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始末王西庄《十七史商榷》第九十四卷谓：从古无都汴者，不意朱全忠凶丑忽创都于此。按汴为京，虽自朱梁始，然朱全忠由此创业，其建都则仍在洛阳也。天元年趣昭宗迁洛，以便传禅，是岁遂弑昭宗。明年正月，唐遣百官至汴，奉玺缓劝进，全忠乃升汴为东都，洛阳为西者。开平二年，卜郊于西都。三年，如西都，自此常居洛。其被友弑也，亦因全忠以传国玺付友文妻王氏，往东都召友文，故友弑之。时友贞为东京留后，遣兵诛友，群臣请入洛即位。友贞曰：“夷门本太祖兴王之地。”于是遂即位于东都，自此汴始为帝京。然唐庄宗入汴后仍都洛阳。及明宗兵变时，庄宗统兵至汴御之，而明宗已先入汴，遂回洛，为郭从谦所弑。明宗之建国也，亦自汴至洛，即位于庄宗柩前。愍帝、废帝皆都洛。石敬瑭亦都洛。天福二年如汴州，以其地便漕运。三年始升汴为东京，而定都焉。耶律德光亦尝登位于此而去。汉、周、宋皆因之。靖康被迁，后金封刘豫为齐帝，豫又徙都于汴。后金主亮以侵宋又都之。宣宗、哀宗以避蒙古兵又都之。哀宗入蔡后，崔立以汴降元，自此遂废为州。此汴京始末也。
宋制武选归吏部《文昌杂录》记御史台言：文德殿视朝仪，兵部侍郎与吏部侍郎东西相向对立，盖因唐制武选在兵部也。今吏部左选掌文官，右选掌武官，请自今以后视朝，以吏部左右侍郎分立殿廷。诏可。此可见宋制武官亦归吏部铨选。按《宋史·苏颂传》：唐制吏部主文选，兵部主武选。神宗谓三代、两汉本无文武之别，议者不知所处，颂言：“唐制，吏部有三铨之法，分品秩而掌选事。今欲文武一归吏部，则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选更以品秩分治。”于是吏部始有四选法。
宋、元榷酤之重榷酤本起于汉武帝之世。按《汉书》桑弘羊建造酒之令。应劭云：县官自卖酒也。《昭帝纪》：始元六年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刘分攵曰：令民卖酒以所利占而输其租也。丘曰：虽罢榷酤，犹听民自酿而官收其税也。王莽又制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粗米二斛、曲一斛得酒六斛六斗。此又复武帝官酤也。《唐书》：王仲舒以江西观察使。初，江西榷酒，民私酿者抵死不绝，谷数斛仅易斗酒。仲舒至，始罢酤钱。是唐时亦行汉武榷酷之令。本纪：贞元二年，畿内榷酒，每斗榷钱一百五十文，蠲酒户差役。则又参用昭帝以律占租之制。而史策所载历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宋史》：太祖建隆二年班造酒曲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初榷酒酤。《王嗣宗传》：嗣宗知澶州，上言：“本州榷酤斗量校省斗，不及七升，而民私酿三石以上法法死，刑太峻。请照省斗定罪”云云。三石私酿即入死刑，可见宋制之酷矣。周密《癸辛杂识》：其先祖侨居吴兴，虽食醋，亦必市之于官。一日与客持螯，醯味颇异，问之，则乳母所为，以备不时之需者。遂亟去之，曰：“毕竟是官司禁物。”又束元嘉知海陵郡，禁醋甚严，有大书于其郡门曰“束手无措”。是宋制并禁醋矣！赵节斋尹京日，使沈次卿提督十三酒库。次卿令拍户于本府纳钱，给由诣诸库打酒，听自择所向，岁终则合诸库所售之多寡而殿最之，故课增而人无怨。此宋时官务卖酒之大概也。《夷坚志》：鄱阳民许二多酿酒，而日输官课，稍以致富。则又有听民输课自酿，如汉昭之制以律占租者。至赵开在蜀，以军需亟，乃变法：曲与酿具皆官自买，听酿户各以米赴官场自酿，凡一石米输钱三千，并杂用二十二文，多寡惟钱是视，不限以数。一石米不过酿酒二石余，而先须输课三千余文，则当日酒价之贵可知，较杜甫诗所谓“一斗酒费三百青铜钱”者，觉唐制尚甚轻也（然《宋史》洪拟疏云：酤榷立法甚严，犯者籍家财充赏。大官世臣，公行沽卖，则不敢问。是行法只及孤弱也。则酤榷之弊，又不止削民资而已）。元人刘诜作《万户酒歌》云：“城中禁酿五十年，目断吹秫江东烟。务中税增价愈贵，举盏可尽官缗千。”则元时官酒之贵，更甚于宋。以今日较之，始知太平之世，人人得有生之乐，盖千百年来无此欢畅矣！
宋人好名誉历朝以来，《宋史》最繁。且正史外又有稗乘杂说，层见叠出。盖其时士大夫多尚名誉，每一巨公，其子弟及门下士必记其行事，私相撰述。如《王文正公遗事》、《丁晋公谈录》、《杨文公谈录》、《韩忠献遗事》及《君臣相遇传》、《钱氏私志》、《李忠定靖康传信录》、《建炎进退志》、《时政记》之类，刊刻流布，而又有如朱子《名臣言行录》之类扬光助澜，是以宋世士大夫事迹传世者甚多，亦一朝风尚使然者也。
宋时士大夫多不归本籍张齐贤由曹州徙洛阳，杨亿由浦城徙颍州，韩亿由真定徙雍丘，杜衍由会稽徙睢阳，范仲淹由苏州徙许州，范镇由蜀徙许，文彦博由汾徙洛，吕公著由寿徙洛，欧公由吉徙颍，二苏由眉徙颍及阳羡，司马温公由夏县徙洛，王文正由大名徙开封，周元公由道州徙九江，邵康节由范阳徙洛，朱韦斋由新安徙建安。前明如李东阳本茶陵人，致政后遂家于京师，杨一清云南人，家于镇江。
宋人字名多用老字唐臣有薛廷老，又范传正字西老，此偶见也。宋人字名则好用老字。其以为名者，如胡唐老（靖康时御史）、王同老（王尧臣之子，见《富弼传》）、孟唐老（宋末人，与元兵战）、孟元老（作《东都旧事》者）、苏元老（苏辙族孙，见辙传）、王廷老（字伯攵，见刘挚奏疏及《王古传》）、陈朝老（太学生，见何执中及蔡京传），赵学老（赵野之子，见野传），杜莘老（《宋史》有传）、王涣老（王回子。见《邹浩传》）、胡唐老（宿之曾孙）、刘唐老（见《任伯雨传》），高商老（见《黄干传》）、刘德老（见《李翼传》。以上俱见《宋史》）；李商老（公择侄孙，见《东莱诗话》）、曹醇老（见《瓮牖闲评》）、俞冯老（见《萤雪杂说》）、郑唐老（见陆游诗）、李汉老（见《隐窟杂志》）。其以为字者尤多，如孙莘老（名觉）、刘莘老（名挚）、许菘老（名翰）、赵德老（名彦逾）、李延老（名寿朋）、吴敦老（名居厚）、钱醇老（名藻，乃明逸之从子）、彭岩老（名汝霖）、彭宜老（汝霖弟）、张宾老（名廉国）、吕安老（名祉）、胡茂老（名松年）、薛直老（名弼）、黄通老（名中）、程冬老（名松）、李汉老（名邴）、薛德老（名徵言）、张渭老（名），徐商老（名梦莘）、程惠老（名迪。以上俱见《宋史》）；李商老（名彭。江西诗派人）、潘老（名大临，见苏诗）、吴才老（名或，有《韵书》传世）、俞秀老（名紫芝，见《石林诗话》）、俞清老（名子中，见《直方诗话》）、尹商老（名躬，见《独醒杂志》）、陆蒙老（名元光，见《庚溪诗话》）、钱正老（见胡程《苍梧集》）。其他如《夷坚志》所称吕辨老、张茂老、邹圆老、安行老、何国老、杨吉老，则未知其为名为字也。
宋南渡世家多从行宋南渡时，凡世家之官于朝者多从行。如韩肖胄、胄，皆琦之曾孙也。王伦，旦之裔孙也。吕本中、祖谦、祖俭、祖泰，皆公著后也。常同，安民之子也。晏敦复，殊之后也。曹友闻，彬之后也。叶石林记：南渡后，诏随驾官员携眷属者，听于寺庙居住。
南宋将帅之豪富唐中叶以后，为将帅者皆授节度使之职，征敛生杀，皆在其手，其富侈固宜。宋以文臣知府事，赋税有经，稍革方镇聚敛之弊矣。然南渡诸将帅之豪侈，又有度越前代者。观宋人《玉照新志》、《夷坚志》、《驾幸张府纪略》等书，可略见也。张俊岁收租六十四万斛，偶游后圃，见一老兵昼卧，询知其能贸易，即以百万付之。其人果往海外，大获而归。高宗尝驾幸其第，俊所进服玩珠玉锦锈皆值巨万，自宰相以下俱有赠遗。延及其孙，园池声伎甲天下，每宴，十妓为一队，队各异其衣色，凡十易始罢。客去时，姬侍百馀人送客，烛花香雾，如游仙窟。而杨和王建第洪福桥，欲以西湖水环其居，奏于上。上令密速为之，恐外廷有言者，遂督濠兵连夕浚成。有故人自北来投者，杨遣人押就常州本府庄内，支一百贯与之，密遣人偕往代郡，为之置田千亩，谓之曰：“当今兵革不用，无可立功名，和王遣来代办生事耳。”其女适向子丰于湖州，以妾所生子秘为己子，报王，王即拨昆山良田千亩为粥米资。偶闲居郊行，遇相字者，杨以拄杖于地上一画，令相之。相者曰：“土上一画，乃王也。”杨喜，即判五百万，令诣司帑取钱。司帑靳之，谓杨曰：“王已开王社，何用复相？恐滋物议！”杨益喜，即以五百万与司帑者。韩忠武偶游湖上，遇李晦叔改秩来京，而失举牍，坐冷泉亭叹息。王询之，具以告，王乃问其姓名阶位，明日使吏填一举牒送之，乃助钱三百千。至王之子孙迁于苏者，买沧浪亭价百万，其他可知。是营财殖产，即贤者犹不免也。惟岳忠武之籍没也，仅金玉带数条及锁铠、兜鍪、铜弩、镔刀、弓剑、鞍辔、布绢三千匹、粟麦五千余斛、钱十馀万、书数千卷。孝宗时追复官爵，令给还原资，主者具当时没入之数，共九千缗。则忠武不特忠义过人，即其治家小节亦加人数等矣！陆放翁《入蜀记》：至金陵晤秦桧之孙侍郎伯和，访其家事，则谓家门衰替，岁入不过十馀万缗，渐忧生计窘迫。以十馀万之岁入，已谓家门衰替，则其前之豪富可知。此又权奸之瘠公以肥私，固不足责矣。尝记宋人野史，绍兴中有以功臣财产为言者，高宗为下诏曰：“南渡之初，州县皆盗贼所据，命将征讨，朕当时矢心自誓，但期克复地土，而贼之子女玉帛惟诸将所欲为。”然则诸将帅之富，盖多获贼所得。而岳忠武破贼最多，资产独少，则其平日殉国忘事，尤非诸将所可及也！
