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期《大明时报》头版头条又抛出了一个炸裂的标题《家国之天下》作者正是雄鸡报晓。
“我们总是自诩为天朝上国，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大明之国，我们所代表的就是整个天下。先秦时期开始，我们的国家观念是一种天下主义，是在“家—国—天下”的基本框架中的一个相对概念。”
天下概念始于周朝，从先秦的诸子百家起，政治论说和历史叙述之中都以天下为探讨对象。天下主义不仅是一种道德秩序，一种世界意识，也是一种方法论调，可以用来理解历史、建构制度、定义政治。在价值意义层面，天下具有超越性的伦理秩序含义。在空间意义层面，天下具有地理学意义上的世界含义。
作为一种精神性的概念，天下具有超越性的伦理秩序含义，既包含了世俗秩序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含了世界秩序中人道与天道的关系。从历史的维度而言，天下是一个概念集合体。天下主义包含了一组相互关联的概念，例如，以世界、中国、九州、四海表达天下的疆域面向，以天命、天道、天下为公表达天下的道德诉求，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表达天下的世俗秩序，以五服、九服、华夏、夷狄表达天下的格局与边界。这些概念从不同的层面和维度阐释了天下的内涵，在不同的话语场域均可以成为天下的化身。
“可笑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说，看广袤无垠的普天之下，没有一处不是国君的封土，看各处封土的天边尽头，没有一人不是国君的奴仆。在我们能触及到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全天下都是天子的，所谓的国，不过是天子封给你的一小片地方。”由此以文化主义为依托形成的中心—边缘观念成为我们处理族际关系和世界关系的依据。中心—边缘观念以“中国”为中心向外辐射，离中心越远的人文明程度越低，外扩到了南蛮、北狄、东夷、西戎，野蛮人与文明人在民族层面形成了区分性的“华夷”之别。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观念再外扩，外扩到内亚圈、外圈，中国与外部世界在文化层面形成了“尊卑”之别。
地域边界在天下的概念逻辑中并不重要，最为重要的是国人把可知的地域世界当成是整个世界去看待，即天下。天下由诸夏和蛮夷组成，天子居于天下之中而建王畿，天子所居之都城就是“中国”，王畿之内是“内服”，之外是诸侯国组成的“外服”。“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口中的天下，却只是一小块之地，大明不是整个世界，以为大明就是天下，周边生活的只不过是一群未开化的野蛮人，这种狭隘的理解是错误的。在这个世界中，有许许多多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中国，大明是中国的中央政府，而我们都是大明的组成部分，有国才有家，一个国家的兴盛、衰败、荣耀、耻辱这些东西和这个国家的人民都是息息相关的。
当年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看到的也只不过是天下的一小块之地，难道还不知天下之大否。
综上所述，国家是一个由人民组成的政治社会组织，具有主权、领土、政府和人民四个基本要素......。”
这一篇文章可谓是惊起千层浪，因为中国人有国家概念意识是鸦片战争以后才觉醒，当时的大清政府万万没想到的是，天子之国，竟然被一个蛮夷小国打败了。于是思想渐渐的开始转变，再加上当时很多留学生的新的思想，渐渐的，人们就开始转变固有观念，从而有了现在意义上的国家的概念，也渐渐接受了中国是这个地球上，和其他众多国家一样平等的一个国家的概念。
可如今是在明朝，大批大批的文人都是圣人的学生，儒学的代言人，因为儒家思想是没有忠君概念的，国君和国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在治国理念中，又不得不提出忠君思想，这很是拧巴啊，最根本的是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也就是统治者要有德。只有统治者自己做好了，才有资格要求百姓去做。“忠君爱国”成了儒术的口头禅和标签，其本质就是拍皇帝的马屁。所以就有了诸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儒术格言。
子曰“君君臣臣，君不君则臣不臣”，其意思是国君要像国君，大臣要像大臣，如果国君不像国君，那就别怪大臣不像大臣了。战国大儒孟子早就说过：“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些，都是反对愚忠的。可是在这样的说教下，在儒家思想招呼下产生了大量愚忠的人物，像前朝的岳飞、当代的于谦，将来的袁崇焕等人，他们是壮烈的，但是同时也是可悲的。统治者们一方面在消灭他们，另一方面又在歌颂他们，以便所有的人都这样愚忠。
大多数人其实并不真正相信儒学，所以，当外族入侵的时候，人们就纷纷逃命，管他什么皇帝和国家的。皇帝死了换一个，国家就是一个称呼，跟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没了国家难道天会塌、地会陷？这国家又不是自己的。譬如，八国联军进中国，总共八千鬼子兵，就能横扫北京城，十多万清兵和几十万的义和团呢？跑了。
