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 作者:罗得
治疗 第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天
医生 作者:罗得
治疗 第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天
治疗第二十三天
我再也不能忽视我的皮肤了,他已经变成了深棕色,在那块治疗区我也不能剃毛发了。最后我让技术员看了,要引起她的注意做些改变。“是的”,她说,“毛囊已经坏掉了,可能是永久的,烧灼直接下到了你的声带,不过皮肤并没有过度反应,我认为你能完成治疗。有些病人因为皮肤的过度反应,我们不得不停止或延后治疗。
听了这些我觉得好多了,我不想让任何事情干扰我去完成治疗,因为我知道治疗如□扰,统计学上的成功率就是非我所希望的了。
开车回家,想到了娣。我知道许多太太都惧怕丈夫退休,因为她们忍受不了丈夫整日呆在家里的指手画脚。现在这就发生在娣和我的身上,我退休了,不能说话,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屋里坐着,我真不知道她会怎样看待。
回到家,我抓住娣,紧紧地抱着她,亲了她一口就像她二十二岁时我第一次亲她一样。她感动了,我可以尝到留在他脸颊上的眼泪。“不用担心”,我安慰她,“我一切都很好,等治疗结束,我们去旅行,也许我们去坐一次游轮。”“好的”,她说,“只是要确定船上有双人床的房间”。
一个月来,我第一次笑了,紧紧地抱住了她,我意识到我有她是多么的幸运。
治疗第二十四天
我做治疗时,她也常常来,这是一个穿戴整齐,用一块大手帕盖住头发的迷人的女人。因为我总是第一个被叫进去,所以她就有机会知道了我的名字。通常我们只是互相打个招呼,尊重着各自的隐私,但是今天她开始交谈了。“我认识你,我们在一次医学会议上见过,我是蒂姆 .塔金的太太,从梅福特来的。”“我现在想起你了”,我说,“你在做什么治疗?”“脑瘤。”“怎么发现的?”“我发了一次癫痫,医生让我做x 光断层扫描,因为他们刚有一个病人因注碘剂而死亡,而我又是对贝壳类水生物过敏,所以他们就跳过了碘剂对照。”“他们不注碘剂怎么看x 光呢?”“你说对了”,她说,“断层扫描完全正常,我开始用苯巴比妥和痛痉宁。二个月后,我在波特兰的一次会议上跌倒,于是重复了一次断层扫描,这次注了碘剂,显示出肿瘤。克杜勒医生给我开刀,但肿瘤位置太靠近生命结构而无法取除,所以我用x 线治疗。”“钴60?”“不,是直线加速器,和你一样,我的肿瘤是第四度,克杜勒医生不很乐观。”“噢,他确定不了。我有一个病人,诊断和你一样,所有的专家都摇头了。有八年了,他还活着,很好,结婚了,现在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有老婆,还刚生了一个小孩。”“这让我觉得有希望了”她说。“看来你治疗得也不错。”“我是不错,唯一的烦恼是我的头发掉了。”她微笑地说。“但愿那是你最小的烦恼吧,看我,我都秃顶了,也是治疗造成的。”
他安静的打开了手中的书,她正在阅读圣经中的‘诗篇’。但是我平静不下来,我这么多次地看到她,我们都是在一条船上,我觉得就像她的弟兄一样,所以她的遭遇使我气愤。她的医生在她这一病例上犯了严重可怕的错误,对碘过敏的严重风险是没有了,但作的失误造成了肿瘤的漏诊和延误。我的同行们没能抓住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因为一个愚笨的决定。
我曾有过许多医生和他们的家属作为我的病人。在我行医不久,有一个六十岁的老医生挑选我为他做年度体检,我们相约在医院共进早餐,他必定是对我的年轻有为印象良好,令我受宠若惊。我有的是时间可为他做一个很好的体检,但是应该是全面而小心的采集病史的时间,我们却花在餐厅里大谈咖啡经。总之,我想,他是个医生,我不该去问他令其难堪的问题。他知道告诉我什么,假如哪里有问题的话。 二天后他因心脏病发作而死在办公室,假如我仔细采集病史的话,我是不会错过这个诊断的。从那一天起,我对待医学同仁就像对待普通病人一样,没有例外。我坚持自己书写所有的处方,坚持要病人报告任何细微的变化,坚持病人要按预约日期就诊。
