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纲目》《通鉴》仿《左氏》编年体，虽创于温公，然温公以前已有为之者。晋时习凿齿已著《汉晋春秋》，刘宋时刘允济采鲁哀公后十二世接战国，为《鲁后春秋》，元魏时张始均改陈寿《魏志》为编年三十卷。唐时裴光庭引李融、张琪、司马利宾等直弘文馆，撰《续春秋经传》，自战国讫隋，表请天子修经，光庭等作传。又太子詹事姚康撰《统史》三百卷，上自开辟，下讫隋朝皆编年为之。柳仲郢之子璞，著《长祚长历》一书，断自汉武纪元为编年，闰位者附于左。萧颖士谓仲尼《春秋》为百王不易之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世家、列传，不足以训，乃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书魏高贵乡公之崩，则曰司马昭弑帝于南阙；书梁敬帝之逊位，则曰陈霸先反。此皆在温公之前，则《通鉴》一书亦有所本。观颖士书法，则并开朱子《纲目》之体例矣。
《纲目》书法有所本《通鉴》书三国事，犹承陈寿之旧，以曹魏继汉为正统。至朱子作《纲目》，乃始改蜀汉继献帝。然习凿齿《汉晋春秋》早以蜀汉为正，其著论云：“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共王，秦政犹不见叙于帝王，况暂制数州之众哉！”此又朱子所本也。（章俊卿《山堂索前有集》十六卷载司马温公与刘道原书云：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一天下，其馀蜀、魏、吴、宋、梁、陈、魏、齐、周、五代诸国，地丑德齐，不参相一，皆用列国法。刘备虽承汉，然族属疏远，是非难明，今并同之列国，不得以汉光武、晋元帝为比云云。是温公修《通鉴》时亦未尝不斟酌于正闰也。）《纲目》于唐中宗之废居房州，每岁首必书“帝在房州”，虽朱子特笔，然唐人沈既济亦已有此论，谓汉高后称制，独有王诸吕为负约，无迁鼎革命事，矧其时考惠已殁，子非刘氏，故不得已而纪吕后，议者犹谓不可。今中宗以初年即位，季年复祚，虽尊名中守，而天命未改。《春秋》岁书鲁昭公出曰“公在乾侯”，示君虽失位不敢废也。请省天后合《中宗纪》为一，每岁首必书在所以统之，宜称帝不称庐陵王。是此论实发自唐人也。又朱子《纲目》用中宗嗣圣年号至二十四年，此例亦不自朱子始，范祖禹《唐鉴》已是如此。
（按《癸辛杂识》：欧公修《唐书》作《武后纪》，依前汉例也。天授以后，唐虽改号为周，而史不以周称之，盖黜之也。朱晦翁病其唐经乱周，史遂有嗣圣二十四年之号年之首，书曰“帝在某”“帝在某”，盖以《春秋》之法正名也。每年之下又细书武氏所改年号，垂拱则曰“武氏垂拱”，天授则曰“武氏天授”，此意甚严也。但武氏既革唐命，国号为周，有周则无唐矣，无唐则无帝矣。同一疆域也，而帝与周同书，则民有二王矣，岂无窒碍乎？若《春秋》“公在乾侯”，则鲁国未尝有他号云云。是又以《纲目》所书为稍紊矣。然律以《春秋》书法，究以《纲目》为正。）
《通鉴》、《纲目》所书及《集览》、《质实》、《书法》、《发明》、《正误》等书所注，多有谬误者，今摘于后，以资考证。
贾举《纲目》前编：周灵王二十四年，齐崔杼之乱，一时有两贾举：侍人贾举，崔党也；从死之贾举，庄公所嬖也。《左氏》两书侍人贾举于前，而下叙贾举，州绰等八人皆死，明其不两贾举也。。《通鉴》于崔党之贾举，初书“侍人”而后削之，直云“贾举止众从者而入，闭门甲兴，遂弑之，贾举等八人皆死。”则两贾举几于无别矣。叙事之明，由于书法之密，使其可省，《左氏》岂好为重累之词哉！
侠累、韩一人两书《纲目》正编：周安王五年，盗杀韩相侠累。《分注》载严仲子使聂政刺之。烈王五年，韩严遂弑其君。分注载哀侯以韩为相，而爱严遂，二人相害，遂刺于朝，并中哀侯。按《国策》严仲子即严遂也，《国策注》侠累名傀，《韩非子》作，则侠累即韩也。岂有一人之身，而聂政既杀之于前，严遂复刺之于后耶？考《史记·韩世家》：烈侯三年，聂政杀韩相侠累。十三年，烈侯卒，子哀侯立。六年，韩严弑其君哀侯。是使聂政杀侠累者严遂，而弑哀侯者韩严也。两事相去且二十六七年，《通鉴》及《纲目》何以既书“盗杀侠累”，又书“韩严遂弑其君”，不且合两事为一事耶？盖《纲目》之误因《通鉴》，《通鉴》之误因史迁。《聂政传》谓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却，乃使政刺杀侠累于其府中。而《史记》之误，又因《国策·韩傀相韩篇》：东孟之会，聂政直入杀韩傀，傀走抱哀侯，政并中哀侯。《韩非子》亦云严遂使人刺韩于朝，走抱君，遂并刺哀侯。此《通鉴》、《纲目》所本也。然《史记·韩世家》烈侯三年政杀侠累之后，烈侯又十年而卒，则政杀侠累并未杀君也。《国策》韩人攻宋篇又云：聂政刺相兼君，许异蹴哀侯而殪之（谓使其君伪死以免祸）。是故哀侯为君，而许负终身相焉。夫哀侯被杀即卒，而子懿侯立，许异又于谁之世而终身为相哉？则《国策》实误以烈侯时事而实之哀侯也。政刺韩傀时并中烈侯，许异蹴烈侯使之佯死以免难，其时烈侯实未死，又在位十年，故许异终烈侯之世常为相。其所以误系之哀侯者何也？《史记索隐》引《竹书纪年》韩山坚弑其君哀侯，注云：山坚，韩严也。始知弑哀侯者韩严，而非严遂。《国策》及《史记·聂政传》因韩严、严遂名姓略同，遂以两人为一人，故有此错。《通鉴》及《纲目》亦未考订，遂袭其讹。惟《史记·韩世家》于烈侯时书盗杀侠累，于哀侯时书韩严弑其君哀侯，此则分晰明确，最可据也。王充《论衡》云：传言聂政为严翁仲刺杀韩王，非也。聂政之时，韩烈侯也，烈侯三年，聂政刺韩相侠累，十二年烈侯卒。严翁仲刺杀韩王事与聂政杀侠累相去十七年，短书小传不可信如此云云。是《史记》、《国策》之误，王充已尝辨之，但未指其所以致误之由，故《通鉴》诸书仍袭前误耳。
薄后、陈后不书立景帝七年，废皇后薄氏。武帝元光五年，皇后陈氏废。不书其立于前，遽书其废于后，斯为漏脱无疑。然考《汉书》诸帝纪，凡即位后必书曰立皇后某氏，而薄、陈二后独不书，殊不可解。倘因伉俪不终而略之，则宣帝之霍后，不过五年而见废，何以当其甫立而即大书之也？《纲目》之失书，盖仍《通鉴》之缺略，而《通鉴》又仍《汉书》之缺略耳。
