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豆，是豆类的一种。我不知道它的学名叫什么，也没有见过它的苗长什么样，只知道它果实的颗粒、颜色和蚕豆一般，形状是心型的，也象桃子，样子很可爱；拿来炒着吃，味道也很象蚕豆，但总感觉比蚕豆香很多。这是我童年享受到的最好的、最喜欢的零食。
每每提起桃豆，我就会很自然地想起童年生活过的小镇，还有那位可亲可敬的老人陈奶奶。那个小镇的名字叫纳林，距县城仅十五公里，是著名的“走西口”路上的驿站，当年走西口的人们常常在这里歇脚、打尖。原始民歌走西口版本的唱词里，就有这样的句子：“头一天住在古城，第二天歇在纳林，遇见了两个蒙古人，说了几句蒙古话，咱甚也没听懂。”可见这小镇曾经的热闹和辉煌，所以，这里相对其他乡镇也要繁荣的多，更有一所规模相当的小学校，我的母亲就是这学校的老师。陈奶奶其实不姓陈，我们也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大家都习惯地随着她丈夫的姓称呼她，她自己到也十分认可。陈爷爷是学校的勤杂工，本分老实、木讷善良，印象中爷爷的脸上常挂着笑容，我们这些小孩都愿意接近他。和爷爷相比，身体高大壮实的奶奶到显得干练了很多，家里家外的活什么都能干，还常常帮着学校的女老师干家务，就连我们这些住在学校院里的孩子，都是她带大的。
那时候，我们学校里和妈妈一样的女老师有好几个，家和丈夫都在县城里，自己带着还没有上学的孩子住在学校宿舍里，也没有幼儿园，生活是很艰苦的。彩云姐妹、晓灵和她弟弟，再加上我和妹妹都是这样的，我们也小镇的人称为“学校大院里的孩子”大概是因为运动吧，记得妈妈她们经常晚上开会到深夜或者天明，我们这些孩子就被锁在各自的家里，又冷又黑的冬天里，偶尔半夜醒来看到家里没有大人，就吓得缩在被子里直哭。后来被陈奶奶知道了，她就主动要求妈妈们把孩子交给她看管，我们才有了安全和温暖的去处。
陈奶奶家在学校外的操场边，是个极普通的土院子，三间土房子两间住人，一间用来做仓房，放粮食等杂物；院子外面还有他们自己开辟的一个小菜园，夏天种满各种蔬菜瓜果，桃豆也是那园子里种出来的。奶奶共有五口人，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花兰因为智力障碍，只上了两年学，就回到在家里帮奶奶干家务；二女儿美兰在县里读高中，学习十分优秀；儿子永泉最小，就在我们的学校上五年级，他们家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爷爷奶奶住的屋子里有一铺顺山大炕，那就是我们温暖的天堂，在妈妈连夜开会的日子里，我们很自然地成了这家里的成员。白天，我们跟着花兰姑姑喂猪喂鸡打狗扫院，她虽然智力有障碍，但却是干活的好手，对我们也特别的好，也经常和我们一起玩。晚上，我们就围着奶奶听她讲故事，奶奶没有文化，只会讲一些狐狸精、恶后母、小鬼无常一类的老故事，吓的我们直往她怀里钻；每当这时候，她就会哈哈大笑着摸摸我们的头，喊花兰姑姑给我们拿些零食来吃，桃豆就是我在奶奶家里吃到的，别人家里从来没有见过呢。有一次，也是吃桃豆的时候，我的牙掉了，奶奶就逗我说：小谗猫，把牙都磕掉了吧？看你还敢不敢吃桃豆了！我当时也不懂那是换乳牙，吓得好久不敢吃桃豆。后来，只要我们换下了乳牙，奶奶就把它放到门框上去，说是那样我们的牙才会长的更好、更坚固，我真不知道那门框上放了多少颗牙。