宋、元追褒古贤累朝有追崇前代名贤者，如唐初加号老子为玄元皇帝，明皇加号庄子南华真人，文子通元真人，列子冲虚真人，庚桑子洞虚真人。宋神宗封马援忠显王，徽宗时封庄子微妙元通真君，列子致虚观妙真君。元成宗封伍员忠孝威惠显圣王，英宗封诸葛亮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文宗封汉长沙王吴芮文惠王，秦蜀郡太守李冰圣德广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英烈昭惠灵显仁王，泰定帝封柳宗元文惠昭灵公，顺帝封张飞武义忠英烈灵惠助顺王，郭璞灵应侯，周处英义武惠正应王，曹娥慧感灵孝昭顺纯懿夫人，危全讽南庭忠烈灵惠王。此但为崇奉神道起见，非怀贤褒德之举也。唐太宗征高丽，过比干墓，赠太师，追谥忠烈，此为表彰前贤之始。宋真宗录周世宗、高季兴、李煜、孟昶、刘继元、刘钅长后，所以兴灭继绝。又录唐长孙无忌、段秀实后，授以官。仁宗录张九龄、郭子仪、颜真卿后，授以官；而长孙无忌后再蒙追录。神宗录魏徵、狄仁杰后，又以徵后名正道者，将免试即注官，而段秀实亦再蒙追录。又封程婴为成信侯，公孙杵臼为忠智侯，立庙绛州。封屈原为忠洁侯。世近者官其后，世远者崇其封，劝忠表德，可谓厚矣。元世祖追封伯夷昭义清忠公，叔齐崇让仁惠公（宋徽宗已封伯夷清惠侯，叔齐仁惠侯），屈原忠节清烈公。顺帝封微子仁靖公，箕子仁献公，比干仁显忠烈公，亦所以昭旷典。至如追谥杜甫为文贞公，刘ナ为文节昌平侯，又前朝所未及者也。昨阅邸抄，我皇上以明臣熊廷弼、袁崇焕尽心于所事，而以冤死，特命访其后人官之。夫宋代之追录唐臣后，犹第以其贤耳，如熊、袁二臣，则尝抗拒我朝者，皇上不惟不介意，转嘉其忠而录其后，旷荡之恩，更高出前代万万矣！
元初本不欲取宋《宋史·谢枋得传》：郭少师从瀛国公入朝，既而南归，与枋得道时事，曰：“大元本无意江南，屡遣使使顿兵毋深入，特还岁币即议和。张晏然上书乞敛兵息民，诏即可之。兵交二年，无一介之使，乃至亡国。”因相与恸哭。此盖当日实事也。今按宋、元交涉之事，元世祖以前姑勿论，方世祖为皇弟时攻鄂州也，贾似道密遣宋京诣军前，请称臣纳币，割江南为界，岁奉银绢二十万匹两。世祖适闻宪宗之丧，遂许之，而引兵北去。是年兀良合台自大理出静江，由宋境北归。似道使夏贵截其殿后卒百七十人，辄以大捷告，举朝不知有和议之说也。世祖既立，欲修好，乃遣郝经来征前日之约。似道方以援鄂为己功，虑经至泄其情，乃拘于真州馆。时李在济南（李全之子，降于元），请发兵南讨，世祖犹以方通和议谕止之。又数年，南使不至，乃命阿术南征襄樊。又六七年，樊陷襄降，始命伯颜大举。既克鄂州，引兵东下，陈奕以黄州降，吕师夔以江州降，范文虎以安庆降，大兵入建康，势如破竹，然世祖犹命缓师。伯颜顿兵建康，身自入朝，力言可取之状。世祖始许之，而又遣廉希贤、严忠范先来谕。至独松关，为守将张濡所杀，而兵乃不可解矣。使当世祖自鄂引还后，即通和定约不渝，宋祚或多延数十年未可知也。则似道误国之罪，可胜诛哉！
元时疆域之大元时西北疆域最大。蒙古本起沙漠，自太祖十四年西域杀使者，太祖遂西征。.十六年，师次铁门关，又命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等分兵攻玉龙杰赤、马鲁察叶可等城。十七年，攻木刺彝国，渡搠搠阑河，与太祖会于塔里寒寨。十八年，遂定西域。十九年，至东印度国，见角端，始班师（《耶律楚材传》：帝西征至铁门关，有一兽能作人言，谓侍卫者曰：“汝主宜早还。”楚材曰：“是名角端，好生恶杀，天遣以告陛下。”乃班师）。太宗九年春，蒙哥征钦察，破之，擒其长八赤蛮（蒙哥即宪宗也。有钦察部者去中国三万里，夏夜极短，日暂没即出，俗勇猛，青目赤发。蒙哥攻破之，其渠八赤蛮逃海岛，蒙哥亟进师至宽田吉思海，会大风刮海水浅可渡，蒙哥喜曰：“此天开我道也！”遂进擒之。甫班师而水至，后军有浮渡者）。宪宗二年，命太弟忽必烈征大理，诸王旭烈兀等征西域。八年，旭烈兀讨平西域诸国，又西渡海，转战万里，遂以旭烈兀留镇之（《郭宝玉传》：其孙侃从旭烈兀西征，初至木乃兮国，下一百二十八城。又西至乞石迷部，西戎大国也，地方八千里，传位四十二世，亦为侃所破，降其三百余城。又西至大房，下一百八十五城。又西渡海，至富浪国及石罗子等十余国，得城以千计。元人刘郁《西使记》载之甚详）。而世祖（即忽必烈）之征大理也，师出临洮，由六盘山逾土番，经行剑外二千余里。既至忒刺，分三道进至满陀城，过大渡河，乘革囊及筏以济，又渡金沙江，遂入大理，留兀良合台镇之而归。宪宗八年，世祖奉命攻鄂，宪宗又诏兀良合台自交广引兵来会。兀良合台由横山寨象州入静江府，连破辰、沅，围潭州，遂至鄂，与世祖会。其时尚未得南宋地，宋人方防蒙古于北，而蒙古兵忽自南来，举国皆骇，则以蒙古先得西域，已入据大理也。其后元顺帝北归，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守云南，尚遣使通漠北。明祖使王至滇，会有北使亦至，遂逼梁王害。其时川、陕悉为明有，而滇与漠北尚信使往来不绝，可见蜀以外尚是元地，则元之疆域可想矣。
或谓元初起兵，每得一国，即封子弟王其地，故虽易代而其子孙不绝。今按宪宗封诸王旭烈兀于富浪国，迁合丹于别失八里，迁蔑里于叶儿的石沙，迁海都于海押立，迁别儿哥于曲儿只，迁脱脱于叶蜜立。未知今之渠长，尚是所封之子孙否？
元时崇奉释教之滥古来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邵戒三谓：元起朔方，本尚佛教，及得西域，世祖欲因其俗以柔其人，乃即其地设官分职，尽领之帝师。初立宣政院，正使而下，必以僧为副，帅臣而下，亦必僧俗并用，于是帝师授玉印，国师授金印，其宣命所至，与朝廷诏敕并行。自西土延及中夏，务屈法以顺其意，延及数世，浸以成俗，而益至于积重而不可挽。今以诸书考之，每帝将立，必先诣帝师，受戒七次，方正大宝。后妃公主，无不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立，帝师独专隅坐。或降诏褒答，则字以络珠为之，御宝以珊瑚印之。奉使而出，乘传累百，所过供亿无敢慢。比至京，则假法驾半仗为前导，省院台官并往迎，礼部尚书专督候。此体制之僭，虽亲王太子不及也。自世祖崇帝师八思巴，即于殿上置白伞一顶，泥金书梵字于其上，每岁二月望日迎伞周游皇城，拨鼓手百二十人，殿后军五百人，杂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辖官寺三百六十，掌供幢幡宝盖，凡三百六十坛，每坛擎执二十六人，钹鼓僧十二人。大都路掌供金门大社百二十队，教坊司云和署掌供大乐四百人，兴和、祥和二署掌杂扮男女角戏三百人，仪凤司掌汉人、回鹘、河西三种细乐各三队，凡三百二十四人。诸执役者，皆官给铠仗袍服，出宫由西宫门外垣、海子南岸至厚载门，由东华门过延春门而西。帝及后妃公主结彩楼观焉。夏六月，上都亦如之。此仗卫之侈，虽郊坛卤簿不过也。至元七年，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良河。十六年，建圣寿万安寺于京城。二十一年，立大法轮于大内，高百尺。二十五年，万安寺成佛像，窗壁皆用金为饰。二十六年，万安寺置ヤ檀佛像。元贞元年，用薄敛等库为皇太后建佛寺于五台山。至大三年，以大都城南建佛寺立行工部，命丞相脱脱兼领。皇庆元年，大崇恩福元寺成，置隆禧院。英宗初，给钞千万贯，建寿安山佛寺，又冶铜五十万斤，作佛像于其内，命拜住董其役。又作金浮图于上都。泰定三年，建大天源延圣寺，又建殊祥寺于五台山。天历二年，建大龙翔集庆寺，给钞万锭，命阿荣、赵世安督造。至顺初，命修铁幡竿佛寺，赐金百两、银千两、钞万锭。