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章 刑法
第120章 刑法
汉朝初年。
刘邦再次想起来自己当初连马匹都凑不齐的情况，虽然他心性豁然，但这件事他到底还是记得，实在是太穷了啊！穷得不仅皇帝的东西都凑不齐，更是面对匈奴都无法反击，只能被迫求和……
他暗自肯定了那个自己选择吕雉作为后继者的正确性，吕雉成功让大汉渡过了那段艰险的时期，扛到了刘恒长成、能够继位理事，那些政策，特别是给百姓分地，是实打实的根基。
回想后面几个王朝，哪怕是说搞什么“均田制”的唐朝，看起来都没有能够像大汉这样人人有田，人人可耕作。
想到这里，刘邦的嘴角勾了起来：那些朝代，绝对都没有乃公的大汉寿数长久！
明朝，洪武年间。
朱元璋看着汉朝、刘恒的种种政策，一时间感念不已：“三十税一，三年一事，耕者有其田……当年要是也能这样该多好！”田租低廉，徭役甚少，普通人又有起码一顷的田地用来耕种，若是能够这样，又怎会有饿死之人！
只是可惜，这样的制度，除去汉朝初年的时候能够达到，日后的王朝，再未能出现同样的政策和效果。“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惨剧宛若轮回一样不断发生，土地基本没有真正归属到那些最底层的百姓手中。
至于刘恒的商人政策，朱元璋是不太赞同的。把那么多东西都赋予那些商人，在当时确实帮助了汉朝的经济，但时间长了，又是什么样？
朱标劝道：“没有人能够保证每一步都绝对正确，爹爹无需苛责，只要那些人能及时改正就可以了。”
朱元璋听进去了，心情逐渐舒缓，但没等他彻底舒缓，又觉得有问题：如汉文帝一般人物，他的政策都会逐渐变质，那自己的呢？这个问题他之前就有所意识，但当时因为别的事情略了过去，如今想来，确实需要仔细查探、思考一番了。
【这些政策都有力地推动了汉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表现在商业上，就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而刘恒之后，他的儿子景帝刘启同样大力发展民生经济，为再之后的武帝刘彻发动汉匈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奠定了经济基础。
除去商业，在货币上，刘恒废除了盗铸钱令，允许私铸。只不过，这个政策到了武帝时期就被废除，私铸再次被禁止。】
汉朝，文帝前元年间。
刘恒挑眉，他倒不在意他关于私铸的政策存续与否，毕竟每一个时期都可能会产生不同的需求，禁止私铸钱币也没什么。他关注的是禁止私铸背后的原因：到底为什么，才会让他的那个好孙子停止这一个延续两代的政策，转而禁止私铸呢？
是私铸本身导致了问题，还是私铸不能满足某种需求，而禁止私铸更能满足需求？
从天幕的寥寥数语能够分析出来，他的好孙子在位期间，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是当时的主要内容，且持续时间不算短暂——既然如此，当时的所有社会情况和政策都必然是要为汉匈战争所服务的。
那么，就是私铸不能满足刘彻发动战争的需求了，禁止私铸获利更大。
【在与民息息相关的另一方面，刘恒也做了不小的改变。那就是刑罚。
登基之后，刘恒先是废除连坐法，也就是一人犯罪，家人收为奴婢及各种株连的法律；
而到了十三年，刘恒又废除肉刑，以髡钳代黥刑，以笞三百代劓刑。笞五百代趺左趾，弃市代趺右趾。
肉刑的历史非常悠久，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广泛应用，一直延续到了秦朝。秦朝灭亡后，刘邦建立汉朝，汉朝被称为“汉承秦制”，这样的形容在刑罚方面同样适用。刘邦虽然废除了一部分秦朝的严刑峻法，但同样保留了一部分，包括肉刑、连坐等。