当然这些历史，当前的明朝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儒家学派以继承周的王道政治为己任，因此，一直将“德”作为政治哲学的基础。“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贵有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贵有德，何为也？为其近于道也。贵贵，为其近于君也。贵老，为其近于亲也。敬长，为其近于兄也。慈幼，为其近于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虽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虽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领天下国家也。
就是说那位雄鸡报晓的人，写话本倒是很吸引人，可是这篇把国家的概念放在第一位而忽视儒家的王道是行不通的。格局小了，不置可评，只要有了儒家的德，才能谈国家的存在。这样的观念在儒生那里几乎是一以贯之的。宋儒朱熹就说“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德由于正。
其实在天下一家的观念中，这样的理念是十分正常的，有的时候，整个国家甚至被理解为一个身体。《礼记》有这样的表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这样现实的权力关系被理解为身体的不同器官之间的关系，或者理解为家族内部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体现了亲近和紧密感，但是有一个共同之处在其必然会将君主确定为家长或最重要的器官。
这都天下一家了，哪里还有国家之分？全天下都是吾大明的。果然儒家的王道有点狠，那是真的狠。整个地球都是吾一家的，还有别的国家吗。
可是随着这一期《大明时报》的发行，只看到市坊间出现了大量的报摊，还有无数的孩童在沿街叫卖，第二十五期《大明时报》正式开卖，共总印刷六千本，每份定价为洪武通宝折五钱一枚。也就是小平钱五枚。
这样的定价对于需要阅览的书生、读书人、官府衙门外，一般的老百姓还真会肉痛，当今的物价三枚制钱能买到三斤半秫米，或一斤二两大米，又或是五个炊饼。可是章顺早就核算过，一份《大明时报》的成本价在七枚制钱左右，也就是说每发行一期，每期六千份的话，就亏损二千六百文，不过这是暂时的，如果每期能扩大到一万三千份的话，将会盈利。所以也不急，这也是父亲大人关照过的。
“我们总是自诩为天朝上国，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大明之国，我们所代表的就是整个天下。先秦时期开始，我们的国家观念是一种天下主义，是在“家—国—天下”的基本框架中的一个相对概念。”
天下概念始于周朝，从先秦的诸子百家起，政治论说和历史叙述之中都以天下为探讨对象。天下主义不仅是一种道德秩序，一种世界意识，也是一种方法论调，可以用来理解历史、建构制度、定义政治。在价值意义层面，天下具有超越性的伦理秩序含义。在空间意义层面，天下具有地理学意义上的世界含义。
作为一种精神性的概念，天下具有超越性的伦理秩序含义，既包含了世俗秩序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含了世界秩序中人道与天道的关系。从历史的维度而言，天下是一个概念集合体。天下主义包含了一组相互关联的概念，例如，以世界、中国、九州、四海表达天下的疆域面向，以天命、天道、天下为公表达天下的道德诉求，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表达天下的世俗秩序，以五服、九服、华夏、夷狄表达天下的格局与边界。这些概念从不同的层面和维度阐释了天下的内涵，在不同的话语场域均可以成为天下的化身。
“可笑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说，看广袤无垠的普天之下，没有一处不是国君的封土，看各处封土的天边尽头，没有一人不是国君的奴仆。在我们能触及到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全天下都是天子的，所谓的国，不过是天子封给你的一小片地方。”由此以文化主义为依托形成的中心—边缘观念成为我们处理族际关系和世界关系的依据。中心—边缘观念以“中国”为中心向外辐射，离中心越远的人文明程度越低，外扩到了南蛮、北狄、东夷、西戎，野蛮人与文明人在民族层面形成了区分性的“华夷”之别。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观念再外扩，外扩到内亚圈、外圈，中国与外部世界在文化层面形成了“尊卑”之别。
地域边界在天下的概念逻辑中并不重要，最为重要的是国人把可知的地域世界当成是整个世界去看待，即天下。天下由诸夏和蛮夷组成，天子居于天下之中而建王畿，天子所居之都城就是“中国”，王畿之内是“内服”，之外是诸侯国组成的“外服”。“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口中的天下，却只是一小块之地，大明不是整个世界，以为大明就是天下，周边生活的只不过是一群未开化的野蛮人，这种狭隘的理解是错误的。在这个世界中，有许许多多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中国，大明是中国的中央政府，而我们都是大明的组成部分，有国才有家，一个国家的兴盛、衰败、荣耀、耻辱这些东西和这个国家的人民都是息息相关的。