后至元二年，改燕帖木儿居第为大觉海寺，塑千佛于其内。至正六年，复立大护国仁王寺，凡贷民钱二十六万余锭。十四年，建大寿元忠国寺于清河。此土木之费，虽离宫别馆不过也。中统三年，作佛顶金轮会于圣安、昊天二寺，七昼夜，赐银万五千两。至元二年，诏各路设三禅会。七年，大修佛事于琼华岛。九年，集都城僧诵大藏经九会。十三年，设资戒大会于开元寺。十六年，敕僧一百八人即圣寿万安寺设斋圆戒。二十二年，集诸路僧四万于西京普恩寺，作资戒会七日夜。二十三年，命西僧蒇佛事于万寿山。二十四年，作佛事于五台山三十三会。二十五年，命亦思麻等坐静于大护国仁王寺，凡五十四会。二十六年，诏天下梵寺所贮藏经集僧看诵，仍给所费。二十七年，缮写金藏字经成，凡用金三千二百余两。元贞元年，以国忌饭僧七万人。至大元年，启水陆大会于昊天寺。延五年，敕书金字藏经，用金三千九百两。至治元年，修宁夏钦察鲁佛事，给钞二百十二万贯。三年，诏天下诸司集僧诵经十万部，又于京师万安、庆寿、圣安、普庆等寺及金山寺、五台山万圣国寺建水陆大会。泰定元年，命西僧修佛事于寿安山，三年乃罢。又以顺宗皇后忌日饭僧万人，造金宝盖藏舍利。至顺元年，作佛事于仁智殿，岁终乃罢。又命江浙印佛经二十七藏，遣使赍黄金二千两，诣杭州书佛经。寻又诏以泥金畏吾字书无量寿佛经千部并大乘经一藏。至正七年，兴圣宫作佛事，赐钞二千锭。十四年，命加喇麻选僧百八人，修朵思哥儿好事。先是，至元中内廷佛事之目，每岁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德司，其目增至五百有余。延四年，宣徽院会计岁供，以斤计者，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油七万九千，酥二万一千八百七十蜜二万七千三百，他物称是（延五年，以各寺作佛事日用羊万头，诏易以蔬食。则未改制以前，每作佛事，日用万羊）。此供养之费，虽官俸、兵饷不及也。中统初，赐庆寿、海云二寺陆地五百顷。至元六年，置大护国仁王寺总管府。二十七年，立江南营田提举，专掌僧寺资产。元贞初，敕上都、大都从前所拨赐大乾元寺、大兴教寺、大护国仁王寺酒店湖泊，官为征收分给。改大承华普庆寺总管府为崇祥监，立规运都总管，领大崇恩福元寺钱粮。大德五年，赐兴教寺地一百顷，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顷，万安寺地六百顷，南寺地百二十顷。皇庆初，赐大普庆寺腴田八万亩、邸舍四百间。置汴梁、平江等处田赋提举司，专掌诸寺资产。赐崇福寺河南田百顷，上都开元寺江浙田二百顷，普庆寺益都田七十顷。至治初，大永福寺成，赐金五百两、银二千五百两、钞五十万贯、杂彩万匹，置都总管府司其岁入。又赐西番撒思加地僧金千两、袈裟二万袭。泰定三年，赐殊祥寺田三百顷，大天源延圣寺吉安、临江二路田千顷。（省臣言：世祖建大宏文宣都等寺，赐永业已属虚费，成宗又构天寿万宁寺，较前更倍。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华、普庆，抑又甚焉！）天历二年，市故宋全太后田为大承天护圣寺永业，市故瀛国公田为大龙翔集庆寺永业。括盖都、般阳、宁海闲田十六万二千九百顷，赐大承天护圣寺。遣大禧院监蔚州广灵县银矿岁入，归大承天护圣寺。至顺二年，诏景东府岁出金五千两，给上都洪禧崇寿寺。后至元七年，又拨山东地十六万二千余顷，给大承天护圣寺。此则产之富，藩王国戚不及也。至杨琏真珈发掘宋诸帝陵寝，庇平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余户，并占民五十馀万为佃户（大德中始放为民）。白云宗总摄沈明仁强夺民田二万顷。上都开元僧强夺民薪，民诉诸留守李璧，璧方询其由，僧遽率党持白梃入公府，隔案引璧摔诸地，曳归，幽之空窒，久乃得脱，奔诉于朝，僧竟幸免。其徒龚柯等与诸王合儿八刺妃争道，拉妃堕，扑交下，事闻，亦释不问。而宣政院方取旨，凡殴西僧者截其手，署者断其舌（仁宗时在东宫，奏罢之）。又每作佛事，辄得贿奏释罪囚，如元贞初释大詈三十人、杖以下百人。凡奴婢杀主、妻妾杀夫，皆得夤缘亻幸免，率以为常（皇中御史台言其弊，始禁之）。此其威势之横，虽强藩悍相不过也。由此观之，朝廷之政为其所挠，天下之财为其所耗，说者谓元之天下，半亡于僧，可为炯鉴云。
按《北史》：后魏孝文帝时，沙门统昙献奏：平齐户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祗户。又请民犯重罪者，以为佛图户，供诸寺洒扫。诏许之。此又有元僧寺占田脱罪之滥觞也。
元制蒙古、色目人随便居住元时，蒙古、色目人听就便散居内地。如贯云石乃功臣阿里海牙之孙，而居江南。葛逻禄乃颜随其兄宦游，而居浙之鄞县。萨都刺本答失乃蛮氏，而为雁门人。泰不华本伯牙吾氏，其父塔不台始家台州。余阙本唐兀氏，其父始居庐州。肖乃台本秃伯怯烈氏，而家东平。忽都铁木禄本赤合鲁氏，而家南阳。彻里本燕只吉台氏，以曾祖太赤封徐、邳二州，遂家徐州。怯烈本西域人，而家太原。察罕本西域人，铁连本乃蛮人，而皆居绛州。孟本西域人，而居北平。纥石烈希元本契丹人，而居成都。伯颜师圣本哈喇鲁氏，而居濮阳。石抹宜孙以其父镇台州，遂家于台。《明史》：道同，河间人，其先蒙古族也。又赵荣，其先本西域人，元时入中国，家闽县，遂为闽人。如此类者甚多。顾嗣立《元诗选》所谓元时漠北诸部仕于朝者，多散处内地是也。按《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以从官南方者多不归，遣使尽徙北还。可见自初色目人已多散处他邑。不宁惟是，更有与内地人联姻者。如伯颜不花之母鲜于氏乃鲜于枢之女（见《元史》），松江人俞俊娶也先普化之侄女（见《辍耕录》。按《辽史》太宗会同三年诏契丹人授汉官者听与汉人婚姻，则辽时已有此例）。《元史》：大德七年，以行省官久任，多与所部人联姻，乃诏互迁其久任者。（又元时蒙古、色目人有同汉人姓名者，如察罕帖木儿系出北庭，以祖父家于颍州，遂姓李字庭瑞。丁鹤年本西域人，以其父职马禄丁为武昌达鲁花赤，遂以丁为姓而名鹤年。又有内地人作蒙古名者，如贺胜，县人，字伯颜。杨朵耳只及来阿八赤皆宁夏人，刘哈喇不花本江西人，褚不华本隰州人，昂甘儿本张掖人，朵儿赤本宁州人，杨杰只哥本宝坻人，李忽兰吉本陇西人，抄儿本汴梁阳武人，谢仲温本丰州人，而其孙名孛完，綦公直益都人，而其子名忙古台。事俱见《元史》，亦一时风尚也。至如贾昔剌本大兴人，皇子拖雷以其须黄，赐此名。杨赛因不花本播州土官，世祖以其归附，特赐以国语为名。此又出于特赐者。《明史·杨传》：元末有广西土官岑伯颜，可见元时土官多有以蒙古语为名者，盖又因播州之特赐，而诸土官皆效之）。
元人名多相同仁和邵戒《三续弘简录》记元人名氏相同者甚多。有九伯颜：一为世祖时平宋功臣，一为世祖时江西左丞，一为成宗时河南平章，一为武宗时附马，一为文宗时左丞相，一为文宗时河南行省丞相，一为顺帝时右丞相，一为顺帝时湖广平章，一为顺帝时中书平章。十三脱欢：一为太祖五世孙安定王，一为太宗侍臣，一为宪宗时扎剌儿部人，一为世祖时福州达鲁花赤，一为附马术安傅，一为武臣苫彻子，一为成宗时参知政事，一为丞相哈刺哈孙子，一为叛王合丹孙，一为仁宗时西台中丞，一为泰定时诏书侍御史，一为文宗时湖广平章，一为顺宗帝时佥枢密院，殉难胶州。十五脱脱：一为烈祖曾孙，一为宪宗时皇族，一为蔑里乞部长，一为世祖时千户，一为功臣刘国杰子，一为木华黎玄孙，一为康里国族，一为仁宗初辽王，一为仁宗时云南王，一为英宗时南台御史大夫，一为泰定时中书参议，一为顺帝时右丞相，监修三史，一为顺帝时翰林承旨，一为至正中知枢密院事，一为至正中萍乡州同知，殉国难。
前明有两北京《明史》：洪武初取河南州郡，乃诏以开封府为北京，应天府为南京，而以故元都为北平府。及永乐元年，乃以北平为北京，设留守，而开封府北京之名遂废。十八年迁都北京，诏改京师（金陵）为南京，而以北京为京师。洪熙元年，仁宗将还都南京，诏北京诸司悉称行在。正统六年，定都北京，乃诏文武诸司悉去行在之称。
