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在新设立的各郡，经过近二十年的培养，大秦已经有足够多的储备官吏，从中挑选年富力强且对帝国忠心耿耿的官员前往各地，开始为期十年的赴任。
这些官员犹如帝国在地方上的基石，抵达各自的辖区后，便马不停蹄地依照统一的治理规范开展工作。在地方上迅速组建起层层嵌套、严密有序的机构。
郡作为地方的高级行政单位，下设县，县级官员则承担起最为具体的民生事务管理工作。户籍管理成为他们的重要职责之一，他们需详细记录辖区内每一户人家的信息，包括人口数量、年龄结构、性别比例等，以便于帝国对人口的精准掌控。
税收征收工作则关乎帝国的财政根基，官员们需根据土地面积、农作物产量以及商业活动等情况，合理确定税收额度并确保足额征收；治安维护更是保障地方稳定的关键，他们组织起地方的治安力量，巡逻于大街小巷，防范盗贼与叛乱的发生。
同时，为保障信息在帝国庞大身躯内的畅通无阻，以及政令能够高效地传达至每一个角落，大秦构建起了一套高效的驿站系统。这些驿站犹如帝国的神经末梢，遍布于各地的交通要道之上。信使们如同血液中的红细胞，背负着帝国的指令与情报，骑着快马在驿站之间穿梭不息。他们风雨无阻，日夜兼程，无论是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寒风凛冽的严冬，都不曾停歇，确保了帝国的中枢神经与各个肢体之间的紧密联系。
对于原属三大帝国的贵族与地方势力，大秦采取了灵活而又强硬的策略。对于那些愿意与大秦合作且确实具备一定才能的贵族与地方势力代表，大秦给与他们进入地方治理体系的机会，授予相应的职位与权力，使其能够继续在地方事务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当然，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处于大秦的严格监管之下，稍有异动便会遭受严厉的惩处。而对于那些顽固抵抗大秦统治，妄图凭借自身势力谋反作乱的反动分子，大秦则毫不留情地予以坚决镇压。家族财产被全部没收充公，土地被重新分配，家族成员也往往会遭受流放或沦为奴隶的命运，以此来警示其他潜在的反抗者。
在新征服的地区，大秦驻扎着重兵以彰显其军事存在与威慑力。
沿边境线修筑起一座座坚固无比的军事要塞，这些要塞犹如帝国的钢铁獠牙，不仅配备了充足的兵力，士兵们日夜坚守在岗位上，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而且还储存有大量的粮草与武器，足以应对长时间的战争消耗与围困。
驻军实行轮换制，定期将驻守在边境要塞的士兵与内地的部队进行调换，这样既可以让士兵们得到适当的休整，又能防止他们在长期驻守过程中与当地势力勾结或产生懈怠情绪，从而确保士兵的战斗力始终处于巅峰状态以及对帝国的绝对忠诚度。
同时，大秦深知“以夷制夷”的战略意义，在当地招募士兵，将这些来自不同民族与地域的青年编入秦军体系。
这些本地士兵由于自幼生长在当地，对周边的地理环境如山川河流、丛林沙漠等了如指掌，对当地的气候条件如雨季旱季、严寒酷暑的变化规律也极为熟悉。经过大秦严格的军事训练，在边境防御作战中，他们能够利用对地形的熟悉，巧妙地设置陷阱、埋伏，出其不意地打击来犯之敌；在地区维稳方面，他们可以凭借自身的地域优势与人脉关系，及时察觉并化解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确保地方的和平与安宁。
此外，大秦的军事学院为帝国的军事发展培育优秀的后备人才。
无论是出身尊贵的贵族子弟，还是出身平凡但胸怀报国之志的有志青年，只要他们展现出军事天赋与对帝国的忠诚，均可入学接受系统而全面的军事教育。在军事学院中，他们深入学习战术战略，研究古代与当代的经典战例，剖析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学习兵器制造技术，了解各种兵器的性能、优缺点以及制造工艺，以便在战场上能够更好地运用与维护兵器；学习军事指挥艺术，掌握如何在复杂多变的战场上准确判断形势、合理调配兵力、下达正确的作战指令等核心技能，为日后成为帝国的军事栋梁之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统一货币制度成为大秦在经济领域的首要攻坚任务。
