
杜大爷说：“割了蛋子了。”
男青年说：“割蛋子，为什么要割它的蛋子？”
杜大爷说：“它想好事。”
男青年问：“想好事？想啥好事？”
杜大爷说：“你想啥好事它就想啥好事！”
男青年急了，说：“老头，你怎么把我比成牛呢？”
杜大爷说：“为什么不能把你比成牛？天地生万物，人畜是一理嘛！”
女青年红着脸说：“毛，快走吧！”
女青年细眉单眼，头很大，脸也很大，脸很白，牙也很白。我不由自主地想看她。男青年跑到牛后，弯着腰，看双脊那个地方。
“我的天，”男青年一惊一咋地说“你们真够残忍的，小郭小郭你看看他们有多么残忍！”
男青年招呼那女青年。女青年恼怒地一甩辫子，往前走了。男青年急忙去追女青年。我的脖子跟着女青年转过去。我看到男青年将一只胳膊搭在女青年肩上，奇怪的是女青年竟然让他把胳膊搭在肩上。
杜大爷说：“转回头吧，看也是白看。”
我回过头，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杜大爷说：“刚才还说这辈子不要老婆呢，见了大闺女眼睛像钩子似的！”
我说：“我看那个男的呢！”
“别辩了，大爷我也是从年轻时熬过来的。”杜大爷说“这个大闺女，像刚出锅的白馒头，喧腾腾的，好东西，真是好东西呀！”
公社的高音喇叭播放国际歌时，我们终于赶到了兽医站。那时候公社的高音喇叭晚上七点开始广播，开始广播时先播东方红，播完了东方红就预告节目，预告完了节目是新闻联播，播完了国家新闻就播当地新闻，播完了当地新闻就播样板戏，播完了样板戏就播天气预报，播完了天气预报就播国际歌，播完了国际歌就说：“贫下中农同志们，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了，再会”这时候就是晚上九点半，连一分钟都不差。我们在兽医站前刚刚站定，播音员就与我们“再会”了。杜大爷说：“九点半了。”
我打了一个哈欠说：“在家时播完国际歌我就睡了觉了。”
杜大爷说：“今天可不能睡了，咱得赶快找老董同志给双脊打上针，打上针心里就踏实了。”
兽医站铁门紧闭，从门缝里望进去，能看到院子里竖着一个高大的木架子，似乎还有一口井，井边的空地上，生长着一些蓬松的植物。一只狗对着我们叫着，屋子里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
我问：“大爷，咱到哪里去找老董同志呢？”
杜大爷说：“老董同志肯定在屋里。”
我说：“屋里没点灯。”
杜大爷说：“没点灯就是睡觉了。”
我说：“人家睡觉了咱怎么办？”
杜大爷说：“咱这牛算急病号，敲门就是。”
我说：“万一把人家敲火了怎么办？”
杜大爷说：“顾不了那么多了，再说了，老董同志吃了双脊的蛋子，理应该给双脊打针。”
我们敲响了铁门。起初我们不敢用力敲，那铁门的动静实在是太大了，铿铿锵锵地，像放炮一样。我们敲了一下，那条狗就冲到门口，隔着铁门，往我们身上扑，一边扑一边狂叫。但屋子毫无动静。我们的胆壮了，使劲敲，发出的声音当然更大，那条狗像疯了似的，一下下地扑到铁门上，狗爪子把门搔得嚓嚓响，但屋子里还是没有动静。杜大爷说：“算了吧，就是个聋子，也该醒了。”
我说：“那就是老董同志不在。”
杜大爷说：“这些吃工资的人跟我们庄户人不一样，人家是八小时工作制，下了班就是下了班。”
我说：“这太不公平了，咱们辛辛苦苦种粮食给他们吃，他们就这样对待我们？不是说为人民服务吗？”