太初元将哀帝建平二年，大赦，改元太初。按《汉书·哀帝纪》：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乃诏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太初元将者，四字号也。后世如光武之建武中元，魏太武之太平真君，唐武后之天册万岁及万岁通天，宋太宗之太平兴国，真宗之大中祥符，徽宗之建中靖国，皆其例也。若书去元将二字，则与武帝之号相犯矣。哀帝之改元，虽不旋踵而复，然当其改之之始，必不自复其先朝也。“元将”二字，应照本纪增入为是。
卓茂非仕于莽朝延熹八年，诏坏诸淫祀，特留洛阳王涣、密县卓茂二祠。冯氐《质实》云：卓茂，宛人，王莽时为密令，教化大行云云。今按茂本传：其为令也，在莽秉政之前；其去官也，在莽居摄之始。见几而作，不污伪命。冯氏乃称其为令于莽时，不几厚诬正士耶？当亟正之。（齐武帝永明五年，魏高言：卓茂行化，蝗不入境，《集览》谓在光武时，亦误也。）
钟繇献帝初平三年，分注：黄门侍郎钟繇。《集览》云：繇，古由字，或音宙。按《世说》晋文帝嘲钟会曰：“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乡〔卿〕遥遥不至。”刘孝标注：会父名繇，故以遥遥戏之。又景王嘲钟毓曰：“皋繇何如人？”对曰：“古之懿士。”据此则繇字当读余韶切。
立曹操女为后西汉平帝元始三年春，聘安汉公莽女为皇后。刘氐《书法》云：立后书氏，恒也；书安汉公莽女何？权所在也。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年春正月，立贵人曹氏为皇后。《书法》云：此其不书立魏公操女何？命自上出也。伏后之弑，帝益廪廪矣，于是立其女为后，将以自媚于操也，按刘氏之说善矣，犹有未尽者。魏公操纳三女为贵人，既大书于十八年之七月，次年又书弑皇后伏氏，则今之所立，但称曹氏，而即知为魏公操之女，实与元始所书无异也。独是莽女以父之篡而称疾不起，至赴火以自焚。操女以兄之篡而涕泣横流，知皇天之不祚。《纲目》著莽女之节，而竟没操女之贤，殊为缺漏矣。
周抚元帝大兴元年，彭城内史周抚叛降石勒，诏下邳内史刘遐、泰山太守徐龛讨之。二年春，遐、龛击周抚斩之。《质实》于元年条下注云；周抚，浔阳人访之子。按《晋书·周访传》：访长子抚，强毅有父风，始为王敦爪牙，后从温峤讨苏峻，又屡平蜀乱，官至镇西将军，哀帝兴宁三年卒（《纲目》于兴宁三年六月书益州刺史周抚卒），曷尝有叛降石勒事？又考刘遐及蔡豹传：沛人周坚，一名抚，以彭城叛，石勒遣骑援之。诏遐与蔡豹、徐龛共讨抚，战于寒山。抚败走，龛将于药斩之。是叛晋而被诛者，沛之周抚，非浔阳之周抚也。《质实》不分泾渭，混注访子，遂令道和蒙反贼之名，纰缪不亦甚乎！后至永昌元年，王敦杀甘卓，以从事周抚代卓镇沔中，《质实》又云：周抚，浔阳人，访之子。既是同一周抚，岂有已被斩而复镇沔者耶？可为一笑。
恶奴郎孝武帝太元八年，慕容垂叛苻坚，遣人告其子农等，使起兵。农遂将数十骑微服出邺，奔列人，止于乌桓鲁利家。利为之置馔，农笑而不食。利谓其妻曰：“恶奴郎贵人，家贫无以馔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非为饮食来也。”《集览》云：恶奴，鲁利呼其妻名。《正误》则云：此乃戏骂其妻之辞，非名也。按《晋孝武帝纪》：太元十九年冬十月，慕容垂遣其子恶奴寇廪丘，载纪则云：使慕容农略地河内，攻廪丘，克之。是恶奴即慕容农也。陆龟蒙小名录，慕容农小字恶奴，然则恶奴者犹棘奴（冉闵）、胡奴（吕超）之类，而称之为恶奴郎者，犹买德郎（桓冲）、镇恶郎（桓石虔）之类，非鲁利之呼妻也。王、陈两说俱失之。
高密王恢之安帝义熙十二年，诏遣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谒五陵。定宇陈氏曰：高密，郡名。《纲目》无此例，二字合删去。按此句若去高密二字，是直以王恢之为姓名矣，不知此晋之宗室，高密王其爵，恢之其名也。《晋书·宗室传》：彭城穆王权之玄孙俊出嗣高密王略；薨，子纯之立；薨，子恢之立，义熙末以给事中兼太尉，修谒洛阳园陵（太尉，《安帝纪》作司空。按是时刘裕为太尉，岂容高密谦之？当从帝纪为是）。是高密王为司马恢之之封爵了然可知。若依上文所书琅牙王德文修敬山陵之例，则此句当去司空二字，不当去高密二字也（时德文为大司马领司徒）。盖修谒园陵，朝廷重事，故伐秦之始，既命琅牙与刘裕偕行，至是既克洛阳，复特遣宗藩展其诚敬耳。陈氏欲去高密二字，亦不思之甚矣。记里鼓十三年，刘裕灭秦，收其彝器、浑仪、土圭、记里鼓、指南车送建南。《集览》注记里鼓，引宋仁宗天圣五年内侍卢道隆创记里鼓车事。按《晋书·舆服志》：记里鼓车，驾四马，形制如司南（即指南车），其中有木人执椎向鼓，行一里则打一椎。是记里鼓之制其来已久，《集览》不引《晋书》，转取征于后代，何也？王陵宋顺帝升明元年，荆襄都督沈攸之举兵讨萧道成。分注：攸之见道成专制朝权，心不平，谓元琰曰：“吾宁为王陵死，不为贾充生。”王陵句，《集览》引安国侯谏立诸吕事，然拟道成于诸吕，殊属不伦。矧陵无讨逆之谋，攸之岂以自况也？陵当作凌。按魏主曹芳嗣立，受制于司马懿，扬州都督王凌贰于懿，谋立楚王彪。懿袭执之，归于京师。道经贾逵庙，凌呼曰：“贾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尔有神，知之。”遂仰药死。盖当典午擅权，举朝皆其羽冀，而凌独以不顺见害，故自许为忠臣。今顺帝幼冲，而道成专国，廷臣皆愿效驱驰，攸之独欲举义旗，故拟萧氏于司马，而以王凌自况，以贾充比萧党也。陵为凌之误无疑。鲁文公七年无卫献公梁武帝普通元年，左将军冯道根卒。时梁主春祠二庙，既出宫而闻讣，梁主问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对曰：“昔卫献公闻柳庄死，不释祭服而往哭之。道根有劳王室，临之礼也。”梁王从之。《质实》云：《左传》文七年，卫献公祭太庙，闻大夫柳庄卒，不释祭服而往临之。按《左传》及《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鲁成公十四年，卫定公卒，子献公立，上距文公年已四十三载。是文公之世，卫尚未有献公，安得有往哭柳庄之事？此事本见《檀弓》，学者所共晓，岂可移于《左传》，又妄指其年乎？