原三大帝国的货币体系犹如一团乱麻，各种货币种类繁多、成色不一、兑换比率混乱，严重阻碍了各地的贸易往来与经济交流。大秦果断废除这一混乱的货币体系，强力推行大秦的法定货币。这种法定货币制作工艺精良、币值稳定，且由帝国中央统一铸造与发行，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与信誉度。随着法定货币在新征服地区的逐渐普及，各地的商业贸易活动开始逐渐复苏并走向繁荣。
对于商业，大秦制定了一套严格细致的商业法规，这些法规规范了市场秩序，明确了商人的权利与义务，对商品的质量、价格、交易方式等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严厉打击奸商与垄断行为，对于那些以次充好、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奸商，帝国的执法机构将依法予以严惩，没收其非法所得并逐出商业领域；对于企图垄断市场、操纵物价的商业巨头，大秦则采取强力手段进行拆分与制裁，确保市场的公平竞争与健康发展。
在规范市场的同时，大秦积极鼓励商人开辟新的贸易路线，商队驮着大秦的丝绸、瓷器、铁器等特色商品，穿越沙漠、翻越高山、渡过大洋，远销至世界各地。同时，也从其他地区带回了奇珍异宝、香料等珍贵物品，丰富了大秦国内的商品种类，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昌盛，使得大秦的商业网络如同一张日益庞大且紧密的蜘蛛网，连接起了帝国与世界的各个角落。
大秦以自身文化为核心，在新征服的各地广设学堂，将学堂作为传播大秦文化的重要阵地。
学堂中，教师们一丝不苟地教授大秦的文字，让学生们学会读写大秦的官方文字，这不仅便于帝国政令的传达与文化的传承，也为不同地区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统一的交流工具；讲述大秦的历史，从大秦的起源、发展、崛起的历程中，让学生们汲取帝国的智慧与精神力量，培养他们对大秦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传授大秦的礼仪规范，使学生们懂得在不同场合下的行为举止要求，培养他们的文明素养与道德观念；讲解大秦的法律条文，让民众知法、守法，明白违反法律的后果，从而维护帝国的社会秩序。
然而，大秦并非一味地强行推行自身文化而完全摒弃当地文化传统。在保持大秦文化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允许新征服地区保留部分特色文化习俗，如一些独特的民间艺术表演形式、传统的手工艺制作技艺、具有地域特色的节日庆典等。这种文化包容政策犹如在大秦文化的园中种下了其他文化的种子，促进了文化的多元融合与创新发展，使得大秦文化在吸收其他文化精华的过程中不断丰富与壮大自身。
对于宗教信仰，只要宗教活动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进行，不违反大秦的法律与社会秩序，民众均可自由信奉自己所尊崇的神灵。无论是本土的宗教信仰，还是外来的宗教派别，都能在大秦的土地上找到生存的空间。但对于那些企图利用宗教进行煽动叛乱、破坏大秦统治的宗教组织，大秦则会毫不手软地予以严厉打击。帝国的安全部队会迅速出击，捣毁其据点，逮捕其头目与骨干成员，全部处死。另外，大秦明确划分了公民等级，大秦子民为一等公民，赋予诸多特权与优先发展的机会。
大秦本土子民的户籍登记犹如一部详细的家族史册，除了记录基本的个人信息外，还详细记录家族世系，以便追溯家族渊源与血统传承；财产状况的记录则关乎税收、徭役以及社会地位的评定等多方面事务；职业技能信息的登记有助于帝国合理调配人力资源，发挥每个人的最大价值。凭借这些户籍信息，大秦本土子民在教育资源分配上享有优先权，能够进入更好的学府接受优质教育；在医疗保障方面，可优先获得帝国的医疗救助与服务；在土地分配上，也能得到更为肥沃、广阔的土地。
而新征服地区的原住民族，大多被归为奴隶或低等身份。他们被要求承担繁重的劳役，无论是修建大型工程，如宫殿、城墙、道路、水利设施等，还是从事农业生产中的艰苦劳作，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同时，他们还需缴纳高额的赋税，这些赋税成为大秦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只有在战场上立下战功，他们才有可能打破身份的枷锁，摆脱奴隶身份，晋升为平民，从而获得相对自由与有限的权利。