“你是人民吗？我是人民吗？你我都是草木之人，草木之人按说连人都不算，怎么能算人民呢？”杜大爷长叹一声“我们好说，可就苦了双脊了！双脊啊双脊，去年你舒坦了，今年就要受罪，像大小鲁西，去年没舒坦，今年遭的罪就小得多。老天爷最公道，谁也别想光占便宜不吃亏。”
我看看黑暗中的双脊，看不到它的表情，只能听到它的粗浊的喘息。
杜大爷打着打火机，围着双脊转了一圈，特别认真地弯腰看了看它的双腿之间。打火机烫了他的手，他嘶啦一声，把打火机晃灭。我的面前立即变得漆黑。天上的星斗格外灿烂起来。杜大爷说：“我看它那儿的肿有点消了，如果它实在想趴下，就让它趴下吧。”
我说：“太好了，大爷，好不好也不在趴下不趴下上，大小鲁西不也趴过一夜吗？不是照样好了吗？”
杜大爷说：“你说的有点道理，它趴下，咱爷俩也好好睡一觉。”
杜大爷一声未了，双脊便像一堵朽墙，瘫倒在地上。
我背着一个包袱，包袱里包着一个玉米面饼子，一棵大葱，一块黑酱。这是因为我要出门，家里对我的奖赏。如果不出门，我的主食是发霉的地瓜干子。杜大爷背着一个黄帆布书包，书包上绣着红字，这是很洋气的东西，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知识青年才能背这种书包。我做梦都想有这样一个书包，但我弄不到。杜大爷很牛气地背着一个只有知识青年才有的书包拉着牛缰绳走在牛前头，书包让他生气勃勃。我背着古旧的包袱，拿着一把破扇子跟在牛后头。我用破扇子不停地轰着双脊蛋皮上的苍蝇。我扇一下子苍蝇们就嗡地飞起来，苍蝇飞起来时我看到双脊那可怜的蛋皮像一团凉粉的形态、像一团凉粉的颜色。我刚一停手苍蝇们就落回去，苍蝇落回去我就只能看到苍蝇。我们出了村，过了桥，上了通往公社的那条沙石路。夸张点说我们走得还不如蛆爬得快。不是我们走不快，是双脊走不快。双脊连站立都很困难，但我们要它走，它就走。它已经连续三天没捞到趴下歇歇了，我猜想它的脑子已经昏昏沉沉。如果是人，早就活活累死了，累不死也就困死了。想想做头牛真它妈的不容易。如果我是双脊，就索性趴下死了算了。但双脊不是我。我和杜大爷一个在前拉着，一个在后催着，让它走，逼它走，它就走，一步，一步，一步更比一步难。
太阳正响时我们走到了甜水井。甜水井离我们村六里地。杜大爷说：“罗汉，咱爷们儿走的还不算慢，按这个走法，半夜十二点时，也许就到兽医站了。”
我说：“还要怎么慢？我去公社看电影，20分钟就能跑到。”
杜大爷说：“已经够快了，不要不知足。歇歇，吃点东西。”
我们把双脊拴在井边的大柳树上。我解开了包袱，杜大爷解开了书包。杜大爷从书包里摸出了一块玉米面饼子，我从包袱里也摸出了一块玉米面饼子。我摸出了一根大葱，他也摸出了一根大葱。我摸出黑酱他也摸出黑酱。我们两个的饭一模一样。吃了饭，杜大爷从书包里摸出了一个玻璃瓶子。玻璃瓶颈上拴着一根绳。他把绳抖开，将瓶子放到井里，悠一悠，荡一荡，猛一松手，瓶子一头扎到水里，咕咕嘟嘟一阵响，灌满了水就不响了。杜大爷把灌满水的瓶子提上来。我说：“杜大爷，您真是有计划性。”
杜大爷说：“让我当生产队长，肯定比麻子强得多。”
我说：“当生产队长屈了您的才，您应该当公社书记！”
杜大爷说：“可不敢胡说！公社书记个个顶着天上的星宿，那不是凡人。”
我说：“大爷，您说，我要有个爹当公社书记，我会怎么样？”
“就你这模样还想有个当公社书记的爹？”杜大爷把瓶子递给我，说“行了，爷们儿，别做梦了，喝点凉水吧，喝了凉水好赶路。”