即使是如此的小心,也并不总是万无一失的。汉姆史蒂医生的妻子得了类风湿关节炎,他让我给她看病。这位夫人才三十岁,刚当上母亲,但看起来要老的多。她早晨起床全身僵硬酸疼,肿胀的手指像十条香肠,一天还未开始,他已感到疲惫不堪。
这是一个知识妇女,汉姆史蒂夫人掌握了所有我告诉她的要点——体力和情绪的休整,有规律的物理治疗。然后我给她开了阿司匹林,我解释说,在疾病早期阶段,阿司匹林是一种可选药物,但重要的是剂型和剂量一定要正确。为了确保不出差错,我给她写了服药指示如下: 阿司匹林,每四小时三片,或,如有胃部不适,使用肠溶阿司匹林,或,如你喜欢服用缓冲型阿司匹林,每四小时三片。
我的书写是典型的医生草体,没法读,故我将这指示打印出来,又为她念了一遍,以确保她明白。一星期后她回来复诊,我看到她的样子很高兴,手也不肿了,她肯定地说觉得很好。但是她的动作却有些昏乱呆板,血检查发现她体内阿司匹林的浓度已高到危险水平,怎么回事啊?他错误的理解了我的指示,每四小时她服了三片常规阿司匹林加三片肠溶阿司匹林,又加上三片缓冲阿司匹林。她肯定是漏掉了一些剂量,要不然她本不能走进我的办公室。
治疗第二十五天
今天又是医生日,和以前的经历完全一样。你好——觉得好吗?快速地了一下头颈,然后——再见。
我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能理解病人的失望情绪,二十五元或更多钱只是换来一声你好和再见。不过,我也理解医生之所为,每天看二,三十个病人,日复一日,都已成了常轨。他就是依赖于病人自己说出问题所在,而病人恰恰害怕讲错什么惹恼了医生大人,所以病人有许多问题避而不提,害怕得到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又有谁想自己有一个‘我不知道’的医生呢。
治疗第二十六天
早晨九点整,我到达医院,候诊室空无一人。“今天不忙?”我问。“你早来几分钟就知道忙不忙了。”接待员回答我。“你们什么时候开始上班的?”“早晨七点。”“七点?为什么这么早?”“因为我们有些病人还要赶回去工作,有一个病人开五十哩的车从沙拉姆赶来,他早晨六点离家,再回去八点钟上班。”
我感到惭愧了,从开始治疗以来,我一直没有上班。在治疗室,技术员和我打招呼,“你今天的治疗,时间要长一些,首先我们要拍一张咽喉x 光片,看看是否击中靶子。”“不是第一天都做好了吗?你们设定了机器位置和在皮肤上安了刺青标记。”“是的”,她解释说,“不过有的时候随着体重的减轻,刺青标记会移位的。”
她在说什么啊?整个事情简直是不可思议!假如我的刺青标记已经移位了,也就意味着她们本没有击中目标,没有对准我的声带和肿瘤。她们已经不可能返回到从前去改正错误,因为我的皮肤已经遭受了安全所能允许的最大辐剂量。所以我说:“那怎么做才好呢?你们不能为了改正错误而给我更多的x 线照了,对吗?”“是的,不过假如我们是偏离了目标,至少我们会知道为什么失败了”。她迅速地切断了对话,“你必须等着让利特医生来检查后,我才能给你治疗。”她边说边离开房间。
我躺在这硬硬的治疗台上僵住了,我闭上眼睛让自己和现实脱离开来,我集中思想于我的病人,我的太太,我的孙儿女们,但是不幸得很,时间过得太慢,太慢。终于她回进来了,“在目标上”,她开心地说并进行继续的治疗。
我对我的医生很生气,现在知道偏离目标是件好事吗?我不明白在治疗早期为什么不检查呢,现在这个检查并不是为着我好,而是为着将来的统计,为着解释为什么我的治疗失败。
我还是不能对他们发脾气,我知道大部分医生都需要来自病人的尊敬和热爱,他们很难和脸上显现敌意的病人打交道。有经验的医生都警惕坏消息会激怒病人,所以他们都不会生硬率直的对病人说你有高血压或胃溃疡,而是说:“你有银行家们生的病,血压升高”,或者“你像大部分的高级主管一样,有个溃疡。”
每一个医学院的学生都梦想着自己有学业完成,诊断正确而光辉开业的那一天。病人见多了那些为疑难杂症而困惑的医生,而医学生总以为他们行医的第一天便会比别人更加成绩傲人,他们会做出正确的诊断,病人会对他们感恩戴德,于是新医生的声誉鹊起,成功可期。现实生活并非如此,病人不会格外的开心和感恩,尤其是严重疾病和预后不良时。