在户籍制度上，新征服地区民众的户籍重点聚焦于几个关键要素。所属族群的记录被置于首位，这是大秦帝国对不同民族实施分类管理的重要依据。
通过明确族群归属，帝国能够依据各民族的特性、传统与习俗，制定有针对性的管理策略，从人口调配到劳役安排，都可做到有的放矢。服役情况的详尽记录则成为考核他们对帝国忠诚度与贡献度的核心指标。每一次的征战、每一项公共工程的参与，都被详细铭刻在户籍之中，服役的时长、表现的优劣，都将决定他们在帝国眼中的价值。而赋税缴纳记录，更是与他们在帝国统治下的生存与发展紧密相连。赋税的多寡、是否按时足额缴纳，不仅关乎帝国的财政收入，也影响着他们自身的生活保障与社会地位。
这些新征服地区的民众，在社会资源分配中无疑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教育资源方面，他们很难获得与大秦本土子民同等的受教育机会，优质的学府大多对他们紧闭大门，仅能接受一些基础的、为了满足帝国统治需求的简单教化。医疗资源亦是如此，简陋的医疗设施与有限的医护人员，使得他们在面对疾病时往往只能听天由命。土地分配上，他们得到的往往是偏远、贫瘠的土地，难以依靠耕种实现富足。并且，他们受到更为严格的管控与监视。行动范围被严格限定在特定区域内，未经许可擅自离开，便会遭受严厉惩处。职业选择更是少得可怜，大多只能从事诸如采矿、修路、耕种等低贱且辛苦的体力劳动，成为帝国建设的底层力量。
在易华伟看来，这种民族政策虽显严苛，却有着深刻的战略考量。从维护帝国统治秩序而言，对新征服民族的严格管理可有效预防叛乱与动荡的发生。明确的等级划分与资源分配差异，使得新征服民众难以形成足以威胁帝国统治的强大力量。而社会稳定方面，通过限制其行动与职业选择，可将他们安置在帝国规划好的社会框架内，减少因人口无序流动与职业竞争引发的社会矛盾。
同时，这一政策也鲜明地彰显了大秦子民的优越地位。大秦本土民众在各方面享有的特权，使他们对帝国充满归属感与忠诚度，而新征服民众为了摆脱低下的身份，唯有努力为帝国效力，谋求身份的晋升。这种竞争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新征服民众在为帝国服务的过程中，逐渐接触并了解大秦文化与制度，而大秦子民也在与他们的互动中，吸收了其他民族的一些优秀特质，为大秦帝国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总不可能征服你，是让你过来享福的，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事？
易华伟深知帝国的扩张与统治需要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必然由被征服者分担一部分。当然，以当今世界而言，能吃饱穿暖就已经是极大的幸福了。
但在大秦，即便是处于底层的三等公民，在日常的饮食与穿着方面所享有的水准，也远远超越了罗马贵族。
大秦的农业生产在一系列先进技术与高效管理模式的推动下，粮食产量颇为可观。小麦、稻米等主食作物不仅产量丰盈，且品质上乘。大秦子民的餐桌上，主食种类丰富多样，除了精细的白米白面，还有各类谷物制成的特色食品。在副食方面，肉类的供应亦较为充足，无论是家养的禽畜，还是从山林、河流中获取的猎物与河鲜，都能时常出现在他们的餐盘之中。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更是琳琅满目，得益于发达的农业种植技术与广泛的贸易网络，即使在非当季时节，也能品尝到来自不同地域的果蔬。
而罗马贵族的饮食，尽管也有其独特之处，但相比之下则显得逊色许多。罗马的农业生产受地域与技术的限制，主食多为较为粗糙的麦类制品，且产量时常受到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而不稳定。肉类在其饮食结构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少，且获取的渠道较为单一，大多依赖于本地有限的畜牧资源。在果蔬供应上，种类相对匮乏，尤其是一些来自遥远东方的特色果蔬，对于他们而言更是难得一见的珍馐。
在服饰穿着上，大秦帝国的纺织工艺精湛绝伦。丝绸、布、麻布等各类材质应有尽有，且制作工艺精细复杂。大秦的三等公民能够穿着质地柔软、款式多样的衣物。而罗马贵族的服饰材质主要以羊毛和亚麻为主，羊毛衣物虽有一定的保暖性，但质地相对粗糙，穿着时的舒适度远不及大秦的丝绸与布。亚麻衣物在夏季虽较为凉爽，但容易起皱，且款式相对单一，缺乏大秦服饰那种精致的裁剪与华丽的装饰。
