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接连发生几起偷盗大案没有破案，又凭空出来一个马队，给了松本俊好大的压力。特别是那个马队，造成皇军十几个人的伤亡，无疑是抗日分子，却在皇军的眼皮子底下逃脱了，让宫崎康仁大骂松本俊无能，松本俊急的有点上蹿下跳。
最先发现马队的是徐甸子村，那马队是从哪里来的？松本俊有三个推断：一个是来自省城，能出城门，就是和守城门的伪军有串通，马队通过徐甸子那个时间点是开城门后一个小时左右，夜班的刚换岗。松本俊下令把夜班和早上刚换班的两个班的伪军全抓了起来。一个一个的审，反复轮换的审，极力想挖出抗日分子。可这些守城门的伪军哪见过马队，被打的死去活来，也说不出个马队来。
第二个是太白楼的菜园子。这里的马车出城又进城了，本来就是饭店运菜的，进出城门是常事。据守城门的交代，出城进城都搜查了，菜园子也搜了几遍了，没有发现马队的任何蛛丝马迹。按理说菜园子只有马车，马队不是菜园子的，可松本俊还是怀疑，咬住不放，反正这个马队要有出处，他怀疑的都不能放过。他很想把菜园子的人和进出马车的人全抓了，就像审伪军一样审，可他只是怀疑，没有确凿的证据，一旦把菜园子的人和进出马车的人全抓了，太白楼饭店就开不成了，宫崎康禾肯定要找他的麻烦，到时候宫崎康仁不支持他，他恐怕就有麻烦了，所以，他没敢动。
第三个是东门外十五里河镇，十五里河镇可绕道经碾子镇往西走，从十五里河镇到徐甸子村经过五个村子。经调查，这五个村的人都没见过马队，这样可以排除十五里河镇。可是经过这五个村庄都是黎明到天亮这段时间，人还没起床，自然没有人发现，到徐甸子天亮了，人都起来活动了，发现了。所以，十五里河镇也不能排除怀疑，可十五里河镇没有具体的怀疑对象，就把从东门进出的三驾马车的车主和赶车人都抓了。
经过几天审问，抓的这些人对马队都不知情，说不出有用的信息，都不是松本俊要找的人，松本俊非常气恼，便把抓的人扔到牢里不管了，都被打得死去活来的，也算在牢里养伤。
这天一个特务对松本俊说：“太白楼的账房很可疑。”
松本俊听到的可疑太多了，都有些头疼了，疑惑的问：“怎么可疑？”
特务说：“她是自己跑到饭店找工作的。账房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随便来个外人就能用吗？”
松本俊一想也对，这的确是个漏洞。可还没让他兴奋一下，再一想，太白楼饭店的人除了李梅，不都是刚找的外人，账房就不能找外人吗？这显然站不住脚。可目前他没别的线索。要是别的，他一旦怀疑，首先把人抓了再说，可太白楼饭店特殊，没证据时他不敢抓人，于是说：“继续调查。”
两天后，特务调查到账房孙吉英的家及丈夫张建斌，监视了两天，共发现到这里来的有二十一个人，都是剃了头出来的，没发现什么具体的可疑线索，但松本俊还是下令秘密逮捕张建斌。
于是下午三点多，张建斌正给一个人剃头，十多个特务闯进来，不由分说，把他五花大绑的带走了。接着特务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孩子在屋里吓得大哭，只哭的累的自己睡着了。特务搜了一个多小时，没发现什么抗日的证据，只好作罢。
张建斌也是一头雾水，事情来的太突然，苏阳的行动他也不知道，不知哪里出了问题，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被敌人抓了。不过他心里倒没慌，因为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心里就有了面对这一天的准备。
敌人抓了他就迫不及待的开始审讯。他只好配合的装傻充愣，敌人主要问城里的几件盗窃案，问经过徐甸子的马队，问他属于哪个抗日组织。城里的几件盗窃案和经过徐甸子的马队他都不知道，抗日组织他知道也装作不知道。他只是装作好奇的反而问审他的敌人这些案子的详细经过，听着听着又呵呵呵的大笑，敌人问他笑什么，他说好玩，当个警察天天破案真好玩，他从小就喜欢。说起抗日组织，他还装作热切的问抗日都有哪些组织？怎么才能参加抗日组织？搞的敌人给他发火吼叫。最后说到太白楼饭店，张建斌才明白了，这还是对李梅的怀疑延伸到他这了。敌人不敢动李梅，只好给李梅边缘的人使劲。