在我行医的早年,我曾受宠若惊地被医院的头儿邀请共进午餐,只有我们两人。饭间我明白了我被邀请的原因,他的一位富有而显要的病人诊断不明,也许我这位刚结束学业的年轻的新医生会有所帮助。
头儿花了整个午餐时间详细给我讲述病史,我一边听着一边跃跃欲试,我的梦想要完成了。我已经知道了答案,因为我在梅耶医疗中心实习时,见到过从全世界来的相似病例。
这病人得的是伯格氏病,是很少见的外周动,静脉病变(血栓闭塞脉管炎),不治疗的话会导致坏疽和失去肢体。这种疾病首先被伯格医生所描述并一度被认为仅局限于犹太裔男人。现在我们知道任何种族或宗教人士都会罹病。因为伯格医生是在纽约的西奈山医院完成了他的观察,而病人又是一位犹太男,因此产生了最初的误解。
下午我去医院看了病人,不一会儿便采集完病史,要知道我在病史上已花掉了整个午餐时间,快速的身体检查证实了我的推测,并向病人告知了诊断。
傍晚我谦虚地和娣讲了这个故事,“今天我诊断了一个伯格氏病,是一位权贵人物,其他医生都漏诊了。我的声名造成了,明天我的办公室里将会人满为患。”
我错了。我从未见过一个这位病人介绍来的患者,甚至连他自己也未曾再见过。几个月以后他的太太来为他付账。
“发生什么了?”我问。“我是很难为情地跟你说”,她说,“他拒绝付你账单,我是从我个人账户上付出的。”“他是特别的吝啬?”“不”,她继续道,“他恨你,他说在你去之前,他看了城里最好的医生,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什么病。但还是你,只花了五分钟就做出了诊断,他说你像所有的犹太人一样太聪明了。更糟的是,你给了他一个犹太人的病,他没有犹太人的祖先。他拒付你的账单,而且再也不要见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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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 作者: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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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第二十三天
我再也不能忽视我的皮肤了,他已经变成了深棕色,在那块治疗区我也不能剃毛发了。最后我让技术员看了,要引起她的注意做些改变。“是的”,她说,“毛囊已经坏掉了,可能是永久的,烧灼直接下到了你的声带,不过皮肤并没有过度反应,我认为你能完成治疗。有些病人因为皮肤的过度反应,我们不得不停止或延后治疗。
听了这些我觉得好多了,我不想让任何事情干扰我去完成治疗,因为我知道治疗如□扰,统计学上的成功率就是非我所希望的了。
开车回家,想到了娣。我知道许多太太都惧怕丈夫退休,因为她们忍受不了丈夫整日呆在家里的指手画脚。现在这就发生在娣和我的身上,我退休了,不能说话,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屋里坐着,我真不知道她会怎样看待。
回到家,我抓住娣,紧紧地抱着她,亲了她一口就像她二十二岁时我第一次亲她一样。她感动了,我可以尝到留在他脸颊上的眼泪。“不用担心”,我安慰她,“我一切都很好,等治疗结束,我们去旅行,也许我们去坐一次游轮。”“好的”,她说,“只是要确定船上有双人床的房间”。
一个月来,我第一次笑了,紧紧地抱住了她,我意识到我有她是多么的幸运。
治疗第二十四天