魏三祖隋文帝开皇四年，李谔上书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词，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质实》云：魏平文帝庙号太祖，昭成帝庙号高祖，太武帝庙号世祖。按此说非也，谔所云乃曹魏，非元魏也。三祖者，太祖操、世祖丕、烈祖睿也。陈寿《三国·魏志·明帝纪》：景初元年，有司奏武皇帝拨乱反正，为魏太祖，文皇帝应天受命，为魏高祖。帝制作兴治，为魏烈祖。”是当明帝在日，已定三祖之称。后孙盛且讥其生前豫自尊显。是李谔所云魏三祖，正指曹魏也。史称操手不舍书，登高必赋。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睿自在东宫，潜思书籍。观于钟嵘《诗品》，三祖并列。刘勰《文心雕龙》亦云：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则知其崇尚文词，洵为江左之倡矣。若元魏之平文、昭成、太武，武略虽优，文风未振，奚暇以雕虫为务哉！
子总管十年，江南乱，以杨素为行军总管讨平之。分注有“子总管来护儿”，《集览》引《正义》云：子者，人之嘉称。《正误》云：子总管，犹言小总管，裨将也。按《新唐书·百官志》：凡军镇五百人有押官一人，千人有子总管一人。而《突厥传》：武后遣沙吒忠义等击默啜，将军扶余文宣等六人为子总管。意隋时官制亦相类也。又考古人以子名官者甚多。有称子都将者。《魏书·尉元传》：元表言：刘将任农夫陈显达领兵三千来循宿豫，臣遣子都将于沓干、刘龙驹等将往赴击。又表言：前镇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将呼延笼达因于负罪，便尔叛乱。又团城子都将胡人王敕勤负衅南叛云云，《孔伯恭传》：宋将沈攸之等救下邳，伯恭遣子都将侯汾奚升等南北邀之，攸之引退。又令子都将孙天庆等断清水路，攸之顺流退下，伯恭部分诸将挟清南北，寻攸之军后，遂大破之是也。有称子使者。《北齐书·卢文伟传》：文伟孙询祖，天保末为筑长城子使。《祖鸿勋传》：元擢为东道大使，署封隆之、邢邵、李浑、李象、鸿勋并为子使。《新唐书·韦挺传》：太宗将讨辽东，使挺主饷运，命自择文武官四品十人为子使是也。有称子都督者。《周书·达奚武传》：以战功拜羽林监子都督。《李贤传》：贤曾祖魏太武时为子都督，讨两山屠各没于阵（又韩果、梁椿、梁台、宇文深、王杰、伊娄穆、乐逊俱尝为子都督，各见本传）。《隋书·达奚长孺传》：以质直恭勤授子都督是也。有称子将者。《新唐书·玄宗纪》：大武军子将郝灵杀突厥默啜。《藩镇传》：魏博节度使乐彦祯子从训，聚亡命五百人号子将是也。有称子司者。《新唐书·百官志》：尚书省六尚书，兵部、吏部为前行，刑部、户部为中行，工部、礼部为后行，行总四司，以本行为头司，余为子司是也（《云麓漫抄》：唐太常寺有四院，天府院、御衣院、乐悬院、神厨院，皆子司耳）。凡兹称号，都非褒美之词。陈氏训子为小，于义极得，若更引唐志为证，则尤有根据矣。
鹿角十九年，遣杨素等伐突厥。先是诸将与突厥战，虑其骑兵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设鹿角为方阵，骑在其内。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胜也。”于是更为骑阵，大败之。《集览》引《通鉴释文》曰：鹿角，阵名，犹春秋鱼丽阵也。至唐僖宗咸通十一年，南诏入寇，攻成都，会救至，乃遁。颜庆复教蜀人筑雍城，穿堑引水满之，植鹿角，分营铺。蛮知有备，自是不复犯。《集览》则又云：鹿角者，以连枝木环营树之，如鹿角然。何其两不相侔也。按鹿角，军中守卫之具，三国时，司马懿奏罢曹爽，爽不通奏，留车驾宿伊水南，伐树为鹿角，发屯兵数千人以守。五代时，契丹围幽州，晋王遣兵救之。李存审命步兵伐木为鹿角，人持一枝，止则成寨。契丹骑环寨而过，寨中发万弩射之，人马死伤塞路。观止则鹿角之制，正与《集览》后说相合。《三余赘笔》云：今官集衙门列木于外，谓之鹿角，盖鹿性警，群居则环其角圆围如阵，以防人物之害。军中寨栅，埋树木外向，亦名鹿角。此说最明，足证《释文》之谬。
定杨炀帝大业十三年，突厥立刘武周为定杨可汗。《质实》云：定杨，郡名。按杨者，国姓，定者戡定之义，非郡名也。又明年，流人郭子和起兵榆林，北附突厥，始毕以子和为平杨天子。可见定杨、平杨皆取平杨氏之意，亦犹驺力称吞汉将军（见《史记·东越传》），石勒称平晋王（见《晋书·后赵载记》），尚让称平大唐将军也（见《新唐书·黄巢传》）。杨字乃木旁，非阜旁，冯氏混而为一，释以郡名，可谓不辨屯毛矣。
文成公主唐贞观十五年春，以文成公主嫁吐蕃。《质实》云：公主，高祖之女，段纶之妻。按《新唐书·诸公主传》：高祖十九女，其第四女高密公主，下嫁长孙孝政，又嫁段纶。非文成也。《吐蕃传》：贞观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既曰宗女，即非高祖之女明甚。盖玄宗以前虽常与外蕃和亲，未有帝姬自往者。故开元中鸿胪卿袁振使突厥，而默棘连谓之曰：“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也。”自乾元元年，肃宗以宁国公主降回纥可汗，于是德、宪之女相踵而适异国矣。列卒代宗广德二年，宁节度使白孝德署段秀实为都虞候。郭军士为暴，秀实列卒，尽取其首注槊上，植市门。《质实》云：列与裂通，车裂也。其意盖谓秀实车裂乱卒矣。按列者，陈也；卒者：秀实所领之卒也。柳子厚《段太尉逸事状》：军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坏酿器，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断头注槊上，植市门外。《新唐书》秀实本传悉仍其文，事本易晓，安得以列卒为车裂乱卒耶？