他一听敌人问太白楼饭店，就主动给人家叙述说：“我那个媳妇是上过高级完小的，会打算盘，看到太白楼饭店要开业的牌子，就毛遂自荐，要给人家当账房去。开始我是反对的，正经女人怎么能去那种地方。可家里太穷，拗不过她，她去了，人家掌柜的也是个女的，就要她了。关键是一个月能挣七个大洋，比我厉害多了，我给人家剃头，一般一个月也就两三个大洋。”
敌人审不出什么来，直接给他动了刑，打的他皮开肉绽，可他始终还是那套说词，多说的就是他问审讯的人，他该怎么说既不担刑责又不用挨打，审问他的人都烦了，因为没有线索在他身上，更别说证据了，只是怀疑而已，松本俊也没耐心了，把他丢到牢房不闻不问了。
孙吉英回到家一看，张建斌不在家，孩子自己在床上睡觉，屋里的东西乱扔一地，东屋的粮食缸都被打破了。一时间她手足无措，心头被恐惧笼罩着，只有一个想法：出事了。
她忙到厨房，关了门，把水缸里的水都舀出来，把水缸移开，扒开有两公分厚压实的土，下面是一块和水缸一样的圆形石板，搬开石板，下面是一个缩口的大瓷缸，她低头拿开瓷缸里面盖着的布，苏阳藏在这里的钱都还在。她松了一口气，又把布盖好，把石板盖好，给上面铺了土，压实了，再把水缸放好，把水倒进水缸。她又检查了几遍，看不出什么问题，才又到屋里，坐在孩子身边想着问题。
张建斌要守联络点，要看孩子，要给人剃头，要外出应该等孙吉英回来，突然不在家很不正常，看屋里被翻得乱的样子也不像进了小偷。可直观的判断应该是出事了，哪里出事了，孙吉英不知道，也想象不到。张建斌很可能是被抓了，该怎么办？本来按组织要求，她应该发出警示，就是把“剃头铺”的牌子摘了。可情况不明，很可能还有特务在监视，怕引起敌人注意，反而暴露了，所以，她没敢有任何动作。
孩子醒了大哭不止，说：坏人把爸爸抓走了。她坐着抱着孩子，一晚上没有睡觉。
她们最早隶属于军区社会部，后来又和市委建立了联系，一般都是通信员以剃头的名义，来送情报，她们也是通过通信员，及时把要传递的情报传出去。通信员经常换人，又没有固定的时间，所以，只能等上级来联系。后来来了小首长，小首长一般不管他们的事，只是住在这里，但她心里也是又亲又暖，有自己的同志在一起，真是比亲人还亲。再后来就是到太白楼做账房，一天忙的团团转，少了许多心事，知道李梅和田苗苗是自己的同志，但她们是干什么的，什么职务，她都不知道，除了工作上的事，没有和李梅她们聊过组织的事。
第二天天一亮，孙吉英就背着女儿来到太白楼，在李梅的办公室门口的连椅上坐着等李梅。
李梅来饭店一进大门就远远的看到孙吉英，心里就“咯噔！”一下，预感到出什么事了，于是紧走几步，到跟前和孙吉英只是眼神交流了，没说话，开了办公室的门，说：“进来说吧。”
孙吉英抱着孩子进了办公室，孩子四岁多了，不宜听她们谈话。李梅说：“苗苗，带小朋友出去玩。”
田苗苗哄着给小女孩去买糖吃，抱着小女孩出去了。
李梅关了门，还没转过身来，孙吉英就说：“孙建斌不见了。”
苏阳给李梅说过孙建斌的情况。李梅问：“什么时候的事？”
孙吉英说：“昨儿后晌。”
李梅问：“怎么个不见了？”
孙吉英说：“我们孩子说她爸爸被坏人抓走了，家里被翻得乱的不成样子。”
李梅问：“家里有什么东西？”
孙吉英说：“就小首长放下些钱，我藏得牢靠，他们没翻着，其它没什么要紧的东西。”
李梅又问：“那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被抓？”
孙吉英摇头说：“我也不知道，他前段时间跟小首长出去了一个多月，我来太白楼上班后，小首长就让他回来了，现在一天就在家守着，这都十多天了，很少外出，不应该出事。”
李梅思索着。孙吉英她们的关系单纯，活动又少，不应该出问题，如果是她们出问题，孙吉英恐怕就没机会到这里来了。