明初用人不拘资格古来破格用人，或一言契合，立擢卿相。如汉武帝之于公孙弘，唐太宗之于马周，固史不绝书，然未有如明太祖之不测者。尝语吏部曰：“资格为常流设耳，有才能者当不次用之。”故官职所加，多出非望。洪武十一年，由布衣超擢者九十五人。十五年，又以经明行修之士三千七百馀人，各授布政使参议等官。此其大较也。今按《明史》各传，如钱唐由布衣以明经对策称旨，擢史部尚书。秦约以文学召试《慎独箴》第一，擢礼部侍郎。曾泰由秀才擢户部尚书。严震直由粮长擢通政使参议。丁士梅、童权皆以秀才擢知府。李德以孝廉擢应天府尹。陈思道由主事擢兵部侍郎。李原名由御史擢礼部尚书。詹徽由秀才擢都御史。吕震由监生擢山东按察使。端复初由经历擢刑部尚书。黄福亦由府经历擢工部侍郎。杨靖由吏科庶吉士擢户部侍郎。开济官国子监，罢归，擢刑部尚书。翟善由文选主事擢本部尚书。冯坚由典史擢佥都御史。李仕鲁由府同知擢大理寺卿。王尚贤由宁远尉擢广西参政。邹俊由祥符丞擢太常卿。元善由静宁州判擢佥都御史。李行素由芝阳令擢刑部侍郎。诸葛伯衡由肇州吏目擢陕西参议。鲍恂、余诠、张长年等又皆以明经擢文华殿大学士。盖当开国之初，急于求才，且以官爵耸动天下，故有此不次之举。而一时人才，亦即出其中，经济名行皆卓然有以自见。固知天下之才，惟上所取，非资格所能尽也。然一时识拔，亦未必尽得其生平，故亦有不旋踵辄败者。帝又威断不测，稍不称意，诛谪随之。胡、蓝二党外，诸臣之以小故陷重辟者，指不胜屈。故解缙上书谓：“进人不择贤否，所谓取之尽锱铢；杀人不论情罪，所谓用之如泥沙也。”成祖时犹有破格之事。如永乐十八年擢人才，布衣马麟等十三人为布政司参议等官。又陈济以布衣召修《永乐大典》，即授为都总载官。洪、宣以后，率循资格，惟正统初张凤由刑部主事超授本部侍郎而已。景泰中俞山由举人擢吏部侍郎，俞纲由诸生擢兵部侍郎，皆入阁预机务，则又因藩邸旧恩之故。盖资格既定，天下之才亦遂胥出于是，非必资格外别有非常之才，为网罗所不及也。
有明进士之重唐、宋以来，最重进士。其所谓举人者，不过由各府解送，俾赴礼部试，如今生员欲试乡闱，必先由学使录送也。举人试礼部不第，仍须再应乡举（详见“举人”条内），本无可入仕之路。至前明始有举人三次会试不第，即许赴吏部就职之例，部中另立班铨注，自此举人得登仕籍。今会试三科不中式者就部拣选，犹是前明遗制也。然有明一代，终以进士为重。凡京朝官清要之职，举人皆不得与。即同一外选也，繁要之缺必待甲科，而乙科仅得边远简小之缺。其升调之法亦各不同，甲科为县令者，抚按之卓荐，部院之行取，必首及焉，不数年即得御史、部曹等职。而乙科沉沦外僚，但就常调而已。积习相沿，牢不可破。嘉靖中给事陆粲虽疏请变通，隆庆中阁臣高拱亦请科贡与进士并重，然终莫能挽。甚至万历三年特诏抚按官：有司贤否，一体荐劾，不得偏重甲科，而积重难返如故也。（顾宁人谓：万历以来，遂有定例，州县印官以上中为进士缺，中下为举人缺，最下为贡生缺。举、贡历官虽至方面，非广西云贵不以处之，以此为铨曹一定之格。）《明史》：邱舜疏云：“今荐则先进士，而举、监非有凭藉者不与焉。劾则先举、监，而进士纵有訾议者罕及焉。于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立。”贾三近疏言：“抚按诸臣遇州县长吏，率重甲科而轻乡举。同一宽也，在进十则为抚字，在举人则为姑息。同一严也，在进士则为精明，在举人则为苛戾。是以为举人者，非头童齿豁不就选。”此可以见当时风尚矣。《陈新甲传》云：终明之世，乙榜至尚书者二人：弘治中贾俊、崇祯中陈新甲。至巡抚者，隆庆中海瑞，万历中张守中、艾穆而已。（按宣德、正统、成化间，乙科尚有至大官者。如魏骥、年富皆会试副榜至尚书，石璞由举人至尚书，杨信、张骥、彭谊皆由举人至巡抚，《新甲传》所云乃中叶以后事也。盖魏骥诸人多永乐、宣德中举人，其时尚不拘资格，故得进身。迨甲科盛行，而骥等官位已崇，故不能屈抑耳。）至崇祯中，破格求才，举人中凡得十人，自新甲外，丘民仰、宋一鹗、何腾蛟、张亮以忠义著，刘可训以武功闻，刘应遇、孙元化、徐起元、丘禾嘉皆以勤劳显（见《禾嘉传》），而明已未造矣。是时朝廷方破格用人，而吴执御以兵事急，犹请沿边州县选授精敏甲科，赐玺书，俾练民御寇（见《执御传》）。可见风会所成，见闻久习，虽以朝廷风旨，且不能骤变也。厥后牛金星以举人降李自成，劝自成重用举人，贼所至，获举人辄授以官。有举人李得笥者，被执不屈死，或告贼曰：“此举人也。”贼将惧，弃其尸而去。金星之令如此。说者谓其久困乙科，故藉是以泄愤云。
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前明中叶以后，诸帝罕有与大臣相见者。《明史·万安传》：成化七年，群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时召大臣议政。大学士彭时、商辂力请于司礼中官，乃约以御殿日召对，并戒初见情意未洽，勿多言。及期，时、辂及安同进见，甫奏一二事，安遽呼万岁欲出，时等不得已，亦叩头出。中官戏朝士曰：“若辈尝言不召见，及见，止知呼万岁耳！”一时传笑为“万岁阁老”。自是帝不复召见大臣矣。其后尹直入阁，欲请见帝，安辄止之。按尹直入阁及成化二十二年，然则自七年召见时、辂后，至此十五六年，未尝与群臣相见也。《徐溥传》：弘治十年，帝御文华殿，召见溥及刘健、谢迁，面议诸事，赐茶而退。自成化间宪宗召对彭时、商辂等后，至此始再见，举朝诩为盛事。然终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云云。是成化七年至弘治十年，两朝天子与廷臣不相见且二十五、六年也。《刘健传》：帝自召对健后，阁臣希得进见。及是在位久，数召见大臣，欲以次除弊，遂召健等时时进见。左右窃从屏间听，但闻帝数称“善计”。是时已在弘治十五六年间，阁臣始得频见。未久而孝宗崩，武宗嗣位，初与刘瑾等八人昵，继与江彬等昵，色荒禽荒，南北游涉，至使谷大用等守居庸，不许群臣出谏。则其时廷臣之不得见，更不待言。世宗初亦尚勤于治，然《邓继曾传》云：嘉靖三年，帝渐疏大臣，政率内决。是临政未久，即已疏大臣也。十一年正月祈谷，郭勋摄事。则郊祀己不躬亲也。二十一年，因宫婢之变，移居西苑。则并大内亦不复入也。《丁汝夔传》：俺答薄都城，帝久不视朝，军事无由而奏。礼部尚书徐阶固请，乃许。群臣昧爽入，至日哺帝始御奉天殿，不发一词，但命阶奉敕谕至午门集群臣切责之而已。按是进嘉靖二十九年，本纪特书始御殿，明乎前此未尝见群臣也。以后亦更无有召见之事。穆宗嗣位，临御日浅，周宏祖疏言：“陛下嗣位二年，未尝接见大臣，咨访政事。”郑履亦疏言：“陛下御极三年，曾开问一大臣、面质一讲官否？”是隆庆初已不复见大臣也。神宗初年犹有召见大臣之事。《张居正传》：帝御文化殿，居正侍讲毕，以给事中所陈灾伤疏奏上。又居正服阕，帝御平台召对，慰谕久之。自万历十七年以后，渐不复见廷臣。本纪书是年三免升授官面谢，自是临御遂简。《王家屏传》云：家屏服阕，召入阁，三月未得见。家屏以为言，帝乃于万寿节强一临。家屏又请勤视朝，帝为一御门，自是益深居不出。家屏疏方言：“臣一岁间两觐天颜而已。按家屏服阕入阁，十七年事也，本纪又书十八年正月始乃见申时行等于毓德宫，出皇太子见之。七月召见阁臣议边事（《万国钦传》：万历十八年，以火落赤诸部犯边，帝召见申时行等于皇极门，盖即七月中事）。一岁中两见阁臣，至特书之以为异事。十九年四月，享太庙，自后庙祀皆遣代。则十九年以后太庙亦不亲祭矣。二十四年，大学士赵志皋请视朝发章奏，不报。直至四十三年，以梃击事起，始召见群臣于慈宁宫。盖自十七八年至此凡二十四年，群臣始得一望颜色耳。《马孟正传》：万历三十九年，怡神殿火，孟正疏言：“陛下二十年来郊庙、朝讲、召对、面议俱废，通下情者惟恃章奏，而疏入旨出，悉由内侍，未知果达御前否？”《吴道南传》：万历四十一年，道南以大学士入阁。故事，廷臣受官，先面谢乃莅任，帝不视朝久，皆先莅任。道南至，不获见，不敢入。同官方从哲以为言，帝令先视事。迨梃击案起，慈宁宫召见群臣，道南始得一见，自是亦不得再见云。本纪又书：四十七年，群臣请视朝行政，不报。四十八年，南京科道言：“上深居二十馀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亦不报。则自四十三年梃击事一见群臣后，终神宗世，不复有召见之事也。光宗短祚，仅于弥留召见刘一景等。熹宗童昏，为权阉所蔽，固无论矣。统计自成化至天启一百六十七年，其间延访大臣，不过弘治之末数年，其馀皆“廉远堂高，君门万里”，无怪乎上下否隔，朝政日非！神宗初即位，高拱请绌司礼权，还之内阁。是内阁且听命于司礼监矣。倦勤者即权归于奄寺嬖亻幸，独断者又为一二权奸窃颜色、为威福而上不知。主德如此，何以尚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诚不可解也！