冬天到了的时候，奶奶的家里就热闹了起来，邻居那些大姑娘小媳妇们，每天都早早地吃了晚饭，带上针线活到奶奶家来串门，她们围坐在炕头上，边唠家常边做活，嘻嘻哈哈地到大半夜。奶奶家的炕头上总放着一张小炕桌，桌上放一盏煤油灯，桌前放个取暖的火盆，让屋子里总有一种暖融融的感觉。奶奶经常会炒些瓜子、黄豆、桃豆散放在炕桌上，让她们干活中间休息一下，喝点水、磕磕瓜子；奶奶则在旁边抽着她的大旱烟袋，看着她们干活，听着她们说话，还和她们一起大笑，偶尔奶奶也帮她们裁棉衣、剪鞋样。我也常常会靠在奶奶旁边，看她们干活，却听不明白她们说些什么笑话，只会跟着她们傻笑；每当这时候，奶奶就会喊我：妮子，给奶奶装袋烟。在我给她装烟锅时，她就挑出一些桃豆来给我，她知道我最喜欢吃桃豆了。还记得大嫂们做的最多的针线活就是缝鞋帮、纳鞋底，我们几个女孩子就帮着她们搓纳底用的麻线，临家的大嫂经常夸我搓的麻线最好；有次，她回家时没有带走鞋底，我就学着她的样子纳了一块，当然是歪歪扭扭的不成样子的；奶奶看到了就和她说：拆了重新做吧，小孩子不懂事，纳着玩呢。大嫂笑着说：不拆了，就这样吧。这么小的孩子，已经做的很不错了。还意味深长地看看我，叹口气说：女人啊，天生就是受罪的命啊！我当时是不懂这话的意思的。有天晚上，奶奶给这些大婶、大嫂子们下了命令，要求她们分工合作，给我们每人都做双新鞋，布料等一切原料奶奶负责提供，她们很爽快地答应了，都说给老师帮忙是应该的。于是，那年过年的时候，我们每人都有了一双千层布底的花条绒棉鞋，我们的心里别提多美啦！
后来，秀兰姑姑当兵走了，花兰姑姑嫁到了一个穷山沟里，永泉叔叔也到县城上了高中，我们也随妈妈调回了县城，永远离开了那个叫纳林的小镇和那些淳朴、憨厚的乡亲。
再见到陈奶奶的时候，我已经上班工作了，奶奶也年近八旬。那时，永泉叔叔在县城的厂长里上班了，陈爷爷早已去世，奶奶就跟了儿子到了县城。奶奶来我家串门的那天，也是很冷的冬天，都开始准备过年了，我帮妈妈在屋子里缝棉被，爸爸和弟弟他们在院子里杀鸡。奶奶虽是满头银发，可依然精神矍铄，只是那双被缠的半大的小脚，显得有点步履蹒跚；妈妈让奶奶到炕上去坐着和她说话，奶奶说着话，可她的手却不闲着，一直帮妈妈拽着被角。她和妈妈说起他们的生活，孩子们的工作、工资都不好，媳妇对她也不好，日子过的很不顺心，说着说着就掉下了泪，我和妈妈也跟着落泪。我就和妈妈说：别让奶奶走了，我也工作了，我来养活她。妈妈没有反对，可奶奶叹口气说：我是有儿子的人啊，不能呆在别人家的，再说我也活不了几年了，不能再连累你们了。中午做饭的时候，我特地把鸡肉炖得烂烂的，拣一些好肉夹到奶奶的碗里，奶奶抹着泪说：我的妮子长大，懂事了，知道关心人了。饭后，奶奶坚持要走，任我们怎么劝，奶奶就是不肯留下来。后来，永泉叔叔的厂子效益不好，发不出工资，为了生活，奶奶他们全家都回了老家，我也没能再见到奶奶。