不是她们的问题，那问题就来自两方面：一个是她们的上线出了问题，连累到她们，甚至是出了叛徒，出卖了他们。可如果是这样，孙吉英既是不被抓，也应该被控制，不可能还是现在的自由身，想这一方面有点牵强。
再一个就是因为对她的怀疑，而怀疑孙吉英，企图从张建斌身上找突破口。虽然这一点从逻辑关系上看起来有点远，但敌人可能想的更远，是很有可能的。
由于饭店的关系和她爸爸的缘故，松本俊不敢随意抓她，但不等于不调查她。这次苏阳的动静又这么大，迫使鬼子采取更极端的措施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是这样，也就是说松本俊并没有张建斌的直接线索，只是因为怀疑她而怀疑，张建斌的问题就不大，就看张建斌的随机应变能力了。如果经不住敌人诱惑，或者敌人一吓唬就害怕，抽几鞭子就怂包软蛋了，那麻烦就大了。
她没和张建斌打过交道，甚至没见过面，不了解张建斌，可就是很了解，人的善变随时都会让人颠覆三观。也难怪她这么想，组织上出现这种情况都必许立即采取措施，预防损失扩大，必须断尾求生。可她这种情况，刚刚建立的运输通道不可能舍弃的，她绝不能撤离。她不撤离，孙吉英就不能撤离。这样，她们的命运就寄托在张建斌身上了，张建斌一旦叛变，她们就全暴露了。反过来说，张建斌本来没事，她们若撤离，张建斌立刻就暴露了，张建斌的命运也和他们紧紧相连。
这些都想明白了，李梅问：“这种情况组织上要求你们怎么做？”
孙吉英说：“要求示警，就是把‘剃头铺’的牌子摘了。我担心有特务监视，就没敢去摘牌子。”
李梅说：“那你回去就把牌子摘了，有鬼子监视也别怕，张建斌不见了，还挂着牌子，耽误人家来剃头的。我们俩现在都必须坚守阵地，不能离开这里，一方面这个饭店太重要了，再者据我分析，敌人只是怀疑张建斌，并没有直接线索，张建斌没什么事，我们一撤离，他反而有事了，所以，我们不能撤。同时，张建斌被抓的事我们不能有任何反应，更不能企图去营救，一旦有营救的企图，敌人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现在你要办的事一是给组织示警。二是你对外就说，张建斌可能是倦了你家的东西跑了，你要寻找他，写寻人启事去街上张贴。三是安排好你的孩子，我们随时都可能出问题，那样会连累孩子，趁这个机会，你要上班，顾不了孩子，张建斌又跑了，所以把孩子安顿好，你没地方安顿我给你找个地方。钱不够我这里出。你走要给我写个请假条。”
孙吉英一听，自己心里也有了主张，说：“好的，我现在就给你写请假条。”
李梅拿出纸笔，孙吉英立刻写了请假条，抱着孩子走了。上了班，李梅在前台做开了账房。宫崎康禾的账房好奇的问：“李掌柜，孙账房哪去了，怎么你来做账房？”
李梅把孙吉英写的请假条给她看了，说：“她家里出事了，这几天来不了了。”
宫崎康禾的账房又问：“出什么事了？”
李梅说：“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就听她说，她男人把家里翻了个稀乱，可能是跟上别人跑了。”
“啊！”宫崎康禾的账房惊讶的说：“还有那样的人？”
李梅让她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便忙活着，再没理她。
孙吉英回到家便依李梅所说，写了二十份寻人启事：
丈夫张建斌，今年三十五岁，于昨儿后晌把家里翻得稀乱，不知裹挟了什么家产，跟别人跑了。我们夫妻多年，希望你看在孩子的份上，能回心转意，立刻回家为盼。若有知情的路人请告诉一声，定当感谢！
妻子 孙吉英
写好寻人启事，孙吉英便和了半碗浆糊，带着孩子在街上贴了一上午。随后她便带孩子回老家去了。
寻人启事很快就到了松本俊的面前，让松本俊看的既疑惑又索然无味，疑惑的是有这么蠢的人？以为是丈夫卷了家产跑了，无味的是这么蠢的人，怎么看也不是抗日分子，于是让把这个案子撤了，别浪费时间和人手了。
宫崎康禾的账房下班后也把李梅当账房的事给宫崎康禾说了，宫崎康禾的第一感觉就是，孙账房的男人可能又是被松本俊那个蠢货给抓了。他知道松本俊天天盯着太白楼，特别是李梅，因为李梅，太白楼的所有人松本俊都怀疑。这不，孙账房的男人一个剃头的，根本无关紧要的人，就和太白楼的人有关系，就被抓了。也是没别的本事了，就知道乱抓人。