到了刘恒在位，他本来可能就不太认为这些法律的必要性，加上当时发生了“缇萦救父”的事件，于是刘恒干脆废除了肉刑，用其他刑罚代替。】
宋朝，开宝元年。
缇萦救父的故事随着刘恒废除肉刑的举动一同流传史册，为所有读史之人所知。
赵匡胤语气中充满赞赏：“缇萦讼父，亦孔有识，推诚上书，文雅甚备。”哪怕如今不像汉朝那样病态地追求“孝”，但对于孝道的赞赏和推崇从未改变。缇萦的行为，不仅是汉文帝刘恒记载中体现他德行光辉的一笔，同样是宣扬孝道的典范。
唐朝，贞观年间。
“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李世民回忆着《史记》中有关汉文帝修改法律时的话语，“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
如今的大唐，早已没有了那些惨无人道的刑罚，特别是自隋文帝《开皇律》以来，定下了最基本的法律和刑罚，也就是一般而言的“笞、杖、徒、流、死”。
而在李世民自己登基以来，更是注重法制建设，力求减少死刑人数，在整个大唐中树立一个自觉遵守法律的风气，以期重现上古盛世之时“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风尚。
“德刑相济，文武并举。”李世民看向他的列位重臣，“朕虽德薄，亦望可复见三代之风也，愿诸卿勠力，助复此愿。”
明朝，洪武年间。
对于废除肉刑本身这件事情，朱元璋还是非常赞同的。曾经身为最普通不过的百姓，他更能理解百姓对于官府、刑罚的态度，也明白民众对此的恐惧和排斥。
而这还是在隋唐以来的刑罚下的态度，若是如汉文帝之前的那些给人巨大痛苦的肉刑，百姓只会更加恐惧和抵触。
只不过，同样作为出身最普通的人，朱元璋对于法律和刑罚的认知也很朴素：法律就是规定不能干什么的，而制定的刑罚就是让那些人引以为戒、绝不敢触犯法律、做不该做的事情。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有时候，朱元璋反而认为，刑罚若是重一些、残忍一些，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才对。
于是，他淡淡开口了：“文帝宽仁弘厚，德治天下，此为功德。然过于柔仁，却未必能够震慑住那起子小人，其后诸侯之乱、豪商自大，未必不是出于此处。”简而言之，他老朱承认刘恒废除肉刑、宽宏治理的德行，但却不会采取这样的方式。
什么宽容？还是依法处置更好，至于他颇为喜爱的让一个人变成两个人的刑罚，那更不可能废除了。
在场的不论是皇子亲王们，还是文武大臣们，俱都一脸平和淡然，没有对于朱元璋的发言有任何的惊讶——笑话，谁还可能指望万岁/爹改变他的行事风格？会有这等妄想的，要不是根本踏不进这座大殿内，要不就是已经化作一抔黄土。
秦朝。
嬴政倒不是很关心刘恒废除种种“不人道”刑罚的举动，毕竟，早在之前，他就推断出来后世王朝大约是对他大秦的刑罚、法律都颇有不赞同的，对此并不意外。他关注的是那句话：“汉承秦制”。
秦制有很多，其中还有不少是他一统六国后的新制度，那么这个汉朝到底承袭了多少？
已知汉朝有着封王列侯，但看起来也有着郡县制的影子，而且这几个皇帝都在打压王侯的力量，所以，是把郡县和封国一同执行了吗？
至于什么官制和中央集权、皇帝至上的制度，这就不用说了，从已知内容看，基本上都继承了。
嬴政对于汉朝的这个郡县和封国并行的制度有些兴趣，虽然从后世来看，自己的郡县制就是最正确的选择，但目前也确实存在不小的问题，在他想来，胡亥上位后能够那么快把大秦的基业败光，和各项新制度没有彻底完善也有关。
这个汉朝选择封国郡县并行，大约是为了稳固统治——刘姓并非六国贵族，刘邦的身份大约也只是中下层黔首，那么他将异姓封为王侯，有助于稳定随同他征战的各方力量；而既然异姓为王侯，那同姓也当为王侯，以加强中央力量。
但显然，中央本身必须尽快强大起来，各地的王侯、不论同姓异姓，也必须尽快处理掉，否则，总会变成一种尾大不掉的态势。