万历中不惟不见群臣，又有听大臣自去而不问者。本纪：三十七年九月，左都御史詹沂封印自去。三十九年十月，户部尚书赵世卿拜疏自去。四十年正月，吏部尚书孙丕扬拜疏自去。九月，大学士李廷机拜疏自去。四十一年七月，兵部尚书掌都察院事孙玮拜疏自去。九月，吏部尚书赵焕拜疏自去。四十二年七月，礼部侍郎孙慎行拜疏自去，朝廷既不闻追留，又不闻诘责，听其自来自去而不问，古来所未见也。按三十五年给事中翁宪祥言：“抚按官解任，宜候命，不宜听其自去。”则三十五年以前抚按官已有投劾自去者，不自三十七年始也。
宋制武选归吏部《文昌杂录》记御史台言：文德殿视朝仪，兵部侍郎与吏部侍郎东西相向对立，盖因唐制武选在兵部也。今吏部左选掌文官，右选掌武官，请自今以后视朝，以吏部左右侍郎分立殿廷。诏可。此可见宋制武官亦归吏部铨选。按《宋史·苏颂传》：唐制吏部主文选，兵部主武选。神宗谓三代、两汉本无文武之别，议者不知所处，颂言：“唐制，吏部有三铨之法，分品秩而掌选事。今欲文武一归吏部，则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选更以品秩分治。”于是吏部始有四选法。
宋、元榷酤之重榷酤本起于汉武帝之世。按《汉书》桑弘羊建造酒之令。应劭云：县官自卖酒也。《昭帝纪》：始元六年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刘分攵曰：令民卖酒以所利占而输其租也。丘曰：虽罢榷酤，犹听民自酿而官收其税也。王莽又制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粗米二斛、曲一斛得酒六斛六斗。此又复武帝官酤也。《唐书》：王仲舒以江西观察使。初，江西榷酒，民私酿者抵死不绝，谷数斛仅易斗酒。仲舒至，始罢酤钱。是唐时亦行汉武榷酷之令。本纪：贞元二年，畿内榷酒，每斗榷钱一百五十文，蠲酒户差役。则又参用昭帝以律占租之制。而史策所载历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宋史》：太祖建隆二年班造酒曲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初榷酒酤。《王嗣宗传》：嗣宗知澶州，上言：“本州榷酤斗量校省斗，不及七升，而民私酿三石以上法法死，刑太峻。请照省斗定罪”云云。三石私酿即入死刑，可见宋制之酷矣。周密《癸辛杂识》：其先祖侨居吴兴，虽食醋，亦必市之于官。一日与客持螯，醯味颇异，问之，则乳母所为，以备不时之需者。遂亟去之，曰：“毕竟是官司禁物。”又束元嘉知海陵郡，禁醋甚严，有大书于其郡门曰“束手无措”。是宋制并禁醋矣！赵节斋尹京日，使沈次卿提督十三酒库。次卿令拍户于本府纳钱，给由诣诸库打酒，听自择所向，岁终则合诸库所售之多寡而殿最之，故课增而人无怨。此宋时官务卖酒之大概也。《夷坚志》：鄱阳民许二多酿酒，而日输官课，稍以致富。则又有听民输课自酿，如汉昭之制以律占租者。至赵开在蜀，以军需亟，乃变法：曲与酿具皆官自买，听酿户各以米赴官场自酿，凡一石米输钱三千，并杂用二十二文，多寡惟钱是视，不限以数。一石米不过酿酒二石余，而先须输课三千余文，则当日酒价之贵可知，较杜甫诗所谓“一斗酒费三百青铜钱”者，觉唐制尚甚轻也（然《宋史》洪拟疏云：酤榷立法甚严，犯者籍家财充赏。大官世臣，公行沽卖，则不敢问。是行法只及孤弱也。则酤榷之弊，又不止削民资而已）。元人刘诜作《万户酒歌》云：“城中禁酿五十年，目断吹秫江东烟。务中税增价愈贵，举盏可尽官缗千。”则元时官酒之贵，更甚于宋。以今日较之，始知太平之世，人人得有生之乐，盖千百年来无此欢畅矣！
宋人好名誉历朝以来，《宋史》最繁。且正史外又有稗乘杂说，层见叠出。盖其时士大夫多尚名誉，每一巨公，其子弟及门下士必记其行事，私相撰述。如《王文正公遗事》、《丁晋公谈录》、《杨文公谈录》、《韩忠献遗事》及《君臣相遇传》、《钱氏私志》、《李忠定靖康传信录》、《建炎进退志》、《时政记》之类，刊刻流布，而又有如朱子《名臣言行录》之类扬光助澜，是以宋世士大夫事迹传世者甚多，亦一朝风尚使然者也。
宋时士大夫多不归本籍张齐贤由曹州徙洛阳，杨亿由浦城徙颍州，韩亿由真定徙雍丘，杜衍由会稽徙睢阳，范仲淹由苏州徙许州，范镇由蜀徙许，文彦博由汾徙洛，吕公著由寿徙洛，欧公由吉徙颍，二苏由眉徙颍及阳羡，司马温公由夏县徙洛，王文正由大名徙开封，周元公由道州徙九江，邵康节由范阳徙洛，朱韦斋由新安徙建安。前明如李东阳本茶陵人，致政后遂家于京师，杨一清云南人，家于镇江。
宋人字名多用老字唐臣有薛廷老，又范传正字西老，此偶见也。宋人字名则好用老字。其以为名者，如胡唐老（靖康时御史）、王同老（王尧臣之子，见《富弼传》）、孟唐老（宋末人，与元兵战）、孟元老（作《东都旧事》者）、苏元老（苏辙族孙，见辙传）、王廷老（字伯攵，见刘挚奏疏及《王古传》）、陈朝老（太学生，见何执中及蔡京传），赵学老（赵野之子，见野传），杜莘老（《宋史》有传）、王涣老（王回子。见《邹浩传》）、胡唐老（宿之曾孙）、刘唐老（见《任伯雨传》），高商老（见《黄干传》）、刘德老（见《李翼传》。以上俱见《宋史》）；李商老（公择侄孙，见《东莱诗话》）、曹醇老（见《瓮牖闲评》）、俞冯老（见《萤雪杂说》）、郑唐老（见陆游诗）、李汉老（见《隐窟杂志》）。其以为字者尤多，如孙莘老（名觉）、刘莘老（名挚）、许菘老（名翰）、赵德老（名彦逾）、李延老（名寿朋）、吴敦老（名居厚）、钱醇老（名藻，乃明逸之从子）、彭岩老（名汝霖）、彭宜老（汝霖弟）、张宾老（名廉国）、吕安老（名祉）、胡茂老（名松年）、薛直老（名弼）、黄通老（名中）、程冬老（名松）、李汉老（名邴）、薛德老（名徵言）、张渭老（名），徐商老（名梦莘）、程惠老（名迪。以上俱见《宋史》）；李商老（名彭。江西诗派人）、潘老（名大临，见苏诗）、吴才老（名或，有《韵书》传世）、俞秀老（名紫芝，见《石林诗话》）、俞清老（名子中，见《直方诗话》）、尹商老（名躬，见《独醒杂志》）、陆蒙老（名元光，见《庚溪诗话》）、钱正老（见胡程《苍梧集》）。其他如《夷坚志》所称吕辨老、张茂老、邹圆老、安行老、何国老、杨吉老，则未知其为名为字也。
宋南渡世家多从行宋南渡时，凡世家之官于朝者多从行。如韩肖胄、胄，皆琦之曾孙也。王伦，旦之裔孙也。吕本中、祖谦、祖俭、祖泰，皆公著后也。常同，安民之子也。晏敦复，殊之后也。曹友闻，彬之后也。叶石林记：南渡后，诏随驾官员携眷属者，听于寺庙居住。
南宋将帅之豪富唐中叶以后，为将帅者皆授节度使之职，征敛生杀，皆在其手，其富侈固宜。宋以文臣知府事，赋税有经，稍革方镇聚敛之弊矣。然南渡诸将帅之豪侈，又有度越前代者。观宋人《玉照新志》、《夷坚志》、《驾幸张府纪略》等书，可略见也。张俊岁收租六十四万斛，偶游后圃，见一老兵昼卧，询知其能贸易，即以百万付之。其人果往海外，大获而归。高宗尝驾幸其第，俊所进服玩珠玉锦锈皆值巨万，自宰相以下俱有赠遗。延及其孙，园池声伎甲天下，每宴，十妓为一队，队各异其衣色，凡十易始罢。客去时，姬侍百馀人送客，烛花香雾，如游仙窟。而杨和王建第洪福桥，欲以西湖水环其居，奏于上。上令密速为之，恐外廷有言者，遂督濠兵连夕浚成。有故人自北来投者，杨遣人押就常州本府庄内，支一百贯与之，密遣人偕往代郡，为之置田千亩，谓之曰：“当今兵革不用，无可立功名，和王遣来代办生事耳。”其女适向子丰于湖州，以妾所生子秘为己子，报王，王即拨昆山良田千亩为粥米资。偶闲居郊行，遇相字者，杨以拄杖于地上一画，令相之。相者曰：“土上一画，乃王也。”杨喜，即判五百万，令诣司帑取钱。司帑靳之，谓杨曰：“王已开王社，何用复相？恐滋物议！”杨益喜，即以五百万与司帑者。韩忠武偶游湖上，遇李晦叔改秩来京，而失举牍，坐冷泉亭叹息。王询之，具以告，王乃问其姓名阶位，明日使吏填一举牒送之，乃助钱三百千。至王之子孙迁于苏者，买沧浪亭价百万，其他可知。是营财殖产，即贤者犹不免也。惟岳忠武之籍没也，仅金玉带数条及锁铠、兜鍪、铜弩、镔刀、弓剑、鞍辔、布绢三千匹、粟麦五千余斛、钱十馀万、书数千卷。孝宗时追复官爵，令给还原资，主者具当时没入之数，共九千缗。则忠武不特忠义过人，即其治家小节亦加人数等矣！陆放翁《入蜀记》：至金陵晤秦桧之孙侍郎伯和，访其家事，则谓家门衰替，岁入不过十馀万缗，渐忧生计窘迫。以十馀万之岁入，已谓家门衰替，则其前之豪富可知。此又权奸之瘠公以肥私，固不足责矣。尝记宋人野史，绍兴中有以功臣财产为言者，高宗为下诏曰：“南渡之初，州县皆盗贼所据，命将征讨，朕当时矢心自誓，但期克复地土，而贼之子女玉帛惟诸将所欲为。”然则诸将帅之富，盖多获贼所得。而岳忠武破贼最多，资产独少，则其平日殉国忘事，尤非诸将所可及也！