最先发现马队的是徐甸子村，那马队是从哪里来的？松本俊有三个推断：一个是来自省城，能出城门，就是和守城门的伪军有串通，马队通过徐甸子那个时间点是开城门后一个小时左右，夜班的刚换岗。松本俊下令把夜班和早上刚换班的两个班的伪军全抓了起来。一个一个的审，反复轮换的审，极力想挖出抗日分子。可这些守城门的伪军哪见过马队，被打的死去活来，也说不出个马队来。
第二个是太白楼的菜园子。这里的马车出城又进城了，本来就是饭店运菜的，进出城门是常事。据守城门的交代，出城进城都搜查了，菜园子也搜了几遍了，没有发现马队的任何蛛丝马迹。按理说菜园子只有马车，马队不是菜园子的，可松本俊还是怀疑，咬住不放，反正这个马队要有出处，他怀疑的都不能放过。他很想把菜园子的人和进出马车的人全抓了，就像审伪军一样审，可他只是怀疑，没有确凿的证据，一旦把菜园子的人和进出马车的人全抓了，太白楼饭店就开不成了，宫崎康禾肯定要找他的麻烦，到时候宫崎康仁不支持他，他恐怕就有麻烦了，所以，他没敢动。
第三个是东门外十五里河镇，十五里河镇可绕道经碾子镇往西走，从十五里河镇到徐甸子村经过五个村子。经调查，这五个村的人都没见过马队，这样可以排除十五里河镇。可是经过这五个村庄都是黎明到天亮这段时间，人还没起床，自然没有人发现，到徐甸子天亮了，人都起来活动了，发现了。所以，十五里河镇也不能排除怀疑，可十五里河镇没有具体的怀疑对象，就把从东门进出的三驾马车的车主和赶车人都抓了。
经过几天审问，抓的这些人对马队都不知情，说不出有用的信息，都不是松本俊要找的人，松本俊非常气恼，便把抓的人扔到牢里不管了，都被打得死去活来的，也算在牢里养伤。
这天一个特务对松本俊说：“太白楼的账房很可疑。”
松本俊听到的可疑太多了，都有些头疼了，疑惑的问：“怎么可疑？”
特务说：“她是自己跑到饭店找工作的。账房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随便来个外人就能用吗？”
松本俊一想也对，这的确是个漏洞。可还没让他兴奋一下，再一想，太白楼饭店的人除了李梅，不都是刚找的外人，账房就不能找外人吗？这显然站不住脚。可目前他没别的线索。要是别的，他一旦怀疑，首先把人抓了再说，可太白楼饭店特殊，没证据时他不敢抓人，于是说：“继续调查。”
两天后，特务调查到账房孙吉英的家及丈夫张建斌，监视了两天，共发现到这里来的有二十一个人，都是剃了头出来的，没发现什么具体的可疑线索，但松本俊还是下令秘密逮捕张建斌。
于是下午三点多，张建斌正给一个人剃头，十多个特务闯进来，不由分说，把他五花大绑的带走了。接着特务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孩子在屋里吓得大哭，只哭的累的自己睡着了。特务搜了一个多小时，没发现什么抗日的证据，只好作罢。
张建斌也是一头雾水，事情来的太突然，苏阳的行动他也不知道，不知哪里出了问题，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被敌人抓了。不过他心里倒没慌，因为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心里就有了面对这一天的准备。
敌人抓了他就迫不及待的开始审讯。他只好配合的装傻充愣，敌人主要问城里的几件盗窃案，问经过徐甸子的马队，问他属于哪个抗日组织。城里的几件盗窃案和经过徐甸子的马队他都不知道，抗日组织他知道也装作不知道。他只是装作好奇的反而问审他的敌人这些案子的详细经过，听着听着又呵呵呵的大笑，敌人问他笑什么，他说好玩，当个警察天天破案真好玩，他从小就喜欢。说起抗日组织，他还装作热切的问抗日都有哪些组织？怎么才能参加抗日组织？搞的敌人给他发火吼叫。最后说到太白楼饭店，张建斌才明白了，这还是对李梅的怀疑延伸到他这了。敌人不敢动李梅，只好给李梅边缘的人使劲。