就比如，嬴政很怀疑，汉朝、哪怕只是刘恒一代，造反的王侯会只有一个刘兴居吗？
【而同刘恒的光辉德政一同存在的，是汉朝自建立以来就不断膨大的阴影。
也就是刘邦为了安定汉家天下，选择郡国并行制以来从未消失的，诸侯王的威胁。
刘邦本人在稳定后就不断剪除异姓王，吕雉执政期间同样力求削弱非刘盈一系的同姓异姓王侯，而刘恒则是一力提高同姓王侯的力量，以对抗异姓王侯。
前面提到过，因为不满于刘恒登基、以及利益分配不均，济北王刘兴居举起了反旗，做了历史上第一个反叛的同姓诸侯王。
当时，他的反叛被迅速镇压，但自此后诸侯王的反叛始终都有，仅刘恒在位期间就再次出现。
六年，刘邦最小的儿子淮南王刘长又举起了反旗。】
汉朝初年。
刘长此时还没有诞生，刘邦对这个儿子还真有几分好奇，这个儿子会是什么样的性子？打算造反的话，又能造出什么结果？不会又和刘兴居一样，还没怎么起兵呢，就被俘虏了吧。
虽然这样确实对大汉很好，一点都不损耗国力，但这未免有些太丢他这个父亲的脸……
不过，这个小儿子肯定是没有成功的，包括天幕说的日后的诸侯王反叛，毕竟那个明太宗朱棣才是唯一一个造反成功的藩王。
汉朝，元狩四年。
刘彻冷笑，对那些不安分的诸侯王们。
“虽然总有人心怀不轨，但他们到底是朕的同族，就算不是同族，也对大汉有着贡献，”他悠悠道，“朕作为皇帝，怎能不重视他们的感受、不宣扬仁孝之道？令诸侯分子弟，是让他们人人皆得所愿，也正是朕的恩德所在啊。”
主父偃真是朕的好臣子，推恩之法，再恰当不过了。
不过，想到藩王之乱，他又不由得想到了那个藩王造反上位的明太宗朱棣，也就想到了那个明明身居正统的建文帝朱允炆——朕的大汉这么多诸侯王，这么多王侯反叛的例子，又有这么多尝试削弱诸侯王、弱枝强干的例子，你怎么还能把自己搞成那样？
【刘长在刘恒登基后，就以自己和刘恒之间的兄弟关系，自认为身份尊贵、与刘恒最为亲近，于是多有骄横不法之举。
而刘恒，因为刘长是自己的手足兄弟，总是对他多有宽宥，并不追究治罪。
六年，刘长让人和棘蒲侯柴武之子柴奇商议，策划用四十辆大货车在谷口县谋反起事，并派出使者前往闽越、匈奴各处联络。
但还没等他正式发动，就被朝廷发觉，派人把刘长召到了长安。
到了长安后，丞相张苍等人上书，要求处置刘长，刘恒不舍；众臣二次上书，刘恒依旧不舍，打算免其死罪，而是废其王位；群臣三次上奏，刘恒最终定下了处置方案：废除刘长王位，让他的妻妾随同他前往蜀地。
但刘长并没有到达蜀地，他在半路绝食而死。】
汉朝初年。
刘邦看着看着就越发放松。特别是刘恒亲近兄弟，不舍刘长的那些内容。
“这小子当真不错……”他给自己灌了一口酒，当然不是说刘恒友爱兄弟多么多么好，而是说他的表态和处置方法都很好——谁知道刘恒真的对刘长有多少兄弟之情？
不管他到底有多少兄弟之情，但他做出的表现已经够了，毕竟，大汉还是推崇孝悌的。甚至，若是刘恒并没有多少感情，但能够如此表现，就更好了。这不是刘邦不喜欢自己的儿子关系好，实在是上一个充分友爱兄弟的刘盈太让人无法理解了。
兴致一来，他还点评道：“做得很好，但还是有些不完美。”这就是说刘恒流放刘长到蜀地的事情，你看，刘长绝食而死了吧？“与其让刘长半路绝食而死、并因此可能对名誉造成影响，不如在长安时，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他明白自己的错误……”然后，自杀了就好了。
那样，不仅刘恒的名声绝对不会有问题，刘长自己还能获得一个“迷途知返”的评价呢。
明朝，永乐年间。
朱棣对于这些造反失败的藩王相当不屑：“连联络人手都不会，时机都不懂得寻找和抓住，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成功？”
当然，哪怕他觉得这些人，包括如今大明的藩王都根本没有那个造反成功的能力，他也还是要加强对藩王的管理，免得闹出什么乱子，未必有实质上的损伤，但到底不好听。