宋、元追褒古贤累朝有追崇前代名贤者，如唐初加号老子为玄元皇帝，明皇加号庄子南华真人，文子通元真人，列子冲虚真人，庚桑子洞虚真人。宋神宗封马援忠显王，徽宗时封庄子微妙元通真君，列子致虚观妙真君。元成宗封伍员忠孝威惠显圣王，英宗封诸葛亮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文宗封汉长沙王吴芮文惠王，秦蜀郡太守李冰圣德广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英烈昭惠灵显仁王，泰定帝封柳宗元文惠昭灵公，顺帝封张飞武义忠英烈灵惠助顺王，郭璞灵应侯，周处英义武惠正应王，曹娥慧感灵孝昭顺纯懿夫人，危全讽南庭忠烈灵惠王。此但为崇奉神道起见，非怀贤褒德之举也。唐太宗征高丽，过比干墓，赠太师，追谥忠烈，此为表彰前贤之始。宋真宗录周世宗、高季兴、李煜、孟昶、刘继元、刘钅长后，所以兴灭继绝。又录唐长孙无忌、段秀实后，授以官。仁宗录张九龄、郭子仪、颜真卿后，授以官；而长孙无忌后再蒙追录。神宗录魏徵、狄仁杰后，又以徵后名正道者，将免试即注官，而段秀实亦再蒙追录。又封程婴为成信侯，公孙杵臼为忠智侯，立庙绛州。封屈原为忠洁侯。世近者官其后，世远者崇其封，劝忠表德，可谓厚矣。元世祖追封伯夷昭义清忠公，叔齐崇让仁惠公（宋徽宗已封伯夷清惠侯，叔齐仁惠侯），屈原忠节清烈公。顺帝封微子仁靖公，箕子仁献公，比干仁显忠烈公，亦所以昭旷典。至如追谥杜甫为文贞公，刘ナ为文节昌平侯，又前朝所未及者也。昨阅邸抄，我皇上以明臣熊廷弼、袁崇焕尽心于所事，而以冤死，特命访其后人官之。夫宋代之追录唐臣后，犹第以其贤耳，如熊、袁二臣，则尝抗拒我朝者，皇上不惟不介意，转嘉其忠而录其后，旷荡之恩，更高出前代万万矣！
元初本不欲取宋《宋史·谢枋得传》：郭少师从瀛国公入朝，既而南归，与枋得道时事，曰：“大元本无意江南，屡遣使使顿兵毋深入，特还岁币即议和。张晏然上书乞敛兵息民，诏即可之。兵交二年，无一介之使，乃至亡国。”因相与恸哭。此盖当日实事也。今按宋、元交涉之事，元世祖以前姑勿论，方世祖为皇弟时攻鄂州也，贾似道密遣宋京诣军前，请称臣纳币，割江南为界，岁奉银绢二十万匹两。世祖适闻宪宗之丧，遂许之，而引兵北去。是年兀良合台自大理出静江，由宋境北归。似道使夏贵截其殿后卒百七十人，辄以大捷告，举朝不知有和议之说也。世祖既立，欲修好，乃遣郝经来征前日之约。似道方以援鄂为己功，虑经至泄其情，乃拘于真州馆。时李在济南（李全之子，降于元），请发兵南讨，世祖犹以方通和议谕止之。又数年，南使不至，乃命阿术南征襄樊。又六七年，樊陷襄降，始命伯颜大举。既克鄂州，引兵东下，陈奕以黄州降，吕师夔以江州降，范文虎以安庆降，大兵入建康，势如破竹，然世祖犹命缓师。伯颜顿兵建康，身自入朝，力言可取之状。世祖始许之，而又遣廉希贤、严忠范先来谕。至独松关，为守将张濡所杀，而兵乃不可解矣。使当世祖自鄂引还后，即通和定约不渝，宋祚或多延数十年未可知也。则似道误国之罪，可胜诛哉！
元时疆域之大元时西北疆域最大。蒙古本起沙漠，自太祖十四年西域杀使者，太祖遂西征。.十六年，师次铁门关，又命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等分兵攻玉龙杰赤、马鲁察叶可等城。十七年，攻木刺彝国，渡搠搠阑河，与太祖会于塔里寒寨。十八年，遂定西域。十九年，至东印度国，见角端，始班师（《耶律楚材传》：帝西征至铁门关，有一兽能作人言，谓侍卫者曰：“汝主宜早还。”楚材曰：“是名角端，好生恶杀，天遣以告陛下。”乃班师）。太宗九年春，蒙哥征钦察，破之，擒其长八赤蛮（蒙哥即宪宗也。有钦察部者去中国三万里，夏夜极短，日暂没即出，俗勇猛，青目赤发。蒙哥攻破之，其渠八赤蛮逃海岛，蒙哥亟进师至宽田吉思海，会大风刮海水浅可渡，蒙哥喜曰：“此天开我道也！”遂进擒之。甫班师而水至，后军有浮渡者）。宪宗二年，命太弟忽必烈征大理，诸王旭烈兀等征西域。八年，旭烈兀讨平西域诸国，又西渡海，转战万里，遂以旭烈兀留镇之（《郭宝玉传》：其孙侃从旭烈兀西征，初至木乃兮国，下一百二十八城。又西至乞石迷部，西戎大国也，地方八千里，传位四十二世，亦为侃所破，降其三百余城。又西至大房，下一百八十五城。又西渡海，至富浪国及石罗子等十余国，得城以千计。元人刘郁《西使记》载之甚详）。而世祖（即忽必烈）之征大理也，师出临洮，由六盘山逾土番，经行剑外二千余里。既至忒刺，分三道进至满陀城，过大渡河，乘革囊及筏以济，又渡金沙江，遂入大理，留兀良合台镇之而归。宪宗八年，世祖奉命攻鄂，宪宗又诏兀良合台自交广引兵来会。兀良合台由横山寨象州入静江府，连破辰、沅，围潭州，遂至鄂，与世祖会。其时尚未得南宋地，宋人方防蒙古于北，而蒙古兵忽自南来，举国皆骇，则以蒙古先得西域，已入据大理也。其后元顺帝北归，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守云南，尚遣使通漠北。明祖使王至滇，会有北使亦至，遂逼梁王害。其时川、陕悉为明有，而滇与漠北尚信使往来不绝，可见蜀以外尚是元地，则元之疆域可想矣。
或谓元初起兵，每得一国，即封子弟王其地，故虽易代而其子孙不绝。今按宪宗封诸王旭烈兀于富浪国，迁合丹于别失八里，迁蔑里于叶儿的石沙，迁海都于海押立，迁别儿哥于曲儿只，迁脱脱于叶蜜立。未知今之渠长，尚是所封之子孙否？
元时崇奉释教之滥古来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邵戒三谓：元起朔方，本尚佛教，及得西域，世祖欲因其俗以柔其人，乃即其地设官分职，尽领之帝师。初立宣政院，正使而下，必以僧为副，帅臣而下，亦必僧俗并用，于是帝师授玉印，国师授金印，其宣命所至，与朝廷诏敕并行。自西土延及中夏，务屈法以顺其意，延及数世，浸以成俗，而益至于积重而不可挽。今以诸书考之，每帝将立，必先诣帝师，受戒七次，方正大宝。后妃公主，无不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立，帝师独专隅坐。或降诏褒答，则字以络珠为之，御宝以珊瑚印之。奉使而出，乘传累百，所过供亿无敢慢。比至京，则假法驾半仗为前导，省院台官并往迎，礼部尚书专督候。此体制之僭，虽亲王太子不及也。自世祖崇帝师八思巴，即于殿上置白伞一顶，泥金书梵字于其上，每岁二月望日迎伞周游皇城，拨鼓手百二十人，殿后军五百人，杂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辖官寺三百六十，掌供幢幡宝盖，凡三百六十坛，每坛擎执二十六人，钹鼓僧十二人。大都路掌供金门大社百二十队，教坊司云和署掌供大乐四百人，兴和、祥和二署掌杂扮男女角戏三百人，仪凤司掌汉人、回鹘、河西三种细乐各三队，凡三百二十四人。诸执役者，皆官给铠仗袍服，出宫由西宫门外垣、海子南岸至厚载门，由东华门过延春门而西。帝及后妃公主结彩楼观焉。夏六月，上都亦如之。此仗卫之侈，虽郊坛卤簿不过也。至元七年，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良河。十六年，建圣寿万安寺于京城。二十一年，立大法轮于大内，高百尺。二十五年，万安寺成佛像，窗壁皆用金为饰。二十六年，万安寺置ヤ檀佛像。元贞元年，用薄敛等库为皇太后建佛寺于五台山。至大三年，以大都城南建佛寺立行工部，命丞相脱脱兼领。皇庆元年，大崇恩福元寺成，置隆禧院。英宗初，给钞千万贯，建寿安山佛寺，又冶铜五十万斤，作佛像于其内，命拜住董其役。又作金浮图于上都。泰定三年，建大天源延圣寺，又建殊祥寺于五台山。天历二年，建大龙翔集庆寺，给钞万锭，命阿荣、赵世安督造。至顺初，命修铁幡竿佛寺，赐金百两、银千两、钞万锭。后至元二年，改燕帖木儿居第为大觉海寺，塑千佛于其内。至正六年，复立大护国仁王寺，凡贷民钱二十六万余锭。十四年，建大寿元忠国寺于清河。此土木之费，虽离宫别馆不过也。中统三年，作佛顶金轮会于圣安、昊天二寺，七昼夜，赐银万五千两。至元二年，诏各路设三禅会。七年，大修佛事于琼华岛。九年，集都城僧诵大藏经九会。十三年，设资戒大会于开元寺。十六年，敕僧一百八人即圣寿万安寺设斋圆戒。二十二年，集诸路僧四万于西京普恩寺，作资戒会七日夜。二十三年，命西僧蒇佛事于万寿山。二十四年，作佛事于五台山三十三会。二十五年，命亦思麻等坐静于大护国仁王寺，凡五十四会。