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老屋座落在江南一个小镇上，同许多其它小镇一样，枕河而落，白墙黛瓦，二层砖木结构。通前到后，有四进，进与间不同，它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一楼第一进就是临街的店面了，跨出店面便是用青石板或花岗岩石铺砌面成街道，由于时代年久，行人的脚步把石头磨的光滑发亮，在阴雨天，石头上面经过雨淋，湿裸裸的，稍不留心，就会滑倒，望着被抛得很远的雨伞，必定引来店里、店外、街中正在行走的人们一阵轰笑第二进是天井和过道，所谓的天井就是把第一进和第三间倾斜屋面的的雨水流落的地方，古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四水归民塘”就是这个道理，也许是为了取一个吉利吧。第三进是厢房，是店员的住处和仓库。第四进是厨房。二楼是主人的住宿和不能受潮的物品堆放处。
出了后门就有一条小河，这条小河是由县城流向这里的，正好在老屋后面和另一条流经三县的小河在这儿汇合，再向东流淌四十里，就到长江了。小镇家家户户后门口，都有一口石头砌成的小码头，需要进货时就停泊船只，平时就作为洗菜、淘米、洗衣用了
在我三岁时，因父亲受到运动打击，我和外婆、母亲从县城遣回原藉小镇。这时老屋已有四户人家在住，沿街的店铺在我们住县城时被充公了，从天井那儿砌了一道墙，要想上街，只能从隔壁人家或走到一个巷子出去才能上街了。原本在天井处的楼梯换了方向。稍大些我就住在二楼本来的楼梯口，用几板木板封起来，再用纸板隔一下，就成了一个独立的房间了，但那正好是第一进房子屋面倾斜成45度的地方，只能把床开在低矮处靠近天井的窗子边上。
就是这间小屋和当时一家人挤在一间房子相比我就显得有些奢侈多了，所以常常是小伙伴聚集的地方。但晴天还好，一到下雨时候就惨了，由于年久失修，常常漏雨，我可是经常在睡梦中被雨水淋醒，醒来后，只好用洗脸盆放在床上装水，把头放到不漏的那边去睡，好在白天疯玩，晚上好睡。但如遇到两头都漏，只好和外婆睡了。
最高兴当然是过年了，这时候我可以自己把原先淋湿的墙上破烂的旧纸撕下来，再用报纸把重新糊上一遍，也把那木雕的窗子用白纸糊好，还对照一本叫小马过河的连环画，自己描出一大张，涂上颜料，也象模象样呢。
但不高兴的事，也时常发生，比如一天夜里，睡梦中的我被一阵声音惊醒，原来是有人举报说我家藏有一台敌台，于是造反派们就派来了民兵和红卫兵一道到我家翻箱倒柜，还把墙壁敲成一个个洞，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想想还觉得好笑，那个年代人们怎么那么愚笨。现在的年轻再也不相信这是事实。
1976年我高中毕业了，由于是孤儿，就没有下放了，正好有一个表叔是大队书记，帮我找了县劳动局安排到小镇上的食品水产站做合同工，这在那时可是火红火红的单位哟，和我同去的还有一人，在分配工作时，虽然我的字不如一道来的同事好，但单位领导还是让我当了出纳会计，他做了一名屠宰工。也许我沾了个子矮小的光呢。
从此，我就从家中搬到单位去住了，离开了住了十五年的老屋了，但还是回到外婆这儿吃饭的。
单位的房子也是二层楼房，二扇大门厚实厚实，外面还包着一层铁皮，如果油漆成红色那就成了过去的衙门了。到单位后一开始，就我一人住那么一个大的房子，真害怕，从小就没有一人单独住过。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不说也许不知道，我们单位一楼是办公用房，二楼是仓库和用木板隔成的一间间房子，靠近街面的楼上堆放许多杂七杂八的木箱，还有一个比人还大的毛泽东石膏像。最怕人的是，晚上睡不着时，横梁上的黄鼠狼用眼睛盯着我，一动也不动，我全身发抖，睡在床也是一动不动，现在想想，它也许也怕我呢。房子后面就是装猪的地方，晚上只要一个猪哼，就有许多猪应，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来偷猪，反正我是不敢起来的。
那时，猪肉很低少有的卖，每月每人只发一斤肉票，过年过节再加半斤。杀猪的日子也很少一般是“逢五逢十”即每月五号、十号、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杀猪一般是早上三点多就起来，我是出纳，按道理可以不起早，但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同学们大多数在农村那片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我却在这儿吃香的，喝辣的。所以师傅们把我喊醒开门时，我也就不睡了，给他们做做小事。
到了春节前，为了完成生猪收购上交任务，我们还要下乡去收猪，由于早上很早就走，银行还没开门，所以必须头天下午把钱拿好，一次拿了一万块钱，我放在枕头下面真怕呀，要知道当时我的工资每月只有二十四元呢，是它的四百多倍呀。不杀猪的时候事情相对要少些了，我每天早上起来把所有房间打扫干净，等水冲好后同事才前前后后来上班了。