四夔德宗贞元二年，以刘滋、崔造、齐映同平章事。分注云：造少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为友，以王佐自许，时人谓之“四夔”。《质实》云：夔，兽名，又山鬼。此说非也。夔字当是夔龙之夔，盖四人随许过高，故时人因其自命而拟诸舜臣，非取鬼与兽之义讥之也。刘宾客《嘉话录》：崔丞相造，布衣时，江左人号曰白衣夔。审以鬼与兽讥之，奚必名之以白衣乎？是可悟当日品题之本意也。王忠烈宪宗元和十五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卒，军士立其弟承元。承元曰：“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摄军务。承元请尽节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诸公肯从之乎？”众许诺。《质实》云：王承宗卒，谥忠烈。按《新唐书·藩镇传》：王武俊为恒冀深赵节度使，封琅牙郡王，德宗贞元十七年卒，有司谥威烈帝，更为忠烈。子士真嗣，士真之子则承宗也。夫武俊虽初叛后服，然宪宗有忠节茂著之褒，故承元欲遵其志。若承宗者，囚天子之命吏，结蔡郓之逆藩，至于犯园林，戕宰相，此岂承元所愿效者？冯氏不加深考，漫以忠烈为承宗之谥，岂知承宗本无谥号耶！
兖海曹华穆宗长庆二年，宣武押牙李作乱，忠武李光颜、兖海曹华，皆以兵讨，屡败之。《质实》云：兖、海、曹、华，四州名。按《新唐书·穆宗纪》：长庆二年七月戊申，李陷宋州。丙辰，兖郓节度使曹华及李战于宋州，败之。《曹华传》：华为兖海节度使，李叛，以兵取宋州，华不待命，以兵逆击，破之。冯氏不察，误以人名为地名，殊堪鼓掌。又《纲目》于元和十四年书以隶州刺史曹华为沂海观察使，《质实》云：曹华，宋州楚丘人。夫牧隶之曹华，即破之曹华也，乃前则据本传以详之，遂则凭臆见以释之，何耶？
天末纪年分注各镇唐昭宣帝天四年，朱梁既篡，《纲目》于纪年处虽分注云：是年唐亡，梁、晋、岐、淮南、西川凡五国，吴越、湖南、荆南、福建、岭南凡五镇。然是时河朔诸镇尚存，镇冀则王，魏博则罗绍威，易定则王处直，卢龙则刘守光，皆唐时藩镇，唐亡而诸镇未灭，则应与吴越等分注于纪年甲子之下，不宜竟从删削，而专书吴越等五镇也。若谓河朔诸镇皆曾受梁封爵（梁以王为赵王，罗绍威邺王，刘守光燕王，王处直北平王），不异梁之属郡，故不复分注。则吴越诸镇何尝不受梁封爵乎？（梁以钱谬为吴越王，马殷楚王，高季昌渤海王，王审知闽王，刘隐南海王，隐卒，又以其弟岩袭封。）况高季昌又朱温所授节度使，当温时并未窃据，乃已列之为镇。而河朔各自拥兵据地者，反不书镇乎？若谓钱Α之吴越王，审知之闽，马殷之楚，高季昌之南平（初封渤海），刘岩之南汉（初封南海，又封越），皆有国号，则之赵，守光之燕，绍威之邺，处直之北平，又何尝无国号乎？说者又谓：《纲目》本据欧阳公《五代史·十国世家》为断，有世家则书，无世家则不书，故吴越等分注，而河朔诸镇独从略。然李茂贞之王岐，欧阳史并无岐世家，而《纲目》列之梁、晋之下，何以独遗河朔乎？《纲目》之意但以吴越等皆历数传，茂贞亦稍久，而河朔诸镇，则唐亡后不数年皆以次夷灭，是以分别如此。然既列之为镇，则吴越等固镇，而河朔亦镇，不应于未灭时即不书镇也，似宜于纪年甲子之下一例分注。如天四年丁卯岁下，则云是岁唐亡，梁、晋、岐、淮南、西川凡五国，镇冀、魏博、易定、卢龙、吴越、荆南、湖南、福建、岭南凡九镇。以后某镇于某年灭，则于某年下注某镇亡（魏博壬申年灭，卢龙癸酉年灭，镇冀、易定俱辛巳年灭），较为得实。又高季昌至梁末帝时始绝贡献，自为一镇，则丁卯以后五六年不应即书荆南为一镇，应于梁末帝时始列为镇耳，又夏州李仁福一镇，历五代至宋迄元始灭，则五代纪年下似亦不可不列之诸镇也。
西平王后唐庄宗同光四年杀李继麟（即朱友谦），时李绍琛（即康延孝）在蜀，其所将河中兵，河中将焦武等号哭于军门曰：“西平王何罪，合门屠脍！我辈归则同诛，决不复东矣！”绍琛遂反。《质实》云：郭崇韬追谥西平王。按此说非也。是时崇韬甫遭枉害，庄宗绝无恤典，安得有西平王之追赠？诸将所称，乃谓朱友谦耳。友谦自朱温时镇河中，后附于晋，晋封为西平王，郭崇韬并无此封爵也。《五代史·康延孝传》载友谦旧将之辞曰：“朱公无罪，二百口被诛。”其文明白如此，而《质实》妄指为崇韬，杜撰亦甚矣。
辽复号改号《纲目续编》：宋英宗治平三年，契丹复改国号曰辽。按石敬瑭天福二年，契丹改号辽，朱子大书于册。然自后有事止书契丹，故《续编》亦仍之。迨隆绪之初立也，复国号曰大契丹（太宗太平兴国七年）。阅八十馀年，而洪基复改称辽，自后遂以辽书之矣。夫改号、复号，国之大事。今耶律氏两改而中复，则当特书复号契丹于前，继书而改称辽于后，其事乃有序而可稽。隆绪之复号契丹，何以不特书于太平兴国中，而仅见于分注也？
夏人、辽人哲宗元符元年，夏人寇平夏城，章大败之。《发明》云：夏称人，贬之也。夏人轻举入寇，不为无罪，曲在夏而直在宋矣。二年，辽人为夏请和。《发明》云：辽有救灾恤邻之意，故特进而称人，予在夷狄则责在中国矣。夫曰曲在夏，则既以宋之应兵为无过；曰责在中国，又似以宋之加兵为不仁，何其予夺之靡常也？且一人字耳，于夏曰贬，于辽曰进，然则夏人来归永乐之俘（元元年），斯何罪而贬之？辽人复来议疆事（神宗熙宁八年），又何德而进之哉？盖夏人、辽人，皆恒辞也，周氏之说转凿矣。
昏德公、重昏侯建炎二年，金主吴乞买废上皇为昏德公，靖康帝为重昏侯，徙之韩州。绍兴十一年，金追封昏德公为天水郡王，封重昏侯为天水郡公。按朱子《纲目》，晋云怀帝永嘉五年书汉人迁帝于平阳，封平阿公。六年又书汉封帝为会稽郡公，不仁降封平阿公为会稽郡公也。五代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书契丹封晋主重贵为负义侯，徙之黄龙府。隐帝乾二年，又书契丹迁故晋主重贵于建州，不云迁负义侯重贵于建州也。夫纪所封，以著其实，而仍故号，以存其体，朱子之权度精矣。今《续编》书法如此，较诸前书义例，迥不划一。