我做治疗时,她也常常来,这是一个穿戴整齐,用一块大手帕盖住头发的迷人的女人。因为我总是第一个被叫进去,所以她就有机会知道了我的名字。通常我们只是互相打个招呼,尊重着各自的隐私,但是今天她开始交谈了。“我认识你,我们在一次医学会议上见过,我是蒂姆 .塔金的太太,从梅福特来的。”“我现在想起你了”,我说,“你在做什么治疗?”“脑瘤。”“怎么发现的?”“我发了一次癫痫,医生让我做x 光断层扫描,因为他们刚有一个病人因注碘剂而死亡,而我又是对贝壳类水生物过敏,所以他们就跳过了碘剂对照。”“他们不注碘剂怎么看x 光呢?”“你说对了”,她说,“断层扫描完全正常,我开始用苯巴比妥和痛痉宁。二个月后,我在波特兰的一次会议上跌倒,于是重复了一次断层扫描,这次注了碘剂,显示出肿瘤。克杜勒医生给我开刀,但肿瘤位置太靠近生命结构而无法取除,所以我用x 线治疗。”“钴60?”“不,是直线加速器,和你一样,我的肿瘤是第四度,克杜勒医生不很乐观。”“噢,他确定不了。我有一个病人,诊断和你一样,所有的专家都摇头了。有八年了,他还活着,很好,结婚了,现在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有老婆,还刚生了一个小孩。”“这让我觉得有希望了”她说。“看来你治疗得也不错。”“我是不错,唯一的烦恼是我的头发掉了。”她微笑地说。“但愿那是你最小的烦恼吧,看我,我都秃顶了,也是治疗造成的。”
他安静的打开了手中的书,她正在阅读圣经中的‘诗篇’。但是我平静不下来,我这么多次地看到她,我们都是在一条船上,我觉得就像她的弟兄一样,所以她的遭遇使我气愤。她的医生在她这一病例上犯了严重可怕的错误,对碘过敏的严重风险是没有了,但作的失误造成了肿瘤的漏诊和延误。我的同行们没能抓住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因为一个愚笨的决定。
我曾有过许多医生和他们的家属作为我的病人。在我行医不久,有一个六十岁的老医生挑选我为他做年度体检,我们相约在医院共进早餐,他必定是对我的年轻有为印象良好,令我受宠若惊。我有的是时间可为他做一个很好的体检,但是应该是全面而小心的采集病史的时间,我们却花在餐厅里大谈咖啡经。总之,我想,他是个医生,我不该去问他令其难堪的问题。他知道告诉我什么,假如哪里有问题的话。 二天后他因心脏病发作而死在办公室,假如我仔细采集病史的话,我是不会错过这个诊断的。从那一天起,我对待医学同仁就像对待普通病人一样,没有例外。我坚持自己书写所有的处方,坚持要病人报告任何细微的变化,坚持病人要按预约日期就诊。
即使是如此的小心,也并不总是万无一失的。汉姆史蒂医生的妻子得了类风湿关节炎,他让我给她看病。这位夫人才三十岁,刚当上母亲,但看起来要老的多。她早晨起床全身僵硬酸疼,肿胀的手指像十条香肠,一天还未开始,他已感到疲惫不堪。
这是一个知识妇女,汉姆史蒂夫人掌握了所有我告诉她的要点——体力和情绪的休整,有规律的物理治疗。然后我给她开了阿司匹林,我解释说,在疾病早期阶段,阿司匹林是一种可选药物,但重要的是剂型和剂量一定要正确。为了确保不出差错,我给她写了服药指示如下: 阿司匹林,每四小时三片,或,如有胃部不适,使用肠溶阿司匹林,或,如你喜欢服用缓冲型阿司匹林,每四小时三片。
我的书写是典型的医生草体,没法读,故我将这指示打印出来,又为她念了一遍,以确保她明白。一星期后她回来复诊,我看到她的样子很高兴,手也不肿了,她肯定地说觉得很好。但是她的动作却有些昏乱呆板,血检查发现她体内阿司匹林的浓度已高到危险水平,怎么回事啊?他错误的理解了我的指示,每四小时她服了三片常规阿司匹林加三片肠溶阿司匹林,又加上三片缓冲阿司匹林。她肯定是漏掉了一些剂量,要不然她本不能走进我的办公室。
治疗第二十五天
今天又是医生日,和以前的经历完全一样。你好——觉得好吗?快速地了一下头颈,然后——再见。
我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能理解病人的失望情绪,二十五元或更多钱只是换来一声你好和再见。不过,我也理解医生之所为,每天看二,三十个病人,日复一日,都已成了常轨。他就是依赖于病人自己说出问题所在,而病人恰恰害怕讲错什么惹恼了医生大人,所以病人有许多问题避而不提,害怕得到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又有谁想自己有一个‘我不知道’的医生呢。
治疗第二十六天