在这儿工作了两年多，因为县里对我们这些留城知青要重新分配，我分到镇上卫生院工作了，也就正式离开老屋了。
原来的单位在我走后把老屋拆了重新盖了房子，外婆也去世多年了，十年前我离开小镇来到县城工作了。二年前，小镇青石铺就的巷子，成了半边街了，沿河而建的老屋也在长江建防洪大堤时一并拆除了。岁月过去几十年了，消失的老屋成为梦中的一道风景线，辛酸也罢，愉悦也罢
出了后门就有一条小河，这条小河是由县城流向这里的，正好在老屋后面和另一条流经三县的小河在这儿汇合，再向东流淌四十里，就到长江了。小镇家家户户后门口，都有一口石头砌成的小码头，需要进货时就停泊船只，平时就作为洗菜、淘米、洗衣用了
在我三岁时，因父亲受到运动打击，我和外婆、母亲从县城遣回原藉小镇。这时老屋已有四户人家在住，沿街的店铺在我们住县城时被充公了，从天井那儿砌了一道墙，要想上街，只能从隔壁人家或走到一个巷子出去才能上街了。原本在天井处的楼梯换了方向。稍大些我就住在二楼本来的楼梯口，用几板木板封起来，再用纸板隔一下，就成了一个独立的房间了，但那正好是第一进房子屋面倾斜成45度的地方，只能把床开在低矮处靠近天井的窗子边上。
就是这间小屋和当时一家人挤在一间房子相比我就显得有些奢侈多了，所以常常是小伙伴聚集的地方。但晴天还好，一到下雨时候就惨了，由于年久失修，常常漏雨，我可是经常在睡梦中被雨水淋醒，醒来后，只好用洗脸盆放在床上装水，把头放到不漏的那边去睡，好在白天疯玩，晚上好睡。但如遇到两头都漏，只好和外婆睡了。
最高兴当然是过年了，这时候我可以自己把原先淋湿的墙上破烂的旧纸撕下来，再用报纸把重新糊上一遍，也把那木雕的窗子用白纸糊好，还对照一本叫小马过河的连环画，自己描出一大张，涂上颜料，也象模象样呢。
但不高兴的事，也时常发生，比如一天夜里，睡梦中的我被一阵声音惊醒，原来是有人举报说我家藏有一台敌台，于是造反派们就派来了民兵和红卫兵一道到我家翻箱倒柜，还把墙壁敲成一个个洞，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想想还觉得好笑，那个年代人们怎么那么愚笨。现在的年轻再也不相信这是事实。
1976年我高中毕业了，由于是孤儿，就没有下放了，正好有一个表叔是大队书记，帮我找了县劳动局安排到小镇上的食品水产站做合同工，这在那时可是火红火红的单位哟，和我同去的还有一人，在分配工作时，虽然我的字不如一道来的同事好，但单位领导还是让我当了出纳会计，他做了一名屠宰工。也许我沾了个子矮小的光呢。
从此，我就从家中搬到单位去住了，离开了住了十五年的老屋了，但还是回到外婆这儿吃饭的。
单位的房子也是二层楼房，二扇大门厚实厚实，外面还包着一层铁皮，如果油漆成红色那就成了过去的衙门了。到单位后一开始，就我一人住那么一个大的房子，真害怕，从小就没有一人单独住过。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不说也许不知道，我们单位一楼是办公用房，二楼是仓库和用木板隔成的一间间房子，靠近街面的楼上堆放许多杂七杂八的木箱，还有一个比人还大的毛泽东石膏像。最怕人的是，晚上睡不着时，横梁上的黄鼠狼用眼睛盯着我，一动也不动，我全身发抖，睡在床也是一动不动，现在想想，它也许也怕我呢。房子后面就是装猪的地方，晚上只要一个猪哼，就有许多猪应，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来偷猪，反正我是不敢起来的。
那时，猪肉很低少有的卖，每月每人只发一斤肉票，过年过节再加半斤。杀猪的日子也很少一般是“逢五逢十”即每月五号、十号、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杀猪一般是早上三点多就起来，我是出纳，按道理可以不起早，但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同学们大多数在农村那片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我却在这儿吃香的，喝辣的。所以师傅们把我喊醒开门时，我也就不睡了，给他们做做小事。
到了春节前，为了完成生猪收购上交任务，我们还要下乡去收猪，由于早上很早就走，银行还没开门，所以必须头天下午把钱拿好，一次拿了一万块钱，我放在枕头下面真怕呀，要知道当时我的工资每月只有二十四元呢，是它的四百多倍呀。不杀猪的时候事情相对要少些了，我每天早上起来把所有房间打扫干净，等水冲好后同事才前前后后来上班了。
在这儿工作了两年多，因为县里对我们这些留城知青要重新分配，我分到镇上卫生院工作了，也就正式离开老屋了。
原来的单位在我走后把老屋拆了重新盖了房子，外婆也去世多年了，十年前我离开小镇来到县城工作了。二年前，小镇青石铺就的巷子，成了半边街了，沿河而建的老屋也在长江建防洪大堤时一并拆除了。岁月过去几十年了，消失的老屋成为梦中的一道风景线，辛酸也罢，愉悦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