留梦炎及第理宗淳四年，赐礼部进士留梦炎及第。《发明》云：《纲目》凡书赐及第，分注或载其同榜之人，或载其所上之策，今皆略而不存，是必同榜之人皆不足纪，或所上之策不足录耳。周氏此说非也。国士遇我，国士报之。今者及第出于上赐，是以国士遇梦炎也。其后枢务，晋台司，实基于此。乃立人本朝，毫无匡救，似道专则顺之而已矣，国势危则逃之而已矣，敌兵至则降之而已矣，国士之报，果安在耶？《纲目》特笔书之，明其进身之始，受恩至重，而他日之反颜事仇，真狗彘弗若也，奚暇计其对策之常谈，与缀行之众士乎！或曰：是则然矣。宝四年文天祥及第，其书法与梦炎一例者何居？曰：信公亦状元宰相也，特书其赐第，正以明其不负科名也。
《纲目》书法有所本《通鉴》书三国事，犹承陈寿之旧，以曹魏继汉为正统。至朱子作《纲目》，乃始改蜀汉继献帝。然习凿齿《汉晋春秋》早以蜀汉为正，其著论云：“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共王，秦政犹不见叙于帝王，况暂制数州之众哉！”此又朱子所本也。（章俊卿《山堂索前有集》十六卷载司马温公与刘道原书云：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一天下，其馀蜀、魏、吴、宋、梁、陈、魏、齐、周、五代诸国，地丑德齐，不参相一，皆用列国法。刘备虽承汉，然族属疏远，是非难明，今并同之列国，不得以汉光武、晋元帝为比云云。是温公修《通鉴》时亦未尝不斟酌于正闰也。）《纲目》于唐中宗之废居房州，每岁首必书“帝在房州”，虽朱子特笔，然唐人沈既济亦已有此论，谓汉高后称制，独有王诸吕为负约，无迁鼎革命事，矧其时考惠已殁，子非刘氏，故不得已而纪吕后，议者犹谓不可。今中宗以初年即位，季年复祚，虽尊名中守，而天命未改。《春秋》岁书鲁昭公出曰“公在乾侯”，示君虽失位不敢废也。请省天后合《中宗纪》为一，每岁首必书在所以统之，宜称帝不称庐陵王。是此论实发自唐人也。又朱子《纲目》用中宗嗣圣年号至二十四年，此例亦不自朱子始，范祖禹《唐鉴》已是如此。
（按《癸辛杂识》：欧公修《唐书》作《武后纪》，依前汉例也。天授以后，唐虽改号为周，而史不以周称之，盖黜之也。朱晦翁病其唐经乱周，史遂有嗣圣二十四年之号年之首，书曰“帝在某”“帝在某”，盖以《春秋》之法正名也。每年之下又细书武氏所改年号，垂拱则曰“武氏垂拱”，天授则曰“武氏天授”，此意甚严也。但武氏既革唐命，国号为周，有周则无唐矣，无唐则无帝矣。同一疆域也，而帝与周同书，则民有二王矣，岂无窒碍乎？若《春秋》“公在乾侯”，则鲁国未尝有他号云云。是又以《纲目》所书为稍紊矣。然律以《春秋》书法，究以《纲目》为正。）
《通鉴》、《纲目》所书及《集览》、《质实》、《书法》、《发明》、《正误》等书所注，多有谬误者，今摘于后，以资考证。
贾举《纲目》前编：周灵王二十四年，齐崔杼之乱，一时有两贾举：侍人贾举，崔党也；从死之贾举，庄公所嬖也。《左氏》两书侍人贾举于前，而下叙贾举，州绰等八人皆死，明其不两贾举也。。《通鉴》于崔党之贾举，初书“侍人”而后削之，直云“贾举止众从者而入，闭门甲兴，遂弑之，贾举等八人皆死。”则两贾举几于无别矣。叙事之明，由于书法之密，使其可省，《左氏》岂好为重累之词哉！
侠累、韩一人两书《纲目》正编：周安王五年，盗杀韩相侠累。《分注》载严仲子使聂政刺之。烈王五年，韩严遂弑其君。分注载哀侯以韩为相，而爱严遂，二人相害，遂刺于朝，并中哀侯。按《国策》严仲子即严遂也，《国策注》侠累名傀，《韩非子》作，则侠累即韩也。岂有一人之身，而聂政既杀之于前，严遂复刺之于后耶？考《史记·韩世家》：烈侯三年，聂政杀韩相侠累。十三年，烈侯卒，子哀侯立。六年，韩严弑其君哀侯。是使聂政杀侠累者严遂，而弑哀侯者韩严也。两事相去且二十六七年，《通鉴》及《纲目》何以既书“盗杀侠累”，又书“韩严遂弑其君”，不且合两事为一事耶？盖《纲目》之误因《通鉴》，《通鉴》之误因史迁。《聂政传》谓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却，乃使政刺杀侠累于其府中。而《史记》之误，又因《国策·韩傀相韩篇》：东孟之会，聂政直入杀韩傀，傀走抱哀侯，政并中哀侯。《韩非子》亦云严遂使人刺韩于朝，走抱君，遂并刺哀侯。此《通鉴》、《纲目》所本也。然《史记·韩世家》烈侯三年政杀侠累之后，烈侯又十年而卒，则政杀侠累并未杀君也。《国策》韩人攻宋篇又云：聂政刺相兼君，许异蹴哀侯而殪之（谓使其君伪死以免祸）。是故哀侯为君，而许负终身相焉。夫哀侯被杀即卒，而子懿侯立，许异又于谁之世而终身为相哉？则《国策》实误以烈侯时事而实之哀侯也。政刺韩傀时并中烈侯，许异蹴烈侯使之佯死以免难，其时烈侯实未死，又在位十年，故许异终烈侯之世常为相。其所以误系之哀侯者何也？《史记索隐》引《竹书纪年》韩山坚弑其君哀侯，注云：山坚，韩严也。始知弑哀侯者韩严，而非严遂。《国策》及《史记·聂政传》因韩严、严遂名姓略同，遂以两人为一人，故有此错。《通鉴》及《纲目》亦未考订，遂袭其讹。惟《史记·韩世家》于烈侯时书盗杀侠累，于哀侯时书韩严弑其君哀侯，此则分晰明确，最可据也。王充《论衡》云：传言聂政为严翁仲刺杀韩王，非也。聂政之时，韩烈侯也，烈侯三年，聂政刺韩相侠累，十二年烈侯卒。严翁仲刺杀韩王事与聂政杀侠累相去十七年，短书小传不可信如此云云。是《史记》、《国策》之误，王充已尝辨之，但未指其所以致误之由，故《通鉴》诸书仍袭前误耳。
薄后、陈后不书立景帝七年，废皇后薄氏。武帝元光五年，皇后陈氏废。不书其立于前，遽书其废于后，斯为漏脱无疑。然考《汉书》诸帝纪，凡即位后必书曰立皇后某氏，而薄、陈二后独不书，殊不可解。倘因伉俪不终而略之，则宣帝之霍后，不过五年而见废，何以当其甫立而即大书之也？《纲目》之失书，盖仍《通鉴》之缺略，而《通鉴》又仍《汉书》之缺略耳。
太初元将哀帝建平二年，大赦，改元太初。按《汉书·哀帝纪》：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乃诏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太初元将者，四字号也。后世如光武之建武中元，魏太武之太平真君，唐武后之天册万岁及万岁通天，宋太宗之太平兴国，真宗之大中祥符，徽宗之建中靖国，皆其例也。若书去元将二字，则与武帝之号相犯矣。哀帝之改元，虽不旋踵而复，然当其改之之始，必不自复其先朝也。“元将”二字，应照本纪增入为是。