我喝了一瓶凉水，肚子咕咕地响。
杜大爷又提上一瓶水，将瓶口插到牛嘴里。水顺着牛的嘴角流了出来。
“无论如何我们要让它喝点水，”杜大爷说“否则它病不死也要渴死。”
杜大爷又从井里提上一瓶水，他让我把双脊的头抬起来，让它的嘴巴向着天，然后他把瓶子插到牛嘴里。这一次我听到了水从双脊的咽喉流到胃里去的声音。杜大爷兴奋地说：“好极了，我们终于让它喝了水，喝了水它就死不了了。”
我们离开柳荫，重返沙石路。初夏的正午阳光其实已经十分暴烈，沙石路面放射着红褐色的刺眼光芒。我建议歇一歇，等太阳落落再走。杜大爷说多歇无多力。而且他还说阳光消毒杀菌，而且他还说其实双脊冻得要命，你难道没看到它浑身上下都在打哆嗦吗？我相信杜大爷的生活经验比我要丰富得多，所以我就不跟他争辩。我更希望能早些到了公社兽医站，让双脊的病及时得到治疗，我其实是个善良的孩子。
我从路边拔了一把野草，编成一个草圈戴在头上。我看到杜大爷的秃头上汪着一层汗水，便把头上的草圈摘下来扔给他。杜大爷接了草圈戴在头上，说：“你这孩子，越来越懂事，年轻人，就应该这样。”杜大爷一句好话说得我心里暖洋洋的。我说：“大爷，您活像个老八路！”杜大爷叹息道：“人哪，可惜没有前后眼，要有前后眼，说什么我也要去当八路。”我问：“您为什么不去当八路呢？”他说：“说句不中听的话，那时候，谁也看不出八路能成气候。八路穿得不好，吃得也不好，武器更不好，就那么几条破大枪，枪栓都锈了，子弹也少，每人只有两粒火，打仗全靠手榴弹，手榴弹也是土造的，十颗里铁定有五颗是臭的。国军可就不一样了，一色的绿哗叽军装，美式汤姆枪，红头绿屁股子弹开着打，那枪，打到连发上，哇哇地叱脆生生地，听着都养耳朵。手榴弹一色是小甜瓜形状，花瓣的，炸起来惊天动地，还有那些十轮大卡车才能拖动的榴弹大炮，一炮能打出五十里，落地就炸成一个湾，湾里的水瓦蓝，一眼望不到底。爷们儿，那时候不比现在，现在都打破头地抢着当兵，那时谁也不愿当兵。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嘛。就是当兵，爷们儿，我也不去当八路，要当我也去当国军了。当国军神气，国军吃得好，穿得好，还能关到银两。八路，不是正头香主，爷们儿，说起来好像在撒谎，一直到了1947年咱们这块地方还不知道八路的头是谁，后来才听说八路的头是朱毛，后来又说朱毛是两个人，还是两口子，朱是男的，毛是女的。但那时谁都知道蒋介石，蒋委员长”
我说：“那你说说国军为什么被八路打败了？”
杜大爷说：“依我看，八路的人能吃苦，国军的人不能吃苦。八路的人没有架子，大官小官都没架子，国军的人架子大，国军的大官架子倒不大，小官反倒架子大，官越小架子越大。俺家东厢房里住过国军一个少尉，连洗脚水都要勤务兵给端到炕前，但八路的团长还给俺家扫过院子。还有，八路的人不跟女人粘糊，我看他们不是不想，是不敢；国军的人就不一样了，见了漂亮娘们儿，当官的带头上。就这几条，国军非败不可。”
我说：“你既然看出国军必败，为什么还不去当八路？”
“那会儿谁能看出来？那会儿我要看出来肯定当了八路。”他说：“我要是当了八路，熬到现在，最次不济也是公社书记，吃香的，喝辣的，屁股下坐着冒烟的。不过也很可能早就给炮子打死了。人的命，天注定，这辈子该吃哪碗饭，老天爷早就给我安排好了，胡思乱想是没有用处的。人不能跟天对抗，我是很知足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