在征服三大帝国之后，大秦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现有人口一亿八千余万，加上五千万被征服的人口，总人口已达两亿三千余万。
大秦帝国极为重视粮食产量的提升。对于新征服地区，积极推广先进的农耕技术成为关键举措。帝国派遣大量农业技术人员深入各地，指导农民改进耕种方式。在灌溉上，引入更为高效的水利设施，如新型的水车与灌溉渠道网络，使得农田能够得到更充足且均匀的水分供应。施肥技术也得到革新，利用牲畜粪便与草木灰等制作复合肥料，提高土壤肥力。同时，开垦荒地的行动在新征服地区大规模展开。军队在战后的余威下，组织被征服民众对荒地进行开垦，将大片原本荒芜的土地变为可耕种的农田。
在原大秦本土，农业生产也进一步精细化。政府鼓励农民进行多种作物的轮作与间作，提高土地利用率。例如，在小麦收割后的土地上种植豆类作物，利用豆类植物的固氮作用改良土壤，为下一季的耕种做好准备。并且，对农具进行改良升级，铁制农具的质量与工艺不断提升，更锋利、更耐用的农具大大提高了耕种效率。
兴修水利工程更是大秦在农业发展方面的大手笔，在河流交汇处、平原地区修建起一座座大型水利枢纽，这些水利工程不仅能够防洪抗旱，还能为周边的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使得新征服地区的粮食产量逐年稳步提升。
通过这些努力，大秦帝国的粮食总产量得到了显著提升。在新征服地区，粮食产量逐渐从自给不足向自给有余转变。一些原本粮食短缺的地区，如今也能为帝国的储备贡献力量。而本土地区的粮食产量更是稳定增长，不仅满足了本土民众日益增长的需求，还能为军队的征战、城市的建设提供充足的粮食保障。
这充足的粮食供应成为大秦帝国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石，支撑着帝国在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持续扩张与繁荣，也为进一步同化新征服民众，使其融入大秦帝国的整体社会体系创造了有利的物质条件。
(本章完)
这些官员犹如帝国在地方上的基石，抵达各自的辖区后，便马不停蹄地依照统一的治理规范开展工作。在地方上迅速组建起层层嵌套、严密有序的机构。
郡作为地方的高级行政单位，下设县，县级官员则承担起最为具体的民生事务管理工作。户籍管理成为他们的重要职责之一，他们需详细记录辖区内每一户人家的信息，包括人口数量、年龄结构、性别比例等，以便于帝国对人口的精准掌控。
税收征收工作则关乎帝国的财政根基，官员们需根据土地面积、农作物产量以及商业活动等情况，合理确定税收额度并确保足额征收；治安维护更是保障地方稳定的关键，他们组织起地方的治安力量，巡逻于大街小巷，防范盗贼与叛乱的发生。
同时，为保障信息在帝国庞大身躯内的畅通无阻，以及政令能够高效地传达至每一个角落，大秦构建起了一套高效的驿站系统。这些驿站犹如帝国的神经末梢，遍布于各地的交通要道之上。信使们如同血液中的红细胞，背负着帝国的指令与情报，骑着快马在驿站之间穿梭不息。他们风雨无阻，日夜兼程，无论是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寒风凛冽的严冬，都不曾停歇，确保了帝国的中枢神经与各个肢体之间的紧密联系。
对于原属三大帝国的贵族与地方势力，大秦采取了灵活而又强硬的策略。对于那些愿意与大秦合作且确实具备一定才能的贵族与地方势力代表，大秦给与他们进入地方治理体系的机会，授予相应的职位与权力，使其能够继续在地方事务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当然，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处于大秦的严格监管之下，稍有异动便会遭受严厉的惩处。而对于那些顽固抵抗大秦统治，妄图凭借自身势力谋反作乱的反动分子，大秦则毫不留情地予以坚决镇压。家族财产被全部没收充公，土地被重新分配，家族成员也往往会遭受流放或沦为奴隶的命运，以此来警示其他潜在的反抗者。
在新征服的地区，大秦驻扎着重兵以彰显其军事存在与威慑力。