卓茂非仕于莽朝延熹八年，诏坏诸淫祀，特留洛阳王涣、密县卓茂二祠。冯氐《质实》云：卓茂，宛人，王莽时为密令，教化大行云云。今按茂本传：其为令也，在莽秉政之前；其去官也，在莽居摄之始。见几而作，不污伪命。冯氏乃称其为令于莽时，不几厚诬正士耶？当亟正之。（齐武帝永明五年，魏高言：卓茂行化，蝗不入境，《集览》谓在光武时，亦误也。）
钟繇献帝初平三年，分注：黄门侍郎钟繇。《集览》云：繇，古由字，或音宙。按《世说》晋文帝嘲钟会曰：“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乡〔卿〕遥遥不至。”刘孝标注：会父名繇，故以遥遥戏之。又景王嘲钟毓曰：“皋繇何如人？”对曰：“古之懿士。”据此则繇字当读余韶切。
立曹操女为后西汉平帝元始三年春，聘安汉公莽女为皇后。刘氐《书法》云：立后书氏，恒也；书安汉公莽女何？权所在也。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年春正月，立贵人曹氏为皇后。《书法》云：此其不书立魏公操女何？命自上出也。伏后之弑，帝益廪廪矣，于是立其女为后，将以自媚于操也，按刘氏之说善矣，犹有未尽者。魏公操纳三女为贵人，既大书于十八年之七月，次年又书弑皇后伏氏，则今之所立，但称曹氏，而即知为魏公操之女，实与元始所书无异也。独是莽女以父之篡而称疾不起，至赴火以自焚。操女以兄之篡而涕泣横流，知皇天之不祚。《纲目》著莽女之节，而竟没操女之贤，殊为缺漏矣。
周抚元帝大兴元年，彭城内史周抚叛降石勒，诏下邳内史刘遐、泰山太守徐龛讨之。二年春，遐、龛击周抚斩之。《质实》于元年条下注云；周抚，浔阳人访之子。按《晋书·周访传》：访长子抚，强毅有父风，始为王敦爪牙，后从温峤讨苏峻，又屡平蜀乱，官至镇西将军，哀帝兴宁三年卒（《纲目》于兴宁三年六月书益州刺史周抚卒），曷尝有叛降石勒事？又考刘遐及蔡豹传：沛人周坚，一名抚，以彭城叛，石勒遣骑援之。诏遐与蔡豹、徐龛共讨抚，战于寒山。抚败走，龛将于药斩之。是叛晋而被诛者，沛之周抚，非浔阳之周抚也。《质实》不分泾渭，混注访子，遂令道和蒙反贼之名，纰缪不亦甚乎！后至永昌元年，王敦杀甘卓，以从事周抚代卓镇沔中，《质实》又云：周抚，浔阳人，访之子。既是同一周抚，岂有已被斩而复镇沔者耶？可为一笑。
恶奴郎孝武帝太元八年，慕容垂叛苻坚，遣人告其子农等，使起兵。农遂将数十骑微服出邺，奔列人，止于乌桓鲁利家。利为之置馔，农笑而不食。利谓其妻曰：“恶奴郎贵人，家贫无以馔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非为饮食来也。”《集览》云：恶奴，鲁利呼其妻名。《正误》则云：此乃戏骂其妻之辞，非名也。按《晋孝武帝纪》：太元十九年冬十月，慕容垂遣其子恶奴寇廪丘，载纪则云：使慕容农略地河内，攻廪丘，克之。是恶奴即慕容农也。陆龟蒙小名录，慕容农小字恶奴，然则恶奴者犹棘奴（冉闵）、胡奴（吕超）之类，而称之为恶奴郎者，犹买德郎（桓冲）、镇恶郎（桓石虔）之类，非鲁利之呼妻也。王、陈两说俱失之。
高密王恢之安帝义熙十二年，诏遣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谒五陵。定宇陈氏曰：高密，郡名。《纲目》无此例，二字合删去。按此句若去高密二字，是直以王恢之为姓名矣，不知此晋之宗室，高密王其爵，恢之其名也。《晋书·宗室传》：彭城穆王权之玄孙俊出嗣高密王略；薨，子纯之立；薨，子恢之立，义熙末以给事中兼太尉，修谒洛阳园陵（太尉，《安帝纪》作司空。按是时刘裕为太尉，岂容高密谦之？当从帝纪为是）。是高密王为司马恢之之封爵了然可知。若依上文所书琅牙王德文修敬山陵之例，则此句当去司空二字，不当去高密二字也（时德文为大司马领司徒）。盖修谒园陵，朝廷重事，故伐秦之始，既命琅牙与刘裕偕行，至是既克洛阳，复特遣宗藩展其诚敬耳。陈氏欲去高密二字，亦不思之甚矣。记里鼓十三年，刘裕灭秦，收其彝器、浑仪、土圭、记里鼓、指南车送建南。《集览》注记里鼓，引宋仁宗天圣五年内侍卢道隆创记里鼓车事。按《晋书·舆服志》：记里鼓车，驾四马，形制如司南（即指南车），其中有木人执椎向鼓，行一里则打一椎。是记里鼓之制其来已久，《集览》不引《晋书》，转取征于后代，何也？王陵宋顺帝升明元年，荆襄都督沈攸之举兵讨萧道成。分注：攸之见道成专制朝权，心不平，谓元琰曰：“吾宁为王陵死，不为贾充生。”王陵句，《集览》引安国侯谏立诸吕事，然拟道成于诸吕，殊属不伦。矧陵无讨逆之谋，攸之岂以自况也？陵当作凌。按魏主曹芳嗣立，受制于司马懿，扬州都督王凌贰于懿，谋立楚王彪。懿袭执之，归于京师。道经贾逵庙，凌呼曰：“贾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尔有神，知之。”遂仰药死。盖当典午擅权，举朝皆其羽冀，而凌独以不顺见害，故自许为忠臣。今顺帝幼冲，而道成专国，廷臣皆愿效驱驰，攸之独欲举义旗，故拟萧氏于司马，而以王凌自况，以贾充比萧党也。陵为凌之误无疑。鲁文公七年无卫献公梁武帝普通元年，左将军冯道根卒。时梁主春祠二庙，既出宫而闻讣，梁主问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对曰：“昔卫献公闻柳庄死，不释祭服而往哭之。道根有劳王室，临之礼也。”梁王从之。《质实》云：《左传》文七年，卫献公祭太庙，闻大夫柳庄卒，不释祭服而往临之。按《左传》及《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鲁成公十四年，卫定公卒，子献公立，上距文公年已四十三载。是文公之世，卫尚未有献公，安得有往哭柳庄之事？此事本见《檀弓》，学者所共晓，岂可移于《左传》，又妄指其年乎？