他一听敌人问太白楼饭店，就主动给人家叙述说：“我那个媳妇是上过高级完小的，会打算盘，看到太白楼饭店要开业的牌子，就毛遂自荐，要给人家当账房去。开始我是反对的，正经女人怎么能去那种地方。可家里太穷，拗不过她，她去了，人家掌柜的也是个女的，就要她了。关键是一个月能挣七个大洋，比我厉害多了，我给人家剃头，一般一个月也就两三个大洋。”
敌人审不出什么来，直接给他动了刑，打的他皮开肉绽，可他始终还是那套说词，多说的就是他问审讯的人，他该怎么说既不担刑责又不用挨打，审问他的人都烦了，因为没有线索在他身上，更别说证据了，只是怀疑而已，松本俊也没耐心了，把他丢到牢房不闻不问了。
孙吉英回到家一看，张建斌不在家，孩子自己在床上睡觉，屋里的东西乱扔一地，东屋的粮食缸都被打破了。一时间她手足无措，心头被恐惧笼罩着，只有一个想法：出事了。
她忙到厨房，关了门，把水缸里的水都舀出来，把水缸移开，扒开有两公分厚压实的土，下面是一块和水缸一样的圆形石板，搬开石板，下面是一个缩口的大瓷缸，她低头拿开瓷缸里面盖着的布，苏阳藏在这里的钱都还在。她松了一口气，又把布盖好，把石板盖好，给上面铺了土，压实了，再把水缸放好，把水倒进水缸。她又检查了几遍，看不出什么问题，才又到屋里，坐在孩子身边想着问题。
张建斌要守联络点，要看孩子，要给人剃头，要外出应该等孙吉英回来，突然不在家很不正常，看屋里被翻得乱的样子也不像进了小偷。可直观的判断应该是出事了，哪里出事了，孙吉英不知道，也想象不到。张建斌很可能是被抓了，该怎么办？本来按组织要求，她应该发出警示，就是把“剃头铺”的牌子摘了。可情况不明，很可能还有特务在监视，怕引起敌人注意，反而暴露了，所以，她没敢有任何动作。
孩子醒了大哭不止，说：坏人把爸爸抓走了。她坐着抱着孩子，一晚上没有睡觉。
她们最早隶属于军区社会部，后来又和市委建立了联系，一般都是通信员以剃头的名义，来送情报，她们也是通过通信员，及时把要传递的情报传出去。通信员经常换人，又没有固定的时间，所以，只能等上级来联系。后来来了小首长，小首长一般不管他们的事，只是住在这里，但她心里也是又亲又暖，有自己的同志在一起，真是比亲人还亲。再后来就是到太白楼做账房，一天忙的团团转，少了许多心事，知道李梅和田苗苗是自己的同志，但她们是干什么的，什么职务，她都不知道，除了工作上的事，没有和李梅她们聊过组织的事。
第二天天一亮，孙吉英就背着女儿来到太白楼，在李梅的办公室门口的连椅上坐着等李梅。
李梅来饭店一进大门就远远的看到孙吉英，心里就“咯噔！”一下，预感到出什么事了，于是紧走几步，到跟前和孙吉英只是眼神交流了，没说话，开了办公室的门，说：“进来说吧。”
孙吉英抱着孩子进了办公室，孩子四岁多了，不宜听她们谈话。李梅说：“苗苗，带小朋友出去玩。”
田苗苗哄着给小女孩去买糖吃，抱着小女孩出去了。
李梅关了门，还没转过身来，孙吉英就说：“孙建斌不见了。”
苏阳给李梅说过孙建斌的情况。李梅问：“什么时候的事？”
孙吉英说：“昨儿后晌。”
李梅问：“怎么个不见了？”
孙吉英说：“我们孩子说她爸爸被坏人抓走了，家里被翻得乱的不成样子。”
李梅问：“家里有什么东西？”
孙吉英说：“就小首长放下些钱，我藏得牢靠，他们没翻着，其它没什么要紧的东西。”
李梅又问：“那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被抓？”
孙吉英摇头说：“我也不知道，他前段时间跟小首长出去了一个多月，我来太白楼上班后，小首长就让他回来了，现在一天就在家守着，这都十多天了，很少外出，不应该出事。”
李梅思索着。孙吉英她们的关系单纯，活动又少，不应该出问题，如果是她们出问题，孙吉英恐怕就没机会到这里来了。
不是她们的问题，那问题就来自两方面：一个是她们的上线出了问题，连累到她们，甚至是出了叛徒，出卖了他们。可如果是这样，孙吉英既是不被抓，也应该被控制，不可能还是现在的自由身，想这一方面有点牵强。
再一个就是因为对她的怀疑，而怀疑孙吉英，企图从张建斌身上找突破口。虽然这一点从逻辑关系上看起来有点远，但敌人可能想的更远，是很有可能的。