沿边境线修筑起一座座坚固无比的军事要塞，这些要塞犹如帝国的钢铁獠牙，不仅配备了充足的兵力，士兵们日夜坚守在岗位上，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而且还储存有大量的粮草与武器，足以应对长时间的战争消耗与围困。
驻军实行轮换制，定期将驻守在边境要塞的士兵与内地的部队进行调换，这样既可以让士兵们得到适当的休整，又能防止他们在长期驻守过程中与当地势力勾结或产生懈怠情绪，从而确保士兵的战斗力始终处于巅峰状态以及对帝国的绝对忠诚度。
同时，大秦深知“以夷制夷”的战略意义，在当地招募士兵，将这些来自不同民族与地域的青年编入秦军体系。
这些本地士兵由于自幼生长在当地，对周边的地理环境如山川河流、丛林沙漠等了如指掌，对当地的气候条件如雨季旱季、严寒酷暑的变化规律也极为熟悉。经过大秦严格的军事训练，在边境防御作战中，他们能够利用对地形的熟悉，巧妙地设置陷阱、埋伏，出其不意地打击来犯之敌；在地区维稳方面，他们可以凭借自身的地域优势与人脉关系，及时察觉并化解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确保地方的和平与安宁。
此外，大秦的军事学院为帝国的军事发展培育优秀的后备人才。
无论是出身尊贵的贵族子弟，还是出身平凡但胸怀报国之志的有志青年，只要他们展现出军事天赋与对帝国的忠诚，均可入学接受系统而全面的军事教育。在军事学院中，他们深入学习战术战略，研究古代与当代的经典战例，剖析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学习兵器制造技术，了解各种兵器的性能、优缺点以及制造工艺，以便在战场上能够更好地运用与维护兵器；学习军事指挥艺术，掌握如何在复杂多变的战场上准确判断形势、合理调配兵力、下达正确的作战指令等核心技能，为日后成为帝国的军事栋梁之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统一货币制度成为大秦在经济领域的首要攻坚任务。
原三大帝国的货币体系犹如一团乱麻，各种货币种类繁多、成色不一、兑换比率混乱，严重阻碍了各地的贸易往来与经济交流。大秦果断废除这一混乱的货币体系，强力推行大秦的法定货币。这种法定货币制作工艺精良、币值稳定，且由帝国中央统一铸造与发行，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与信誉度。随着法定货币在新征服地区的逐渐普及，各地的商业贸易活动开始逐渐复苏并走向繁荣。
对于商业，大秦制定了一套严格细致的商业法规，这些法规规范了市场秩序，明确了商人的权利与义务，对商品的质量、价格、交易方式等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严厉打击奸商与垄断行为，对于那些以次充好、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奸商，帝国的执法机构将依法予以严惩，没收其非法所得并逐出商业领域；对于企图垄断市场、操纵物价的商业巨头，大秦则采取强力手段进行拆分与制裁，确保市场的公平竞争与健康发展。
在规范市场的同时，大秦积极鼓励商人开辟新的贸易路线，商队驮着大秦的丝绸、瓷器、铁器等特色商品，穿越沙漠、翻越高山、渡过大洋，远销至世界各地。同时，也从其他地区带回了奇珍异宝、香料等珍贵物品，丰富了大秦国内的商品种类，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昌盛，使得大秦的商业网络如同一张日益庞大且紧密的蜘蛛网，连接起了帝国与世界的各个角落。
大秦以自身文化为核心，在新征服的各地广设学堂，将学堂作为传播大秦文化的重要阵地。
学堂中，教师们一丝不苟地教授大秦的文字，让学生们学会读写大秦的官方文字，这不仅便于帝国政令的传达与文化的传承，也为不同地区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统一的交流工具；讲述大秦的历史，从大秦的起源、发展、崛起的历程中，让学生们汲取帝国的智慧与精神力量，培养他们对大秦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传授大秦的礼仪规范，使学生们懂得在不同场合下的行为举止要求，培养他们的文明素养与道德观念；讲解大秦的法律条文，让民众知法、守法，明白违反法律的后果，从而维护帝国的社会秩序。