魏三祖隋文帝开皇四年，李谔上书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词，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质实》云：魏平文帝庙号太祖，昭成帝庙号高祖，太武帝庙号世祖。按此说非也，谔所云乃曹魏，非元魏也。三祖者，太祖操、世祖丕、烈祖睿也。陈寿《三国·魏志·明帝纪》：景初元年，有司奏武皇帝拨乱反正，为魏太祖，文皇帝应天受命，为魏高祖。帝制作兴治，为魏烈祖。”是当明帝在日，已定三祖之称。后孙盛且讥其生前豫自尊显。是李谔所云魏三祖，正指曹魏也。史称操手不舍书，登高必赋。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睿自在东宫，潜思书籍。观于钟嵘《诗品》，三祖并列。刘勰《文心雕龙》亦云：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则知其崇尚文词，洵为江左之倡矣。若元魏之平文、昭成、太武，武略虽优，文风未振，奚暇以雕虫为务哉！
子总管十年，江南乱，以杨素为行军总管讨平之。分注有“子总管来护儿”，《集览》引《正义》云：子者，人之嘉称。《正误》云：子总管，犹言小总管，裨将也。按《新唐书·百官志》：凡军镇五百人有押官一人，千人有子总管一人。而《突厥传》：武后遣沙吒忠义等击默啜，将军扶余文宣等六人为子总管。意隋时官制亦相类也。又考古人以子名官者甚多。有称子都将者。《魏书·尉元传》：元表言：刘将任农夫陈显达领兵三千来循宿豫，臣遣子都将于沓干、刘龙驹等将往赴击。又表言：前镇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将呼延笼达因于负罪，便尔叛乱。又团城子都将胡人王敕勤负衅南叛云云，《孔伯恭传》：宋将沈攸之等救下邳，伯恭遣子都将侯汾奚升等南北邀之，攸之引退。又令子都将孙天庆等断清水路，攸之顺流退下，伯恭部分诸将挟清南北，寻攸之军后，遂大破之是也。有称子使者。《北齐书·卢文伟传》：文伟孙询祖，天保末为筑长城子使。《祖鸿勋传》：元擢为东道大使，署封隆之、邢邵、李浑、李象、鸿勋并为子使。《新唐书·韦挺传》：太宗将讨辽东，使挺主饷运，命自择文武官四品十人为子使是也。有称子都督者。《周书·达奚武传》：以战功拜羽林监子都督。《李贤传》：贤曾祖魏太武时为子都督，讨两山屠各没于阵（又韩果、梁椿、梁台、宇文深、王杰、伊娄穆、乐逊俱尝为子都督，各见本传）。《隋书·达奚长孺传》：以质直恭勤授子都督是也。有称子将者。《新唐书·玄宗纪》：大武军子将郝灵杀突厥默啜。《藩镇传》：魏博节度使乐彦祯子从训，聚亡命五百人号子将是也。有称子司者。《新唐书·百官志》：尚书省六尚书，兵部、吏部为前行，刑部、户部为中行，工部、礼部为后行，行总四司，以本行为头司，余为子司是也（《云麓漫抄》：唐太常寺有四院，天府院、御衣院、乐悬院、神厨院，皆子司耳）。凡兹称号，都非褒美之词。陈氏训子为小，于义极得，若更引唐志为证，则尤有根据矣。
鹿角十九年，遣杨素等伐突厥。先是诸将与突厥战，虑其骑兵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设鹿角为方阵，骑在其内。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胜也。”于是更为骑阵，大败之。《集览》引《通鉴释文》曰：鹿角，阵名，犹春秋鱼丽阵也。至唐僖宗咸通十一年，南诏入寇，攻成都，会救至，乃遁。颜庆复教蜀人筑雍城，穿堑引水满之，植鹿角，分营铺。蛮知有备，自是不复犯。《集览》则又云：鹿角者，以连枝木环营树之，如鹿角然。何其两不相侔也。按鹿角，军中守卫之具，三国时，司马懿奏罢曹爽，爽不通奏，留车驾宿伊水南，伐树为鹿角，发屯兵数千人以守。五代时，契丹围幽州，晋王遣兵救之。李存审命步兵伐木为鹿角，人持一枝，止则成寨。契丹骑环寨而过，寨中发万弩射之，人马死伤塞路。观止则鹿角之制，正与《集览》后说相合。《三余赘笔》云：今官集衙门列木于外，谓之鹿角，盖鹿性警，群居则环其角圆围如阵，以防人物之害。军中寨栅，埋树木外向，亦名鹿角。此说最明，足证《释文》之谬。
定杨炀帝大业十三年，突厥立刘武周为定杨可汗。《质实》云：定杨，郡名。按杨者，国姓，定者戡定之义，非郡名也。又明年，流人郭子和起兵榆林，北附突厥，始毕以子和为平杨天子。可见定杨、平杨皆取平杨氏之意，亦犹驺力称吞汉将军（见《史记·东越传》），石勒称平晋王（见《晋书·后赵载记》），尚让称平大唐将军也（见《新唐书·黄巢传》）。杨字乃木旁，非阜旁，冯氏混而为一，释以郡名，可谓不辨屯毛矣。
文成公主唐贞观十五年春，以文成公主嫁吐蕃。《质实》云：公主，高祖之女，段纶之妻。按《新唐书·诸公主传》：高祖十九女，其第四女高密公主，下嫁长孙孝政，又嫁段纶。非文成也。《吐蕃传》：贞观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既曰宗女，即非高祖之女明甚。盖玄宗以前虽常与外蕃和亲，未有帝姬自往者。故开元中鸿胪卿袁振使突厥，而默棘连谓之曰：“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也。”自乾元元年，肃宗以宁国公主降回纥可汗，于是德、宪之女相踵而适异国矣。列卒代宗广德二年，宁节度使白孝德署段秀实为都虞候。郭军士为暴，秀实列卒，尽取其首注槊上，植市门。《质实》云：列与裂通，车裂也。其意盖谓秀实车裂乱卒矣。按列者，陈也；卒者：秀实所领之卒也。柳子厚《段太尉逸事状》：军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坏酿器，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断头注槊上，植市门外。《新唐书》秀实本传悉仍其文，事本易晓，安得以列卒为车裂乱卒耶？四夔德宗贞元二年，以刘滋、崔造、齐映同平章事。分注云：造少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为友，以王佐自许，时人谓之“四夔”。《质实》云：夔，兽名，又山鬼。此说非也。夔字当是夔龙之夔，盖四人随许过高，故时人因其自命而拟诸舜臣，非取鬼与兽之义讥之也。刘宾客《嘉话录》：崔丞相造，布衣时，江左人号曰白衣夔。审以鬼与兽讥之，奚必名之以白衣乎？是可悟当日品题之本意也。王忠烈宪宗元和十五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卒，军士立其弟承元。承元曰：“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摄军务。承元请尽节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诸公肯从之乎？”众许诺。《质实》云：王承宗卒，谥忠烈。按《新唐书·藩镇传》：王武俊为恒冀深赵节度使，封琅牙郡王，德宗贞元十七年卒，有司谥威烈帝，更为忠烈。子士真嗣，士真之子则承宗也。夫武俊虽初叛后服，然宪宗有忠节茂著之褒，故承元欲遵其志。若承宗者，囚天子之命吏，结蔡郓之逆藩，至于犯园林，戕宰相，此岂承元所愿效者？冯氏不加深考，漫以忠烈为承宗之谥，岂知承宗本无谥号耶！