如今，桃豆已经从我们的视线、我们的生活里永远地消失了，再也无法见到它的踪迹了。可在我心底的深处，桃豆里浓缩了我童年的欢乐，也储存着我遥远的记忆，和那最纯最真的乡情、亲情，那是任何东西都抹不掉的！
每每提起桃豆，我就会很自然地想起童年生活过的小镇，还有那位可亲可敬的老人陈奶奶。那个小镇的名字叫纳林，距县城仅十五公里，是著名的“走西口”路上的驿站，当年走西口的人们常常在这里歇脚、打尖。原始民歌走西口版本的唱词里，就有这样的句子：“头一天住在古城，第二天歇在纳林，遇见了两个蒙古人，说了几句蒙古话，咱甚也没听懂。”可见这小镇曾经的热闹和辉煌，所以，这里相对其他乡镇也要繁荣的多，更有一所规模相当的小学校，我的母亲就是这学校的老师。陈奶奶其实不姓陈，我们也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大家都习惯地随着她丈夫的姓称呼她，她自己到也十分认可。陈爷爷是学校的勤杂工，本分老实、木讷善良，印象中爷爷的脸上常挂着笑容，我们这些小孩都愿意接近他。和爷爷相比，身体高大壮实的奶奶到显得干练了很多，家里家外的活什么都能干，还常常帮着学校的女老师干家务，就连我们这些住在学校院里的孩子，都是她带大的。
那时候，我们学校里和妈妈一样的女老师有好几个，家和丈夫都在县城里，自己带着还没有上学的孩子住在学校宿舍里，也没有幼儿园，生活是很艰苦的。彩云姐妹、晓灵和她弟弟，再加上我和妹妹都是这样的，我们也小镇的人称为“学校大院里的孩子”大概是因为运动吧，记得妈妈她们经常晚上开会到深夜或者天明，我们这些孩子就被锁在各自的家里，又冷又黑的冬天里，偶尔半夜醒来看到家里没有大人，就吓得缩在被子里直哭。后来被陈奶奶知道了，她就主动要求妈妈们把孩子交给她看管，我们才有了安全和温暖的去处。
陈奶奶家在学校外的操场边，是个极普通的土院子，三间土房子两间住人，一间用来做仓房，放粮食等杂物；院子外面还有他们自己开辟的一个小菜园，夏天种满各种蔬菜瓜果，桃豆也是那园子里种出来的。奶奶共有五口人，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花兰因为智力障碍，只上了两年学，就回到在家里帮奶奶干家务；二女儿美兰在县里读高中，学习十分优秀；儿子永泉最小，就在我们的学校上五年级，他们家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爷爷奶奶住的屋子里有一铺顺山大炕，那就是我们温暖的天堂，在妈妈连夜开会的日子里，我们很自然地成了这家里的成员。白天，我们跟着花兰姑姑喂猪喂鸡打狗扫院，她虽然智力有障碍，但却是干活的好手，对我们也特别的好，也经常和我们一起玩。晚上，我们就围着奶奶听她讲故事，奶奶没有文化，只会讲一些狐狸精、恶后母、小鬼无常一类的老故事，吓的我们直往她怀里钻；每当这时候，她就会哈哈大笑着摸摸我们的头，喊花兰姑姑给我们拿些零食来吃，桃豆就是我在奶奶家里吃到的，别人家里从来没有见过呢。有一次，也是吃桃豆的时候，我的牙掉了，奶奶就逗我说：小谗猫，把牙都磕掉了吧？看你还敢不敢吃桃豆了！我当时也不懂那是换乳牙，吓得好久不敢吃桃豆。后来，只要我们换下了乳牙，奶奶就把它放到门框上去，说是那样我们的牙才会长的更好、更坚固，我真不知道那门框上放了多少颗牙。