然而，大秦并非一味地强行推行自身文化而完全摒弃当地文化传统。在保持大秦文化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允许新征服地区保留部分特色文化习俗，如一些独特的民间艺术表演形式、传统的手工艺制作技艺、具有地域特色的节日庆典等。这种文化包容政策犹如在大秦文化的园中种下了其他文化的种子，促进了文化的多元融合与创新发展，使得大秦文化在吸收其他文化精华的过程中不断丰富与壮大自身。
对于宗教信仰，只要宗教活动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进行，不违反大秦的法律与社会秩序，民众均可自由信奉自己所尊崇的神灵。无论是本土的宗教信仰，还是外来的宗教派别，都能在大秦的土地上找到生存的空间。但对于那些企图利用宗教进行煽动叛乱、破坏大秦统治的宗教组织，大秦则会毫不手软地予以严厉打击。帝国的安全部队会迅速出击，捣毁其据点，逮捕其头目与骨干成员，全部处死。另外，大秦明确划分了公民等级，大秦子民为一等公民，赋予诸多特权与优先发展的机会。
大秦本土子民的户籍登记犹如一部详细的家族史册，除了记录基本的个人信息外，还详细记录家族世系，以便追溯家族渊源与血统传承；财产状况的记录则关乎税收、徭役以及社会地位的评定等多方面事务；职业技能信息的登记有助于帝国合理调配人力资源，发挥每个人的最大价值。凭借这些户籍信息，大秦本土子民在教育资源分配上享有优先权，能够进入更好的学府接受优质教育；在医疗保障方面，可优先获得帝国的医疗救助与服务；在土地分配上，也能得到更为肥沃、广阔的土地。
而新征服地区的原住民族，大多被归为奴隶或低等身份。他们被要求承担繁重的劳役，无论是修建大型工程，如宫殿、城墙、道路、水利设施等，还是从事农业生产中的艰苦劳作，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同时，他们还需缴纳高额的赋税，这些赋税成为大秦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只有在战场上立下战功，他们才有可能打破身份的枷锁，摆脱奴隶身份，晋升为平民，从而获得相对自由与有限的权利。
在户籍制度上，新征服地区民众的户籍重点聚焦于几个关键要素。所属族群的记录被置于首位，这是大秦帝国对不同民族实施分类管理的重要依据。
通过明确族群归属，帝国能够依据各民族的特性、传统与习俗，制定有针对性的管理策略，从人口调配到劳役安排，都可做到有的放矢。服役情况的详尽记录则成为考核他们对帝国忠诚度与贡献度的核心指标。每一次的征战、每一项公共工程的参与，都被详细铭刻在户籍之中，服役的时长、表现的优劣，都将决定他们在帝国眼中的价值。而赋税缴纳记录，更是与他们在帝国统治下的生存与发展紧密相连。赋税的多寡、是否按时足额缴纳，不仅关乎帝国的财政收入，也影响着他们自身的生活保障与社会地位。
这些新征服地区的民众，在社会资源分配中无疑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教育资源方面，他们很难获得与大秦本土子民同等的受教育机会，优质的学府大多对他们紧闭大门，仅能接受一些基础的、为了满足帝国统治需求的简单教化。医疗资源亦是如此，简陋的医疗设施与有限的医护人员，使得他们在面对疾病时往往只能听天由命。土地分配上，他们得到的往往是偏远、贫瘠的土地，难以依靠耕种实现富足。并且，他们受到更为严格的管控与监视。行动范围被严格限定在特定区域内，未经许可擅自离开，便会遭受严厉惩处。职业选择更是少得可怜，大多只能从事诸如采矿、修路、耕种等低贱且辛苦的体力劳动，成为帝国建设的底层力量。
在易华伟看来，这种民族政策虽显严苛，却有着深刻的战略考量。从维护帝国统治秩序而言，对新征服民族的严格管理可有效预防叛乱与动荡的发生。明确的等级划分与资源分配差异，使得新征服民众难以形成足以威胁帝国统治的强大力量。而社会稳定方面，通过限制其行动与职业选择，可将他们安置在帝国规划好的社会框架内，减少因人口无序流动与职业竞争引发的社会矛盾。
同时，这一政策也鲜明地彰显了大秦子民的优越地位。大秦本土民众在各方面享有的特权，使他们对帝国充满归属感与忠诚度，而新征服民众为了摆脱低下的身份，唯有努力为帝国效力，谋求身份的晋升。这种竞争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新征服民众在为帝国服务的过程中，逐渐接触并了解大秦文化与制度，而大秦子民也在与他们的互动中，吸收了其他民族的一些优秀特质，为大秦帝国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总不可能征服你，是让你过来享福的，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事？