(本章完)
汉朝初年。
刘邦再次想起来自己当初连马匹都凑不齐的情况，虽然他心性豁然，但这件事他到底还是记得，实在是太穷了啊！穷得不仅皇帝的东西都凑不齐，更是面对匈奴都无法反击，只能被迫求和……
他暗自肯定了那个自己选择吕雉作为后继者的正确性，吕雉成功让大汉渡过了那段艰险的时期，扛到了刘恒长成、能够继位理事，那些政策，特别是给百姓分地，是实打实的根基。
回想后面几个王朝，哪怕是说搞什么“均田制”的唐朝，看起来都没有能够像大汉这样人人有田，人人可耕作。
想到这里，刘邦的嘴角勾了起来：那些朝代，绝对都没有乃公的大汉寿数长久！
明朝，洪武年间。
朱元璋看着汉朝、刘恒的种种政策，一时间感念不已：“三十税一，三年一事，耕者有其田……当年要是也能这样该多好！”田租低廉，徭役甚少，普通人又有起码一顷的田地用来耕种，若是能够这样，又怎会有饿死之人！
只是可惜，这样的制度，除去汉朝初年的时候能够达到，日后的王朝，再未能出现同样的政策和效果。“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惨剧宛若轮回一样不断发生，土地基本没有真正归属到那些最底层的百姓手中。
至于刘恒的商人政策，朱元璋是不太赞同的。把那么多东西都赋予那些商人，在当时确实帮助了汉朝的经济，但时间长了，又是什么样？
朱标劝道：“没有人能够保证每一步都绝对正确，爹爹无需苛责，只要那些人能及时改正就可以了。”
朱元璋听进去了，心情逐渐舒缓，但没等他彻底舒缓，又觉得有问题：如汉文帝一般人物，他的政策都会逐渐变质，那自己的呢？这个问题他之前就有所意识，但当时因为别的事情略了过去，如今想来，确实需要仔细查探、思考一番了。
【这些政策都有力地推动了汉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表现在商业上，就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而刘恒之后，他的儿子景帝刘启同样大力发展民生经济，为再之后的武帝刘彻发动汉匈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奠定了经济基础。
除去商业，在货币上，刘恒废除了盗铸钱令，允许私铸。只不过，这个政策到了武帝时期就被废除，私铸再次被禁止。】
汉朝，文帝前元年间。
刘恒挑眉，他倒不在意他关于私铸的政策存续与否，毕竟每一个时期都可能会产生不同的需求，禁止私铸钱币也没什么。他关注的是禁止私铸背后的原因：到底为什么，才会让他的那个好孙子停止这一个延续两代的政策，转而禁止私铸呢？
是私铸本身导致了问题，还是私铸不能满足某种需求，而禁止私铸更能满足需求？
从天幕的寥寥数语能够分析出来，他的好孙子在位期间，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是当时的主要内容，且持续时间不算短暂——既然如此，当时的所有社会情况和政策都必然是要为汉匈战争所服务的。
那么，就是私铸不能满足刘彻发动战争的需求了，禁止私铸获利更大。
【在与民息息相关的另一方面，刘恒也做了不小的改变。那就是刑罚。
登基之后，刘恒先是废除连坐法，也就是一人犯罪，家人收为奴婢及各种株连的法律；
而到了十三年，刘恒又废除肉刑，以髡钳代黥刑，以笞三百代劓刑。笞五百代趺左趾，弃市代趺右趾。
肉刑的历史非常悠久，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广泛应用，一直延续到了秦朝。秦朝灭亡后，刘邦建立汉朝，汉朝被称为“汉承秦制”，这样的形容在刑罚方面同样适用。刘邦虽然废除了一部分秦朝的严刑峻法，但同样保留了一部分，包括肉刑、连坐等。
到了刘恒在位，他本来可能就不太认为这些法律的必要性，加上当时发生了“缇萦救父”的事件，于是刘恒干脆废除了肉刑，用其他刑罚代替。】
宋朝，开宝元年。