我们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地胡扯着，一步一步、摇摇晃晃地往前挪动。我们说累了，就沉默。在沉默中我们昏昏欲睡。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幅很有情调的画面：一轮艳阳当头照，沙石路在阳光下变成了金黄色，一个头戴草圈、斜背书包的老头子，迎着阳光眯着一大一小两只眼，肩膀上背着牛缰绳，神着黑色的脖子，一步一探头地往前走着，像我后来看到过的在江上拉纤的船夫。在他的身后，是被缰绳拉得仰起来的牛脸。牛脸上有泪水还有苍蝇。再往后是弓起来的牛背，夹起的牛尾。牛蛋皮太难看，就不要画了。重点应该画画我。我很丑，我很丑却缺乏自知之明，喜欢扮鬼脸，做怪相，连我的姐姐都曾经质问我的母亲：娘，你说他怎么这样丑？简直是气死画匠，难描难画。母亲对姐姐的质问当然不高兴。母亲说狗养的狗亲，猫养的猫亲，你们不亲他，所以就觉得他丑。当然母亲生了气时也骂我丑。我趴到井台边上看自己的模样，确实有些问题。譬如说我嘴里生着一颗虎牙，姐姐说我锯齿獠牙。我一怒之下，找了一把铁挫，硬是一点点地将那颗牙挫平了。挫牙时整个牙床都是酸的，好像连脑子都给震荡了，但是为了美，我把那样长的一颗虎牙给挫平了。我把这事说给村里人听时，他们都不相信，以为我又在胡说。我留着那种头顶只有一撮毛的娃娃头，脸上是一片片铜钱大的白癣，那时候男孩子脸上爱长这种白癣，据说用酸杏擦能擦好，我们就去偷酸杏来探，也没见谁擦好过。我斜背着一个蓝布包袱，穿一条大裤头子，脚上拖拉着一双大鞋，手里摇着一柄破芭蕉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牛的蛋皮。我们都不好看，人不是好人，牛也不是好牛。但我们很有特色。如果愿意，其实还可以画画路两边的树。路两边的树多半是杨树，杨树里夹杂着一些槐树。杨树上生了那种名叫“吊死鬼”的虫，它们扯着一根游丝在风里荡来荡去。路两边的麦子正在开花，似乎有那么点甜甜的香气。这幅图画固然很好，但我的肉体却很痛苦。我头痛，眼前有点发黑，口里是又干又苦，脚也很痛。但我的这点痛苦跟牛比起来肯定是不值一提。牛受的罪比天还高，比地还厚。它的头不痛是不可能的。我们多少还睡了一点觉，可它却一点觉都不能睡。现在我想起来，其实不让间过的牛趴下是没有道理的。即使是一条没闯过蛋子的牛，让它四天四夜捞不到趴下，也是一桩酷刑，何况它身受酷刑，大量失血后，又伤口发炎。它的腿已经肿了，它血管于里的血也坏了，它那个像水罐一样的蛋皮里肯定积了一包脓血。与牛相比，我受的这点小罪的确是轻如鸿毛了。杜大爷难道就好受了吗？他也不好受。他是68岁的人了，那时候68岁的人就是高龄了，也就是说，杜大爷的大部分身体已经被黄土埋起来了。他嘴里的牙几乎全掉光了，只剩下两个特大的门牙，这两个长门牙给他的脸上增添了一些青春气象，因为这两个门牙使他像一匹野兔，野兔无论多么老，总是活泼好动的，一活泼好动，就显得年轻。接下来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在路上捡到了一把刀子。