早晨九点整,我到达医院,候诊室空无一人。“今天不忙?”我问。“你早来几分钟就知道忙不忙了。”接待员回答我。“你们什么时候开始上班的?”“早晨七点。”“七点?为什么这么早?”“因为我们有些病人还要赶回去工作,有一个病人开五十哩的车从沙拉姆赶来,他早晨六点离家,再回去八点钟上班。”
我感到惭愧了,从开始治疗以来,我一直没有上班。在治疗室,技术员和我打招呼,“你今天的治疗,时间要长一些,首先我们要拍一张咽喉x 光片,看看是否击中靶子。”“不是第一天都做好了吗?你们设定了机器位置和在皮肤上安了刺青标记。”“是的”,她解释说,“不过有的时候随着体重的减轻,刺青标记会移位的。”
她在说什么啊?整个事情简直是不可思议!假如我的刺青标记已经移位了,也就意味着她们本没有击中目标,没有对准我的声带和肿瘤。她们已经不可能返回到从前去改正错误,因为我的皮肤已经遭受了安全所能允许的最大辐剂量。所以我说:“那怎么做才好呢?你们不能为了改正错误而给我更多的x 线照了,对吗?”“是的,不过假如我们是偏离了目标,至少我们会知道为什么失败了”。她迅速地切断了对话,“你必须等着让利特医生来检查后,我才能给你治疗。”她边说边离开房间。
我躺在这硬硬的治疗台上僵住了,我闭上眼睛让自己和现实脱离开来,我集中思想于我的病人,我的太太,我的孙儿女们,但是不幸得很,时间过得太慢,太慢。终于她回进来了,“在目标上”,她开心地说并进行继续的治疗。
我对我的医生很生气,现在知道偏离目标是件好事吗?我不明白在治疗早期为什么不检查呢,现在这个检查并不是为着我好,而是为着将来的统计,为着解释为什么我的治疗失败。
我还是不能对他们发脾气,我知道大部分医生都需要来自病人的尊敬和热爱,他们很难和脸上显现敌意的病人打交道。有经验的医生都警惕坏消息会激怒病人,所以他们都不会生硬率直的对病人说你有高血压或胃溃疡,而是说:“你有银行家们生的病,血压升高”,或者“你像大部分的高级主管一样,有个溃疡。”
每一个医学院的学生都梦想着自己有学业完成,诊断正确而光辉开业的那一天。病人见多了那些为疑难杂症而困惑的医生,而医学生总以为他们行医的第一天便会比别人更加成绩傲人,他们会做出正确的诊断,病人会对他们感恩戴德,于是新医生的声誉鹊起,成功可期。现实生活并非如此,病人不会格外的开心和感恩,尤其是严重疾病和预后不良时。
在我行医的早年,我曾受宠若惊地被医院的头儿邀请共进午餐,只有我们两人。饭间我明白了我被邀请的原因,他的一位富有而显要的病人诊断不明,也许我这位刚结束学业的年轻的新医生会有所帮助。
头儿花了整个午餐时间详细给我讲述病史,我一边听着一边跃跃欲试,我的梦想要完成了。我已经知道了答案,因为我在梅耶医疗中心实习时,见到过从全世界来的相似病例。
这病人得的是伯格氏病,是很少见的外周动,静脉病变(血栓闭塞脉管炎),不治疗的话会导致坏疽和失去肢体。这种疾病首先被伯格医生所描述并一度被认为仅局限于犹太裔男人。现在我们知道任何种族或宗教人士都会罹病。因为伯格医生是在纽约的西奈山医院完成了他的观察,而病人又是一位犹太男,因此产生了最初的误解。
下午我去医院看了病人,不一会儿便采集完病史,要知道我在病史上已花掉了整个午餐时间,快速的身体检查证实了我的推测,并向病人告知了诊断。
傍晚我谦虚地和娣讲了这个故事,“今天我诊断了一个伯格氏病,是一位权贵人物,其他医生都漏诊了。我的声名造成了,明天我的办公室里将会人满为患。”
我错了。我从未见过一个这位病人介绍来的患者,甚至连他自己也未曾再见过。几个月以后他的太太来为他付账。
“发生什么了?”我问。“我是很难为情地跟你说”,她说,“他拒绝付你账单,我是从我个人账户上付出的。”“他是特别的吝啬?”“不”,她继续道,“他恨你,他说在你去之前,他看了城里最好的医生,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什么病。但还是你,只花了五分钟就做出了诊断,他说你像所有的犹太人一样太聪明了。更糟的是,你给了他一个犹太人的病,他没有犹太人的祖先。他拒付你的账单,而且再也不要见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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