缇萦救父的故事随着刘恒废除肉刑的举动一同流传史册，为所有读史之人所知。
赵匡胤语气中充满赞赏：“缇萦讼父，亦孔有识，推诚上书，文雅甚备。”哪怕如今不像汉朝那样病态地追求“孝”，但对于孝道的赞赏和推崇从未改变。缇萦的行为，不仅是汉文帝刘恒记载中体现他德行光辉的一笔，同样是宣扬孝道的典范。
唐朝，贞观年间。
“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李世民回忆着《史记》中有关汉文帝修改法律时的话语，“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
如今的大唐，早已没有了那些惨无人道的刑罚，特别是自隋文帝《开皇律》以来，定下了最基本的法律和刑罚，也就是一般而言的“笞、杖、徒、流、死”。
而在李世民自己登基以来，更是注重法制建设，力求减少死刑人数，在整个大唐中树立一个自觉遵守法律的风气，以期重现上古盛世之时“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风尚。
“德刑相济，文武并举。”李世民看向他的列位重臣，“朕虽德薄，亦望可复见三代之风也，愿诸卿勠力，助复此愿。”
明朝，洪武年间。
对于废除肉刑本身这件事情，朱元璋还是非常赞同的。曾经身为最普通不过的百姓，他更能理解百姓对于官府、刑罚的态度，也明白民众对此的恐惧和排斥。
而这还是在隋唐以来的刑罚下的态度，若是如汉文帝之前的那些给人巨大痛苦的肉刑，百姓只会更加恐惧和抵触。
只不过，同样作为出身最普通的人，朱元璋对于法律和刑罚的认知也很朴素：法律就是规定不能干什么的，而制定的刑罚就是让那些人引以为戒、绝不敢触犯法律、做不该做的事情。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有时候，朱元璋反而认为，刑罚若是重一些、残忍一些，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才对。
于是，他淡淡开口了：“文帝宽仁弘厚，德治天下，此为功德。然过于柔仁，却未必能够震慑住那起子小人，其后诸侯之乱、豪商自大，未必不是出于此处。”简而言之，他老朱承认刘恒废除肉刑、宽宏治理的德行，但却不会采取这样的方式。
什么宽容？还是依法处置更好，至于他颇为喜爱的让一个人变成两个人的刑罚，那更不可能废除了。
在场的不论是皇子亲王们，还是文武大臣们，俱都一脸平和淡然，没有对于朱元璋的发言有任何的惊讶——笑话，谁还可能指望万岁/爹改变他的行事风格？会有这等妄想的，要不是根本踏不进这座大殿内，要不就是已经化作一抔黄土。
秦朝。
嬴政倒不是很关心刘恒废除种种“不人道”刑罚的举动，毕竟，早在之前，他就推断出来后世王朝大约是对他大秦的刑罚、法律都颇有不赞同的，对此并不意外。他关注的是那句话：“汉承秦制”。
秦制有很多，其中还有不少是他一统六国后的新制度，那么这个汉朝到底承袭了多少？
已知汉朝有着封王列侯，但看起来也有着郡县制的影子，而且这几个皇帝都在打压王侯的力量，所以，是把郡县和封国一同执行了吗？
至于什么官制和中央集权、皇帝至上的制度，这就不用说了，从已知内容看，基本上都继承了。
嬴政对于汉朝的这个郡县和封国并行的制度有些兴趣，虽然从后世来看，自己的郡县制就是最正确的选择，但目前也确实存在不小的问题，在他想来，胡亥上位后能够那么快把大秦的基业败光，和各项新制度没有彻底完善也有关。
这个汉朝选择封国郡县并行，大约是为了稳固统治——刘姓并非六国贵族，刘邦的身份大约也只是中下层黔首，那么他将异姓封为王侯，有助于稳定随同他征战的各方力量；而既然异姓为王侯，那同姓也当为王侯，以加强中央力量。
但显然，中央本身必须尽快强大起来，各地的王侯、不论同姓异姓，也必须尽快处理掉，否则，总会变成一种尾大不掉的态势。
就比如，嬴政很怀疑，汉朝、哪怕只是刘恒一代，造反的王侯会只有一个刘兴居吗？