冬天到了的时候，奶奶的家里就热闹了起来，邻居那些大姑娘小媳妇们，每天都早早地吃了晚饭，带上针线活到奶奶家来串门，她们围坐在炕头上，边唠家常边做活，嘻嘻哈哈地到大半夜。奶奶家的炕头上总放着一张小炕桌，桌上放一盏煤油灯，桌前放个取暖的火盆，让屋子里总有一种暖融融的感觉。奶奶经常会炒些瓜子、黄豆、桃豆散放在炕桌上，让她们干活中间休息一下，喝点水、磕磕瓜子；奶奶则在旁边抽着她的大旱烟袋，看着她们干活，听着她们说话，还和她们一起大笑，偶尔奶奶也帮她们裁棉衣、剪鞋样。我也常常会靠在奶奶旁边，看她们干活，却听不明白她们说些什么笑话，只会跟着她们傻笑；每当这时候，奶奶就会喊我：妮子，给奶奶装袋烟。在我给她装烟锅时，她就挑出一些桃豆来给我，她知道我最喜欢吃桃豆了。还记得大嫂们做的最多的针线活就是缝鞋帮、纳鞋底，我们几个女孩子就帮着她们搓纳底用的麻线，临家的大嫂经常夸我搓的麻线最好；有次，她回家时没有带走鞋底，我就学着她的样子纳了一块，当然是歪歪扭扭的不成样子的；奶奶看到了就和她说：拆了重新做吧，小孩子不懂事，纳着玩呢。大嫂笑着说：不拆了，就这样吧。这么小的孩子，已经做的很不错了。还意味深长地看看我，叹口气说：女人啊，天生就是受罪的命啊！我当时是不懂这话的意思的。有天晚上，奶奶给这些大婶、大嫂子们下了命令，要求她们分工合作，给我们每人都做双新鞋，布料等一切原料奶奶负责提供，她们很爽快地答应了，都说给老师帮忙是应该的。于是，那年过年的时候，我们每人都有了一双千层布底的花条绒棉鞋，我们的心里别提多美啦！
后来，秀兰姑姑当兵走了，花兰姑姑嫁到了一个穷山沟里，永泉叔叔也到县城上了高中，我们也随妈妈调回了县城，永远离开了那个叫纳林的小镇和那些淳朴、憨厚的乡亲。
再见到陈奶奶的时候，我已经上班工作了，奶奶也年近八旬。那时，永泉叔叔在县城的厂长里上班了，陈爷爷早已去世，奶奶就跟了儿子到了县城。奶奶来我家串门的那天，也是很冷的冬天，都开始准备过年了，我帮妈妈在屋子里缝棉被，爸爸和弟弟他们在院子里杀鸡。奶奶虽是满头银发，可依然精神矍铄，只是那双被缠的半大的小脚，显得有点步履蹒跚；妈妈让奶奶到炕上去坐着和她说话，奶奶说着话，可她的手却不闲着，一直帮妈妈拽着被角。她和妈妈说起他们的生活，孩子们的工作、工资都不好，媳妇对她也不好，日子过的很不顺心，说着说着就掉下了泪，我和妈妈也跟着落泪。我就和妈妈说：别让奶奶走了，我也工作了，我来养活她。妈妈没有反对，可奶奶叹口气说：我是有儿子的人啊，不能呆在别人家的，再说我也活不了几年了，不能再连累你们了。中午做饭的时候，我特地把鸡肉炖得烂烂的，拣一些好肉夹到奶奶的碗里，奶奶抹着泪说：我的妮子长大，懂事了，知道关心人了。饭后，奶奶坚持要走，任我们怎么劝，奶奶就是不肯留下来。后来，永泉叔叔的厂子效益不好，发不出工资，为了生活，奶奶他们全家都回了老家，我也没能再见到奶奶。
如今，桃豆已经从我们的视线、我们的生活里永远地消失了，再也无法见到它的踪迹了。可在我心底的深处，桃豆里浓缩了我童年的欢乐，也储存着我遥远的记忆，和那最纯最真的乡情、亲情，那是任何东西都抹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