二十六年，诏天下梵寺所贮藏经集僧看诵，仍给所费。二十七年，缮写金藏字经成，凡用金三千二百余两。元贞元年，以国忌饭僧七万人。至大元年，启水陆大会于昊天寺。延五年，敕书金字藏经，用金三千九百两。至治元年，修宁夏钦察鲁佛事，给钞二百十二万贯。三年，诏天下诸司集僧诵经十万部，又于京师万安、庆寿、圣安、普庆等寺及金山寺、五台山万圣国寺建水陆大会。泰定元年，命西僧修佛事于寿安山，三年乃罢。又以顺宗皇后忌日饭僧万人，造金宝盖藏舍利。至顺元年，作佛事于仁智殿，岁终乃罢。又命江浙印佛经二十七藏，遣使赍黄金二千两，诣杭州书佛经。寻又诏以泥金畏吾字书无量寿佛经千部并大乘经一藏。至正七年，兴圣宫作佛事，赐钞二千锭。十四年，命加喇麻选僧百八人，修朵思哥儿好事。先是，至元中内廷佛事之目，每岁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德司，其目增至五百有余。延四年，宣徽院会计岁供，以斤计者，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油七万九千，酥二万一千八百七十蜜二万七千三百，他物称是（延五年，以各寺作佛事日用羊万头，诏易以蔬食。则未改制以前，每作佛事，日用万羊）。此供养之费，虽官俸、兵饷不及也。中统初，赐庆寿、海云二寺陆地五百顷。至元六年，置大护国仁王寺总管府。二十七年，立江南营田提举，专掌僧寺资产。元贞初，敕上都、大都从前所拨赐大乾元寺、大兴教寺、大护国仁王寺酒店湖泊，官为征收分给。改大承华普庆寺总管府为崇祥监，立规运都总管，领大崇恩福元寺钱粮。大德五年，赐兴教寺地一百顷，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顷，万安寺地六百顷，南寺地百二十顷。皇庆初，赐大普庆寺腴田八万亩、邸舍四百间。置汴梁、平江等处田赋提举司，专掌诸寺资产。赐崇福寺河南田百顷，上都开元寺江浙田二百顷，普庆寺益都田七十顷。至治初，大永福寺成，赐金五百两、银二千五百两、钞五十万贯、杂彩万匹，置都总管府司其岁入。又赐西番撒思加地僧金千两、袈裟二万袭。泰定三年，赐殊祥寺田三百顷，大天源延圣寺吉安、临江二路田千顷。（省臣言：世祖建大宏文宣都等寺，赐永业已属虚费，成宗又构天寿万宁寺，较前更倍。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华、普庆，抑又甚焉！）天历二年，市故宋全太后田为大承天护圣寺永业，市故瀛国公田为大龙翔集庆寺永业。括盖都、般阳、宁海闲田十六万二千九百顷，赐大承天护圣寺。遣大禧院监蔚州广灵县银矿岁入，归大承天护圣寺。至顺二年，诏景东府岁出金五千两，给上都洪禧崇寿寺。后至元七年，又拨山东地十六万二千余顷，给大承天护圣寺。此则产之富，藩王国戚不及也。至杨琏真珈发掘宋诸帝陵寝，庇平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余户，并占民五十馀万为佃户（大德中始放为民）。白云宗总摄沈明仁强夺民田二万顷。上都开元僧强夺民薪，民诉诸留守李璧，璧方询其由，僧遽率党持白梃入公府，隔案引璧摔诸地，曳归，幽之空窒，久乃得脱，奔诉于朝，僧竟幸免。其徒龚柯等与诸王合儿八刺妃争道，拉妃堕，扑交下，事闻，亦释不问。而宣政院方取旨，凡殴西僧者截其手，署者断其舌（仁宗时在东宫，奏罢之）。又每作佛事，辄得贿奏释罪囚，如元贞初释大詈三十人、杖以下百人。凡奴婢杀主、妻妾杀夫，皆得夤缘亻幸免，率以为常（皇中御史台言其弊，始禁之）。此其威势之横，虽强藩悍相不过也。由此观之，朝廷之政为其所挠，天下之财为其所耗，说者谓元之天下，半亡于僧，可为炯鉴云。
按《北史》：后魏孝文帝时，沙门统昙献奏：平齐户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祗户。又请民犯重罪者，以为佛图户，供诸寺洒扫。诏许之。此又有元僧寺占田脱罪之滥觞也。
元制蒙古、色目人随便居住元时，蒙古、色目人听就便散居内地。如贯云石乃功臣阿里海牙之孙，而居江南。葛逻禄乃颜随其兄宦游，而居浙之鄞县。萨都刺本答失乃蛮氏，而为雁门人。泰不华本伯牙吾氏，其父塔不台始家台州。余阙本唐兀氏，其父始居庐州。肖乃台本秃伯怯烈氏，而家东平。忽都铁木禄本赤合鲁氏，而家南阳。彻里本燕只吉台氏，以曾祖太赤封徐、邳二州，遂家徐州。怯烈本西域人，而家太原。察罕本西域人，铁连本乃蛮人，而皆居绛州。孟本西域人，而居北平。纥石烈希元本契丹人，而居成都。伯颜师圣本哈喇鲁氏，而居濮阳。石抹宜孙以其父镇台州，遂家于台。《明史》：道同，河间人，其先蒙古族也。又赵荣，其先本西域人，元时入中国，家闽县，遂为闽人。如此类者甚多。顾嗣立《元诗选》所谓元时漠北诸部仕于朝者，多散处内地是也。按《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以从官南方者多不归，遣使尽徙北还。可见自初色目人已多散处他邑。不宁惟是，更有与内地人联姻者。如伯颜不花之母鲜于氏乃鲜于枢之女（见《元史》），松江人俞俊娶也先普化之侄女（见《辍耕录》。按《辽史》太宗会同三年诏契丹人授汉官者听与汉人婚姻，则辽时已有此例）。《元史》：大德七年，以行省官久任，多与所部人联姻，乃诏互迁其久任者。（又元时蒙古、色目人有同汉人姓名者，如察罕帖木儿系出北庭，以祖父家于颍州，遂姓李字庭瑞。丁鹤年本西域人，以其父职马禄丁为武昌达鲁花赤，遂以丁为姓而名鹤年。又有内地人作蒙古名者，如贺胜，县人，字伯颜。杨朵耳只及来阿八赤皆宁夏人，刘哈喇不花本江西人，褚不华本隰州人，昂甘儿本张掖人，朵儿赤本宁州人，杨杰只哥本宝坻人，李忽兰吉本陇西人，抄儿本汴梁阳武人，谢仲温本丰州人，而其孙名孛完，綦公直益都人，而其子名忙古台。事俱见《元史》，亦一时风尚也。至如贾昔剌本大兴人，皇子拖雷以其须黄，赐此名。杨赛因不花本播州土官，世祖以其归附，特赐以国语为名。此又出于特赐者。《明史·杨传》：元末有广西土官岑伯颜，可见元时土官多有以蒙古语为名者，盖又因播州之特赐，而诸土官皆效之）。
元人名多相同仁和邵戒《三续弘简录》记元人名氏相同者甚多。有九伯颜：一为世祖时平宋功臣，一为世祖时江西左丞，一为成宗时河南平章，一为武宗时附马，一为文宗时左丞相，一为文宗时河南行省丞相，一为顺帝时右丞相，一为顺帝时湖广平章，一为顺帝时中书平章。十三脱欢：一为太祖五世孙安定王，一为太宗侍臣，一为宪宗时扎剌儿部人，一为世祖时福州达鲁花赤，一为附马术安傅，一为武臣苫彻子，一为成宗时参知政事，一为丞相哈刺哈孙子，一为叛王合丹孙，一为仁宗时西台中丞，一为泰定时诏书侍御史，一为文宗时湖广平章，一为顺宗帝时佥枢密院，殉难胶州。十五脱脱：一为烈祖曾孙，一为宪宗时皇族，一为蔑里乞部长，一为世祖时千户，一为功臣刘国杰子，一为木华黎玄孙，一为康里国族，一为仁宗初辽王，一为仁宗时云南王，一为英宗时南台御史大夫，一为泰定时中书参议，一为顺帝时右丞相，监修三史，一为顺帝时翰林承旨，一为至正中知枢密院事，一为至正中萍乡州同知，殉国难。
前明有两北京《明史》：洪武初取河南州郡，乃诏以开封府为北京，应天府为南京，而以故元都为北平府。及永乐元年，乃以北平为北京，设留守，而开封府北京之名遂废。十八年迁都北京，诏改京师（金陵）为南京，而以北京为京师。洪熙元年，仁宗将还都南京，诏北京诸司悉称行在。正统六年，定都北京，乃诏文武诸司悉去行在之称。
明初用人不拘资格古来破格用人，或一言契合，立擢卿相。如汉武帝之于公孙弘，唐太宗之于马周，固史不绝书，然未有如明太祖之不测者。尝语吏部曰：“资格为常流设耳，有才能者当不次用之。”故官职所加，多出非望。洪武十一年，由布衣超擢者九十五人。十五年，又以经明行修之士三千七百馀人，各授布政使参议等官。此其大较也。今按《明史》各传，如钱唐由布衣以明经对策称旨，擢史部尚书。秦约以文学召试《慎独箴》第一，擢礼部侍郎。曾泰由秀才擢户部尚书。严震直由粮长擢通政使参议。丁士梅、童权皆以秀才擢知府。李德以孝廉擢应天府尹。陈思道由主事擢兵部侍郎。李原名由御史擢礼部尚书。詹徽由秀才擢都御史。吕震由监生擢山东按察使。端复初由经历擢刑部尚书。黄福亦由府经历擢工部侍郎。杨靖由吏科庶吉士擢户部侍郎。开济官国子监，罢归，擢刑部尚书。翟善由文选主事擢本部尚书。冯坚由典史擢佥都御史。李仕鲁由府同知擢大理寺卿。王尚贤由宁远尉擢广西参政。邹俊由祥符丞擢太常卿。元善由静宁州判擢佥都御史。李行素由芝阳令擢刑部侍郎。诸葛伯衡由肇州吏目擢陕西参议。鲍恂、余诠、张长年等又皆以明经擢文华殿大学士。盖当开国之初，急于求才，且以官爵耸动天下，故有此不次之举。而一时人才，亦即出其中，经济名行皆卓然有以自见。固知天下之才，惟上所取，非资格所能尽也。然一时识拔，亦未必尽得其生平，故亦有不旋踵辄败者。帝又威断不测，稍不称意，诛谪随之。胡、蓝二党外，诸臣之以小故陷重辟者，指不胜屈。故解缙上书谓：“进人不择贤否，所谓取之尽锱铢；杀人不论情罪，所谓用之如泥沙也。”成祖时犹有破格之事。如永乐十八年擢人才，布衣马麟等十三人为布政司参议等官。又陈济以布衣召修《永乐大典》，即授为都总载官。洪、宣以后，率循资格，惟正统初张凤由刑部主事超授本部侍郎而已。景泰中俞山由举人擢吏部侍郎，俞纲由诸生擢兵部侍郎，皆入阁预机务，则又因藩邸旧恩之故。盖资格既定，天下之才亦遂胥出于是，非必资格外别有非常之才，为网罗所不及也。