易华伟深知帝国的扩张与统治需要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必然由被征服者分担一部分。当然，以当今世界而言，能吃饱穿暖就已经是极大的幸福了。
但在大秦，即便是处于底层的三等公民，在日常的饮食与穿着方面所享有的水准，也远远超越了罗马贵族。
大秦的农业生产在一系列先进技术与高效管理模式的推动下，粮食产量颇为可观。小麦、稻米等主食作物不仅产量丰盈，且品质上乘。大秦子民的餐桌上，主食种类丰富多样，除了精细的白米白面，还有各类谷物制成的特色食品。在副食方面，肉类的供应亦较为充足，无论是家养的禽畜，还是从山林、河流中获取的猎物与河鲜，都能时常出现在他们的餐盘之中。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更是琳琅满目，得益于发达的农业种植技术与广泛的贸易网络，即使在非当季时节，也能品尝到来自不同地域的果蔬。
而罗马贵族的饮食，尽管也有其独特之处，但相比之下则显得逊色许多。罗马的农业生产受地域与技术的限制，主食多为较为粗糙的麦类制品，且产量时常受到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而不稳定。肉类在其饮食结构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少，且获取的渠道较为单一，大多依赖于本地有限的畜牧资源。在果蔬供应上，种类相对匮乏，尤其是一些来自遥远东方的特色果蔬，对于他们而言更是难得一见的珍馐。
在服饰穿着上，大秦帝国的纺织工艺精湛绝伦。丝绸、布、麻布等各类材质应有尽有，且制作工艺精细复杂。大秦的三等公民能够穿着质地柔软、款式多样的衣物。而罗马贵族的服饰材质主要以羊毛和亚麻为主，羊毛衣物虽有一定的保暖性，但质地相对粗糙，穿着时的舒适度远不及大秦的丝绸与布。亚麻衣物在夏季虽较为凉爽，但容易起皱，且款式相对单一，缺乏大秦服饰那种精致的裁剪与华丽的装饰。
在征服三大帝国之后，大秦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现有人口一亿八千余万，加上五千万被征服的人口，总人口已达两亿三千余万。
大秦帝国极为重视粮食产量的提升。对于新征服地区，积极推广先进的农耕技术成为关键举措。帝国派遣大量农业技术人员深入各地，指导农民改进耕种方式。在灌溉上，引入更为高效的水利设施，如新型的水车与灌溉渠道网络，使得农田能够得到更充足且均匀的水分供应。施肥技术也得到革新，利用牲畜粪便与草木灰等制作复合肥料，提高土壤肥力。同时，开垦荒地的行动在新征服地区大规模展开。军队在战后的余威下，组织被征服民众对荒地进行开垦，将大片原本荒芜的土地变为可耕种的农田。
在原大秦本土，农业生产也进一步精细化。政府鼓励农民进行多种作物的轮作与间作，提高土地利用率。例如，在小麦收割后的土地上种植豆类作物，利用豆类植物的固氮作用改良土壤，为下一季的耕种做好准备。并且，对农具进行改良升级，铁制农具的质量与工艺不断提升，更锋利、更耐用的农具大大提高了耕种效率。
兴修水利工程更是大秦在农业发展方面的大手笔，在河流交汇处、平原地区修建起一座座大型水利枢纽，这些水利工程不仅能够防洪抗旱，还能为周边的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使得新征服地区的粮食产量逐年稳步提升。
通过这些努力，大秦帝国的粮食总产量得到了显著提升。在新征服地区，粮食产量逐渐从自给不足向自给有余转变。一些原本粮食短缺的地区，如今也能为帝国的储备贡献力量。而本土地区的粮食产量更是稳定增长，不仅满足了本土民众日益增长的需求，还能为军队的征战、城市的建设提供充足的粮食保障。
这充足的粮食供应成为大秦帝国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石，支撑着帝国在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持续扩张与繁荣，也为进一步同化新征服民众，使其融入大秦帝国的整体社会体系创造了有利的物质条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