【而同刘恒的光辉德政一同存在的，是汉朝自建立以来就不断膨大的阴影。
也就是刘邦为了安定汉家天下，选择郡国并行制以来从未消失的，诸侯王的威胁。
刘邦本人在稳定后就不断剪除异姓王，吕雉执政期间同样力求削弱非刘盈一系的同姓异姓王侯，而刘恒则是一力提高同姓王侯的力量，以对抗异姓王侯。
前面提到过，因为不满于刘恒登基、以及利益分配不均，济北王刘兴居举起了反旗，做了历史上第一个反叛的同姓诸侯王。
当时，他的反叛被迅速镇压，但自此后诸侯王的反叛始终都有，仅刘恒在位期间就再次出现。
六年，刘邦最小的儿子淮南王刘长又举起了反旗。】
汉朝初年。
刘长此时还没有诞生，刘邦对这个儿子还真有几分好奇，这个儿子会是什么样的性子？打算造反的话，又能造出什么结果？不会又和刘兴居一样，还没怎么起兵呢，就被俘虏了吧。
虽然这样确实对大汉很好，一点都不损耗国力，但这未免有些太丢他这个父亲的脸……
不过，这个小儿子肯定是没有成功的，包括天幕说的日后的诸侯王反叛，毕竟那个明太宗朱棣才是唯一一个造反成功的藩王。
汉朝，元狩四年。
刘彻冷笑，对那些不安分的诸侯王们。
“虽然总有人心怀不轨，但他们到底是朕的同族，就算不是同族，也对大汉有着贡献，”他悠悠道，“朕作为皇帝，怎能不重视他们的感受、不宣扬仁孝之道？令诸侯分子弟，是让他们人人皆得所愿，也正是朕的恩德所在啊。”
主父偃真是朕的好臣子，推恩之法，再恰当不过了。
不过，想到藩王之乱，他又不由得想到了那个藩王造反上位的明太宗朱棣，也就想到了那个明明身居正统的建文帝朱允炆——朕的大汉这么多诸侯王，这么多王侯反叛的例子，又有这么多尝试削弱诸侯王、弱枝强干的例子，你怎么还能把自己搞成那样？
【刘长在刘恒登基后，就以自己和刘恒之间的兄弟关系，自认为身份尊贵、与刘恒最为亲近，于是多有骄横不法之举。
而刘恒，因为刘长是自己的手足兄弟，总是对他多有宽宥，并不追究治罪。
六年，刘长让人和棘蒲侯柴武之子柴奇商议，策划用四十辆大货车在谷口县谋反起事，并派出使者前往闽越、匈奴各处联络。
但还没等他正式发动，就被朝廷发觉，派人把刘长召到了长安。
到了长安后，丞相张苍等人上书，要求处置刘长，刘恒不舍；众臣二次上书，刘恒依旧不舍，打算免其死罪，而是废其王位；群臣三次上奏，刘恒最终定下了处置方案：废除刘长王位，让他的妻妾随同他前往蜀地。
但刘长并没有到达蜀地，他在半路绝食而死。】
汉朝初年。
刘邦看着看着就越发放松。特别是刘恒亲近兄弟，不舍刘长的那些内容。
“这小子当真不错……”他给自己灌了一口酒，当然不是说刘恒友爱兄弟多么多么好，而是说他的表态和处置方法都很好——谁知道刘恒真的对刘长有多少兄弟之情？
不管他到底有多少兄弟之情，但他做出的表现已经够了，毕竟，大汉还是推崇孝悌的。甚至，若是刘恒并没有多少感情，但能够如此表现，就更好了。这不是刘邦不喜欢自己的儿子关系好，实在是上一个充分友爱兄弟的刘盈太让人无法理解了。
兴致一来，他还点评道：“做得很好，但还是有些不完美。”这就是说刘恒流放刘长到蜀地的事情，你看，刘长绝食而死了吧？“与其让刘长半路绝食而死、并因此可能对名誉造成影响，不如在长安时，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他明白自己的错误……”然后，自杀了就好了。
那样，不仅刘恒的名声绝对不会有问题，刘长自己还能获得一个“迷途知返”的评价呢。
明朝，永乐年间。
朱棣对于这些造反失败的藩王相当不屑：“连联络人手都不会，时机都不懂得寻找和抓住，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成功？”
当然，哪怕他觉得这些人，包括如今大明的藩王都根本没有那个造反成功的能力，他也还是要加强对藩王的管理，免得闹出什么乱子，未必有实质上的损伤，但到底不好听。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