有明进士之重唐、宋以来，最重进士。其所谓举人者，不过由各府解送，俾赴礼部试，如今生员欲试乡闱，必先由学使录送也。举人试礼部不第，仍须再应乡举（详见“举人”条内），本无可入仕之路。至前明始有举人三次会试不第，即许赴吏部就职之例，部中另立班铨注，自此举人得登仕籍。今会试三科不中式者就部拣选，犹是前明遗制也。然有明一代，终以进士为重。凡京朝官清要之职，举人皆不得与。即同一外选也，繁要之缺必待甲科，而乙科仅得边远简小之缺。其升调之法亦各不同，甲科为县令者，抚按之卓荐，部院之行取，必首及焉，不数年即得御史、部曹等职。而乙科沉沦外僚，但就常调而已。积习相沿，牢不可破。嘉靖中给事陆粲虽疏请变通，隆庆中阁臣高拱亦请科贡与进士并重，然终莫能挽。甚至万历三年特诏抚按官：有司贤否，一体荐劾，不得偏重甲科，而积重难返如故也。（顾宁人谓：万历以来，遂有定例，州县印官以上中为进士缺，中下为举人缺，最下为贡生缺。举、贡历官虽至方面，非广西云贵不以处之，以此为铨曹一定之格。）《明史》：邱舜疏云：“今荐则先进士，而举、监非有凭藉者不与焉。劾则先举、监，而进士纵有訾议者罕及焉。于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立。”贾三近疏言：“抚按诸臣遇州县长吏，率重甲科而轻乡举。同一宽也，在进十则为抚字，在举人则为姑息。同一严也，在进士则为精明，在举人则为苛戾。是以为举人者，非头童齿豁不就选。”此可以见当时风尚矣。《陈新甲传》云：终明之世，乙榜至尚书者二人：弘治中贾俊、崇祯中陈新甲。至巡抚者，隆庆中海瑞，万历中张守中、艾穆而已。（按宣德、正统、成化间，乙科尚有至大官者。如魏骥、年富皆会试副榜至尚书，石璞由举人至尚书，杨信、张骥、彭谊皆由举人至巡抚，《新甲传》所云乃中叶以后事也。盖魏骥诸人多永乐、宣德中举人，其时尚不拘资格，故得进身。迨甲科盛行，而骥等官位已崇，故不能屈抑耳。）至崇祯中，破格求才，举人中凡得十人，自新甲外，丘民仰、宋一鹗、何腾蛟、张亮以忠义著，刘可训以武功闻，刘应遇、孙元化、徐起元、丘禾嘉皆以勤劳显（见《禾嘉传》），而明已未造矣。是时朝廷方破格用人，而吴执御以兵事急，犹请沿边州县选授精敏甲科，赐玺书，俾练民御寇（见《执御传》）。可见风会所成，见闻久习，虽以朝廷风旨，且不能骤变也。厥后牛金星以举人降李自成，劝自成重用举人，贼所至，获举人辄授以官。有举人李得笥者，被执不屈死，或告贼曰：“此举人也。”贼将惧，弃其尸而去。金星之令如此。说者谓其久困乙科，故藉是以泄愤云。
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前明中叶以后，诸帝罕有与大臣相见者。《明史·万安传》：成化七年，群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时召大臣议政。大学士彭时、商辂力请于司礼中官，乃约以御殿日召对，并戒初见情意未洽，勿多言。及期，时、辂及安同进见，甫奏一二事，安遽呼万岁欲出，时等不得已，亦叩头出。中官戏朝士曰：“若辈尝言不召见，及见，止知呼万岁耳！”一时传笑为“万岁阁老”。自是帝不复召见大臣矣。其后尹直入阁，欲请见帝，安辄止之。按尹直入阁及成化二十二年，然则自七年召见时、辂后，至此十五六年，未尝与群臣相见也。《徐溥传》：弘治十年，帝御文华殿，召见溥及刘健、谢迁，面议诸事，赐茶而退。自成化间宪宗召对彭时、商辂等后，至此始再见，举朝诩为盛事。然终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云云。是成化七年至弘治十年，两朝天子与廷臣不相见且二十五、六年也。《刘健传》：帝自召对健后，阁臣希得进见。及是在位久，数召见大臣，欲以次除弊，遂召健等时时进见。左右窃从屏间听，但闻帝数称“善计”。是时已在弘治十五六年间，阁臣始得频见。未久而孝宗崩，武宗嗣位，初与刘瑾等八人昵，继与江彬等昵，色荒禽荒，南北游涉，至使谷大用等守居庸，不许群臣出谏。则其时廷臣之不得见，更不待言。世宗初亦尚勤于治，然《邓继曾传》云：嘉靖三年，帝渐疏大臣，政率内决。是临政未久，即已疏大臣也。十一年正月祈谷，郭勋摄事。则郊祀己不躬亲也。二十一年，因宫婢之变，移居西苑。则并大内亦不复入也。《丁汝夔传》：俺答薄都城，帝久不视朝，军事无由而奏。礼部尚书徐阶固请，乃许。群臣昧爽入，至日哺帝始御奉天殿，不发一词，但命阶奉敕谕至午门集群臣切责之而已。按是进嘉靖二十九年，本纪特书始御殿，明乎前此未尝见群臣也。以后亦更无有召见之事。穆宗嗣位，临御日浅，周宏祖疏言：“陛下嗣位二年，未尝接见大臣，咨访政事。”郑履亦疏言：“陛下御极三年，曾开问一大臣、面质一讲官否？”是隆庆初已不复见大臣也。神宗初年犹有召见大臣之事。《张居正传》：帝御文化殿，居正侍讲毕，以给事中所陈灾伤疏奏上。又居正服阕，帝御平台召对，慰谕久之。自万历十七年以后，渐不复见廷臣。本纪书是年三免升授官面谢，自是临御遂简。《王家屏传》云：家屏服阕，召入阁，三月未得见。家屏以为言，帝乃于万寿节强一临。家屏又请勤视朝，帝为一御门，自是益深居不出。家屏疏方言：“臣一岁间两觐天颜而已。按家屏服阕入阁，十七年事也，本纪又书十八年正月始乃见申时行等于毓德宫，出皇太子见之。七月召见阁臣议边事（《万国钦传》：万历十八年，以火落赤诸部犯边，帝召见申时行等于皇极门，盖即七月中事）。一岁中两见阁臣，至特书之以为异事。十九年四月，享太庙，自后庙祀皆遣代。则十九年以后太庙亦不亲祭矣。二十四年，大学士赵志皋请视朝发章奏，不报。直至四十三年，以梃击事起，始召见群臣于慈宁宫。盖自十七八年至此凡二十四年，群臣始得一望颜色耳。《马孟正传》：万历三十九年，怡神殿火，孟正疏言：“陛下二十年来郊庙、朝讲、召对、面议俱废，通下情者惟恃章奏，而疏入旨出，悉由内侍，未知果达御前否？”《吴道南传》：万历四十一年，道南以大学士入阁。故事，廷臣受官，先面谢乃莅任，帝不视朝久，皆先莅任。道南至，不获见，不敢入。同官方从哲以为言，帝令先视事。迨梃击案起，慈宁宫召见群臣，道南始得一见，自是亦不得再见云。本纪又书：四十七年，群臣请视朝行政，不报。四十八年，南京科道言：“上深居二十馀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亦不报。则自四十三年梃击事一见群臣后，终神宗世，不复有召见之事也。光宗短祚，仅于弥留召见刘一景等。熹宗童昏，为权阉所蔽，固无论矣。统计自成化至天启一百六十七年，其间延访大臣，不过弘治之末数年，其馀皆“廉远堂高，君门万里”，无怪乎上下否隔，朝政日非！神宗初即位，高拱请绌司礼权，还之内阁。是内阁且听命于司礼监矣。倦勤者即权归于奄寺嬖亻幸，独断者又为一二权奸窃颜色、为威福而上不知。主德如此，何以尚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诚不可解也！
万历中不惟不见群臣，又有听大臣自去而不问者。本纪：三十七年九月，左都御史詹沂封印自去。三十九年十月，户部尚书赵世卿拜疏自去。四十年正月，吏部尚书孙丕扬拜疏自去。九月，大学士李廷机拜疏自去。四十一年七月，兵部尚书掌都察院事孙玮拜疏自去。九月，吏部尚书赵焕拜疏自去。四十二年七月，礼部侍郎孙慎行拜疏自去，朝廷既不闻追留，又不闻诘责，听其自来自去而不问，古来所未见也。按三十五年给事中翁宪祥言：“抚按官解任，宜候命，不宜听其自去。”则三十五年以前抚按官已有投劾自去者，不自三十七年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