那是一把三角形、带长柄的刀子。因为我曾经在生产队的苗圃里干过活，所以我一眼便看出那是一把嫁接果树使用的刀子。这种刀子很锋利，跟老董同志使用的阉牛刀在外形上有些相似之处。我捡起这把刀子后，就忘了头痛和脚痛，鬼使神差般地就想把双脊那肿胀的蛋皮给豁了。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那里边全是脓血。我听到双脊也在哀求我：兄弟，好兄弟，给我个痛快吧！我知道这事不能让杜大爷知道，让他知道了我的计划肯定不能实现。借着一个小上坡，我捏紧刀子，心不软，手不颤，瞄了个准，一闭眼，对着那东西，狠命地一戳。我抽刀子的动作很快，但还是溅了一手。
杜大爷惊喜无比，说：“罗汉，你他妈的真是个天才！你这一刀，牛轻松了，我也轻松了。你要早来这么一刀，双脊没准早就好了，根本不用到公社去太好了太好了我见了老董同志一定让他把你留下当学徒，我的眼光是没有错的，我看准了的人没有错的”
杜大爷折了一根树枝，转到牛后，将树枝戳到牛的蛋皮里搅着。牛似乎很痛苦，想抬起后腿蹬人。但它仅有蹬人的意念，没有蹬人的力气了。它的后腿抬了抬就放下了。它只能用浑身的哆嗦表示它的痛苦。杜大爷真诚地说：“牛啊牛，你忍着点吧，这是为了你好”蛋囊里的脏物哗哗地往外流，先是白的、黄的，最后流出了红的。杜大爷扔掉树枝，说：“好了，这一下保证好了！”
我们拉着它继续赶路。它走得果然快了一些。杜大爷从槐树上扯下了一根树枝，树枝上带着一些嫩叶，递到它的嘴边，它竟然用嘴唇触了触，有点想吃的意思。尽管它没吃，但还是让我们感到很兴奋。杜大爷说：“好了，认草就好了，到了公社，打上一针，不出三天，又是一条活蹦乱跳的牛了。”
太阳发红时，我们已经望到了公社大院里那棵高大的白杨树。我兴奋地说：“快了，快要到了。”
杜大爷说：“望山跑死马，望树跑死牛，起码还有五里路。不过，这比我原来想的快多了，该说什么说什么，多亏了你小子那一刀，不过，如果没有我那一根树枝也不行。”
我们越往前走，太阳越发红。路边那个棉花加工厂里的工人已经下班，一对对的青年男女穿着色彩鲜明的衣服在路上散步。他们身上散发着好闻极了的肥皂气味。那些漂亮女人身上，除了肥皂气味之外，还有一些甜丝丝香喷喷的气味。
杜大爷对着我眨眨眼，低声说：“罗汉，闻到大闺女味了没有？”
我说：“闻到了。”
他说：“年轻人，好好闯吧，将来弄这样一个娘们儿做老婆。”
我说：“我这辈子不要老婆。”
杜大爷说：“你这是叫花子咬牙发穷恨！不要老婆？除非把你阉了！”
我们正议论着，一对男女在路边停下来。那个一脸粉刺、头发卷曲的男青年问：“老头，你们这是干啥去？”
杜大爷说：“到兽医站去。”
男青年问：“这牛怎么啦？”
杜大爷说：“割了蛋子了。”
男青年说：“割蛋子，为什么要割它的蛋子？”
杜大爷说：“它想好事。”
男青年问：“想好事？想啥好事？”
杜大爷说：“你想啥好事它就想啥好事！”
男青年急了，说：“老头，你怎么把我比成牛呢？”
杜大爷说：“为什么不能把你比成牛？天地生万物，人畜是一理嘛！”
女青年红着脸说：“毛，快走吧！”
女青年细眉单眼，头很大，脸也很大，脸很白，牙也很白。我不由自主地想看她。男青年跑到牛后，弯着腰，看双脊那个地方。
“我的天，”男青年一惊一咋地说“你们真够残忍的，小郭小郭你看看他们有多么残忍！”
男青年招呼那女青年。女青年恼怒地一甩辫子，往前走了。男青年急忙去追女青年。我的脖子跟着女青年转过去。我看到男青年将一只胳膊搭在女青年肩上，奇怪的是女青年竟然让他把胳膊搭在肩上。
杜大爷说：“转回头吧，看也是白看。”