当年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看到的也只不过是天下的一小块之地，难道还不知天下之大否。
综上所述，国家是一个由人民组成的政治社会组织，具有主权、领土、政府和人民四个基本要素......。”
这一篇文章可谓是惊起千层浪，因为中国人有国家概念意识是鸦片战争以后才觉醒，当时的大清政府万万没想到的是，天子之国，竟然被一个蛮夷小国打败了。于是思想渐渐的开始转变，再加上当时很多留学生的新的思想，渐渐的，人们就开始转变固有观念，从而有了现在意义上的国家的概念，也渐渐接受了中国是这个地球上，和其他众多国家一样平等的一个国家的概念。
可如今是在明朝，大批大批的文人都是圣人的学生，儒学的代言人，因为儒家思想是没有忠君概念的，国君和国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在治国理念中，又不得不提出忠君思想，这很是拧巴啊，最根本的是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也就是统治者要有德。只有统治者自己做好了，才有资格要求百姓去做。“忠君爱国”成了儒术的口头禅和标签，其本质就是拍皇帝的马屁。所以就有了诸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儒术格言。
子曰“君君臣臣，君不君则臣不臣”，其意思是国君要像国君，大臣要像大臣，如果国君不像国君，那就别怪大臣不像大臣了。战国大儒孟子早就说过：“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些，都是反对愚忠的。可是在这样的说教下，在儒家思想招呼下产生了大量愚忠的人物，像前朝的岳飞、当代的于谦，将来的袁崇焕等人，他们是壮烈的，但是同时也是可悲的。统治者们一方面在消灭他们，另一方面又在歌颂他们，以便所有的人都这样愚忠。
大多数人其实并不真正相信儒学，所以，当外族入侵的时候，人们就纷纷逃命，管他什么皇帝和国家的。皇帝死了换一个，国家就是一个称呼，跟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没了国家难道天会塌、地会陷？这国家又不是自己的。譬如，八国联军进中国，总共八千鬼子兵，就能横扫北京城，十多万清兵和几十万的义和团呢？跑了。
当然这些历史，当前的明朝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儒家学派以继承周的王道政治为己任，因此，一直将“德”作为政治哲学的基础。“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贵有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贵有德，何为也？为其近于道也。贵贵，为其近于君也。贵老，为其近于亲也。敬长，为其近于兄也。慈幼，为其近于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虽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虽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领天下国家也。
就是说那位雄鸡报晓的人，写话本倒是很吸引人，可是这篇把国家的概念放在第一位而忽视儒家的王道是行不通的。格局小了，不置可评，只要有了儒家的德，才能谈国家的存在。这样的观念在儒生那里几乎是一以贯之的。宋儒朱熹就说“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德由于正。
其实在天下一家的观念中，这样的理念是十分正常的，有的时候，整个国家甚至被理解为一个身体。《礼记》有这样的表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这样现实的权力关系被理解为身体的不同器官之间的关系，或者理解为家族内部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体现了亲近和紧密感，但是有一个共同之处在其必然会将君主确定为家长或最重要的器官。
这都天下一家了，哪里还有国家之分？全天下都是吾大明的。果然儒家的王道有点狠，那是真的狠。整个地球都是吾一家的，还有别的国家吗。
可是随着这一期《大明时报》的发行，只看到市坊间出现了大量的报摊，还有无数的孩童在沿街叫卖，第二十五期《大明时报》正式开卖，共总印刷六千本，每份定价为洪武通宝折五钱一枚。也就是小平钱五枚。
这样的定价对于需要阅览的书生、读书人、官府衙门外，一般的老百姓还真会肉痛，当今的物价三枚制钱能买到三斤半秫米，或一斤二两大米，又或是五个炊饼。可是章顺早就核算过，一份《大明时报》的成本价在七枚制钱左右，也就是说每发行一期，每期六千份的话，就亏损二千六百文，不过这是暂时的，如果每期能扩大到一万三千份的话，将会盈利。所以也不急，这也是父亲大人关照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