由于饭店的关系和她爸爸的缘故，松本俊不敢随意抓她，但不等于不调查她。这次苏阳的动静又这么大，迫使鬼子采取更极端的措施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是这样，也就是说松本俊并没有张建斌的直接线索，只是因为怀疑她而怀疑，张建斌的问题就不大，就看张建斌的随机应变能力了。如果经不住敌人诱惑，或者敌人一吓唬就害怕，抽几鞭子就怂包软蛋了，那麻烦就大了。
她没和张建斌打过交道，甚至没见过面，不了解张建斌，可就是很了解，人的善变随时都会让人颠覆三观。也难怪她这么想，组织上出现这种情况都必许立即采取措施，预防损失扩大，必须断尾求生。可她这种情况，刚刚建立的运输通道不可能舍弃的，她绝不能撤离。她不撤离，孙吉英就不能撤离。这样，她们的命运就寄托在张建斌身上了，张建斌一旦叛变，她们就全暴露了。反过来说，张建斌本来没事，她们若撤离，张建斌立刻就暴露了，张建斌的命运也和他们紧紧相连。
这些都想明白了，李梅问：“这种情况组织上要求你们怎么做？”
孙吉英说：“要求示警，就是把‘剃头铺’的牌子摘了。我担心有特务监视，就没敢去摘牌子。”
李梅说：“那你回去就把牌子摘了，有鬼子监视也别怕，张建斌不见了，还挂着牌子，耽误人家来剃头的。我们俩现在都必须坚守阵地，不能离开这里，一方面这个饭店太重要了，再者据我分析，敌人只是怀疑张建斌，并没有直接线索，张建斌没什么事，我们一撤离，他反而有事了，所以，我们不能撤。同时，张建斌被抓的事我们不能有任何反应，更不能企图去营救，一旦有营救的企图，敌人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现在你要办的事一是给组织示警。二是你对外就说，张建斌可能是倦了你家的东西跑了，你要寻找他，写寻人启事去街上张贴。三是安排好你的孩子，我们随时都可能出问题，那样会连累孩子，趁这个机会，你要上班，顾不了孩子，张建斌又跑了，所以把孩子安顿好，你没地方安顿我给你找个地方。钱不够我这里出。你走要给我写个请假条。”
孙吉英一听，自己心里也有了主张，说：“好的，我现在就给你写请假条。”
李梅拿出纸笔，孙吉英立刻写了请假条，抱着孩子走了。上了班，李梅在前台做开了账房。宫崎康禾的账房好奇的问：“李掌柜，孙账房哪去了，怎么你来做账房？”
李梅把孙吉英写的请假条给她看了，说：“她家里出事了，这几天来不了了。”
宫崎康禾的账房又问：“出什么事了？”
李梅说：“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就听她说，她男人把家里翻了个稀乱，可能是跟上别人跑了。”
“啊！”宫崎康禾的账房惊讶的说：“还有那样的人？”
李梅让她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便忙活着，再没理她。
孙吉英回到家便依李梅所说，写了二十份寻人启事：
丈夫张建斌，今年三十五岁，于昨儿后晌把家里翻得稀乱，不知裹挟了什么家产，跟别人跑了。我们夫妻多年，希望你看在孩子的份上，能回心转意，立刻回家为盼。若有知情的路人请告诉一声，定当感谢！
妻子 孙吉英
写好寻人启事，孙吉英便和了半碗浆糊，带着孩子在街上贴了一上午。随后她便带孩子回老家去了。
寻人启事很快就到了松本俊的面前，让松本俊看的既疑惑又索然无味，疑惑的是有这么蠢的人？以为是丈夫卷了家产跑了，无味的是这么蠢的人，怎么看也不是抗日分子，于是让把这个案子撤了，别浪费时间和人手了。
宫崎康禾的账房下班后也把李梅当账房的事给宫崎康禾说了，宫崎康禾的第一感觉就是，孙账房的男人可能又是被松本俊那个蠢货给抓了。他知道松本俊天天盯着太白楼，特别是李梅，因为李梅，太白楼的所有人松本俊都怀疑。这不，孙账房的男人一个剃头的，根本无关紧要的人，就和太白楼的人有关系，就被抓了。也是没别的本事了，就知道乱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