我回过头，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杜大爷说：“刚才还说这辈子不要老婆呢，见了大闺女眼睛像钩子似的！”
我说：“我看那个男的呢！”
“别辩了，大爷我也是从年轻时熬过来的。”杜大爷说“这个大闺女，像刚出锅的白馒头，喧腾腾的，好东西，真是好东西呀！”
公社的高音喇叭播放国际歌时，我们终于赶到了兽医站。那时候公社的高音喇叭晚上七点开始广播，开始广播时先播东方红，播完了东方红就预告节目，预告完了节目是新闻联播，播完了国家新闻就播当地新闻，播完了当地新闻就播样板戏，播完了样板戏就播天气预报，播完了天气预报就播国际歌，播完了国际歌就说：“贫下中农同志们，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了，再会”这时候就是晚上九点半，连一分钟都不差。我们在兽医站前刚刚站定，播音员就与我们“再会”了。杜大爷说：“九点半了。”
我打了一个哈欠说：“在家时播完国际歌我就睡了觉了。”
杜大爷说：“今天可不能睡了，咱得赶快找老董同志给双脊打上针，打上针心里就踏实了。”
兽医站铁门紧闭，从门缝里望进去，能看到院子里竖着一个高大的木架子，似乎还有一口井，井边的空地上，生长着一些蓬松的植物。一只狗对着我们叫着，屋子里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
我问：“大爷，咱到哪里去找老董同志呢？”
杜大爷说：“老董同志肯定在屋里。”
我说：“屋里没点灯。”
杜大爷说：“没点灯就是睡觉了。”
我说：“人家睡觉了咱怎么办？”
杜大爷说：“咱这牛算急病号，敲门就是。”
我说：“万一把人家敲火了怎么办？”
杜大爷说：“顾不了那么多了，再说了，老董同志吃了双脊的蛋子，理应该给双脊打针。”
我们敲响了铁门。起初我们不敢用力敲，那铁门的动静实在是太大了，铿铿锵锵地，像放炮一样。我们敲了一下，那条狗就冲到门口，隔着铁门，往我们身上扑，一边扑一边狂叫。但屋子毫无动静。我们的胆壮了，使劲敲，发出的声音当然更大，那条狗像疯了似的，一下下地扑到铁门上，狗爪子把门搔得嚓嚓响，但屋子里还是没有动静。杜大爷说：“算了吧，就是个聋子，也该醒了。”
我说：“那就是老董同志不在。”
杜大爷说：“这些吃工资的人跟我们庄户人不一样，人家是八小时工作制，下了班就是下了班。”
我说：“这太不公平了，咱们辛辛苦苦种粮食给他们吃，他们就这样对待我们？不是说为人民服务吗？”
“你是人民吗？我是人民吗？你我都是草木之人，草木之人按说连人都不算，怎么能算人民呢？”杜大爷长叹一声“我们好说，可就苦了双脊了！双脊啊双脊，去年你舒坦了，今年就要受罪，像大小鲁西，去年没舒坦，今年遭的罪就小得多。老天爷最公道，谁也别想光占便宜不吃亏。”
我看看黑暗中的双脊，看不到它的表情，只能听到它的粗浊的喘息。
杜大爷打着打火机，围着双脊转了一圈，特别认真地弯腰看了看它的双腿之间。打火机烫了他的手，他嘶啦一声，把打火机晃灭。我的面前立即变得漆黑。天上的星斗格外灿烂起来。杜大爷说：“我看它那儿的肿有点消了，如果它实在想趴下，就让它趴下吧。”
我说：“太好了，大爷，好不好也不在趴下不趴下上，大小鲁西不也趴过一夜吗？不是照样好了吗？”
杜大爷说：“你说的有点道理，它趴下，咱爷俩也好好睡一觉。”
杜大爷一声未了，双脊便像一堵朽墙，瘫倒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