兖海曹华穆宗长庆二年，宣武押牙李作乱，忠武李光颜、兖海曹华，皆以兵讨，屡败之。《质实》云：兖、海、曹、华，四州名。按《新唐书·穆宗纪》：长庆二年七月戊申，李陷宋州。丙辰，兖郓节度使曹华及李战于宋州，败之。《曹华传》：华为兖海节度使，李叛，以兵取宋州，华不待命，以兵逆击，破之。冯氏不察，误以人名为地名，殊堪鼓掌。又《纲目》于元和十四年书以隶州刺史曹华为沂海观察使，《质实》云：曹华，宋州楚丘人。夫牧隶之曹华，即破之曹华也，乃前则据本传以详之，遂则凭臆见以释之，何耶？
天末纪年分注各镇唐昭宣帝天四年，朱梁既篡，《纲目》于纪年处虽分注云：是年唐亡，梁、晋、岐、淮南、西川凡五国，吴越、湖南、荆南、福建、岭南凡五镇。然是时河朔诸镇尚存，镇冀则王，魏博则罗绍威，易定则王处直，卢龙则刘守光，皆唐时藩镇，唐亡而诸镇未灭，则应与吴越等分注于纪年甲子之下，不宜竟从删削，而专书吴越等五镇也。若谓河朔诸镇皆曾受梁封爵（梁以王为赵王，罗绍威邺王，刘守光燕王，王处直北平王），不异梁之属郡，故不复分注。则吴越诸镇何尝不受梁封爵乎？（梁以钱谬为吴越王，马殷楚王，高季昌渤海王，王审知闽王，刘隐南海王，隐卒，又以其弟岩袭封。）况高季昌又朱温所授节度使，当温时并未窃据，乃已列之为镇。而河朔各自拥兵据地者，反不书镇乎？若谓钱Α之吴越王，审知之闽，马殷之楚，高季昌之南平（初封渤海），刘岩之南汉（初封南海，又封越），皆有国号，则之赵，守光之燕，绍威之邺，处直之北平，又何尝无国号乎？说者又谓：《纲目》本据欧阳公《五代史·十国世家》为断，有世家则书，无世家则不书，故吴越等分注，而河朔诸镇独从略。然李茂贞之王岐，欧阳史并无岐世家，而《纲目》列之梁、晋之下，何以独遗河朔乎？《纲目》之意但以吴越等皆历数传，茂贞亦稍久，而河朔诸镇，则唐亡后不数年皆以次夷灭，是以分别如此。然既列之为镇，则吴越等固镇，而河朔亦镇，不应于未灭时即不书镇也，似宜于纪年甲子之下一例分注。如天四年丁卯岁下，则云是岁唐亡，梁、晋、岐、淮南、西川凡五国，镇冀、魏博、易定、卢龙、吴越、荆南、湖南、福建、岭南凡九镇。以后某镇于某年灭，则于某年下注某镇亡（魏博壬申年灭，卢龙癸酉年灭，镇冀、易定俱辛巳年灭），较为得实。又高季昌至梁末帝时始绝贡献，自为一镇，则丁卯以后五六年不应即书荆南为一镇，应于梁末帝时始列为镇耳，又夏州李仁福一镇，历五代至宋迄元始灭，则五代纪年下似亦不可不列之诸镇也。
西平王后唐庄宗同光四年杀李继麟（即朱友谦），时李绍琛（即康延孝）在蜀，其所将河中兵，河中将焦武等号哭于军门曰：“西平王何罪，合门屠脍！我辈归则同诛，决不复东矣！”绍琛遂反。《质实》云：郭崇韬追谥西平王。按此说非也。是时崇韬甫遭枉害，庄宗绝无恤典，安得有西平王之追赠？诸将所称，乃谓朱友谦耳。友谦自朱温时镇河中，后附于晋，晋封为西平王，郭崇韬并无此封爵也。《五代史·康延孝传》载友谦旧将之辞曰：“朱公无罪，二百口被诛。”其文明白如此，而《质实》妄指为崇韬，杜撰亦甚矣。
辽复号改号《纲目续编》：宋英宗治平三年，契丹复改国号曰辽。按石敬瑭天福二年，契丹改号辽，朱子大书于册。然自后有事止书契丹，故《续编》亦仍之。迨隆绪之初立也，复国号曰大契丹（太宗太平兴国七年）。阅八十馀年，而洪基复改称辽，自后遂以辽书之矣。夫改号、复号，国之大事。今耶律氏两改而中复，则当特书复号契丹于前，继书而改称辽于后，其事乃有序而可稽。隆绪之复号契丹，何以不特书于太平兴国中，而仅见于分注也？
夏人、辽人哲宗元符元年，夏人寇平夏城，章大败之。《发明》云：夏称人，贬之也。夏人轻举入寇，不为无罪，曲在夏而直在宋矣。二年，辽人为夏请和。《发明》云：辽有救灾恤邻之意，故特进而称人，予在夷狄则责在中国矣。夫曰曲在夏，则既以宋之应兵为无过；曰责在中国，又似以宋之加兵为不仁，何其予夺之靡常也？且一人字耳，于夏曰贬，于辽曰进，然则夏人来归永乐之俘（元元年），斯何罪而贬之？辽人复来议疆事（神宗熙宁八年），又何德而进之哉？盖夏人、辽人，皆恒辞也，周氏之说转凿矣。
昏德公、重昏侯建炎二年，金主吴乞买废上皇为昏德公，靖康帝为重昏侯，徙之韩州。绍兴十一年，金追封昏德公为天水郡王，封重昏侯为天水郡公。按朱子《纲目》，晋云怀帝永嘉五年书汉人迁帝于平阳，封平阿公。六年又书汉封帝为会稽郡公，不仁降封平阿公为会稽郡公也。五代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书契丹封晋主重贵为负义侯，徙之黄龙府。隐帝乾二年，又书契丹迁故晋主重贵于建州，不云迁负义侯重贵于建州也。夫纪所封，以著其实，而仍故号，以存其体，朱子之权度精矣。今《续编》书法如此，较诸前书义例，迥不划一。
留梦炎及第理宗淳四年，赐礼部进士留梦炎及第。《发明》云：《纲目》凡书赐及第，分注或载其同榜之人，或载其所上之策，今皆略而不存，是必同榜之人皆不足纪，或所上之策不足录耳。周氏此说非也。国士遇我，国士报之。今者及第出于上赐，是以国士遇梦炎也。其后枢务，晋台司，实基于此。乃立人本朝，毫无匡救，似道专则顺之而已矣，国势危则逃之而已矣，敌兵至则降之而已矣，国士之报，果安在耶？《纲目》特笔书之，明其进身之始，受恩至重，而他日之反颜事仇，真狗彘弗若也，奚暇计其对策之常谈，与缀行之众士乎！或曰：是则然矣。宝四年文天祥及第，其书法与梦炎一例者何居？曰：信公亦状元宰相也，特书其赐第，正以明其不负科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