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ysl世界组建联军，准备东征复仇，驱逐汉人，重夺河中地区的时候，出人意料的，在安西三国内部，却有一股难以压制的继续西征的声音在抬头。
一大批安西体制下的统制、营帅、都头们，不断向安西王请命，希望能够重新组织大军，继续向西、向南征战，向波斯地区进发，饮马两河，到ysl世界核心去摧毁、征服那些不臣之贼子逆类。
显然，扩张的步伐一旦开启，就很难停下来了。安西上下，求战心切，扩张心切，骄矜急躁之心态，几乎到所有人脑子发热的地步。
而实事求是地讲，在河中地区尚未巩固，治安动荡，骚乱不已，在统治还处在一种初级阶段、一种低水平层次的时候，再启战争，实在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
这样的行为，在汉家文化里早有一个词来形容，叫做穷兵黩武。而在安西王廷里，有不少来自母国、饱受汉家文明熏陶文臣才士，即便都打下整个河中，在万里之外的异域开拓经营，他们也本能选择采取汉家传统的办法与规则去施行统治。
而一味的战争，不不顾一切的战争，显然与这种理念是相悖的。当然，在遥远的河中甚至更远的波斯地区，早已不是汉家传统的势力影响范围，再一厢情愿地按照汉地的传统办法，也是难以长久的。
而这一点，安西王刘旻早在开宝后期就明白了，必须得进行一些适当的改变才行，这也是他当年选择在安西都督府实行“营所制”改革的根本原因。传统汉制，能够牢牢地对九州华夏进行统治，并且辐射周边，但绝对无法在西域之西的广阔地区建立起一个牢不可破的统治。
但是，汉家诸多优秀的治国政策、驭民思想，仍旧值得借鉴并且推广，而有些颠扑不破的治国道理，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有用的。
因此，不管下面的好战之声有多高涨，在安西国上层，同样也有一股强大的声音，强烈坚持休养生息、恢复生产、推行汉制、巩固统治之后，再图进取。
这股声音，主要来源于安西上层统治阶级，一定程度上属于国家层面的意志，并且得到了安西王刘旻的支持。做了二十年真正的王，刘旻也深刻地认识到一点，在军事征服之外，政治征服、文化同化与经济控制，才是更难做更复杂的事情。
诚然，在安西三国的核心统治群体中，充斥着原大汉母国的底层氓吏、贱民，家世清白的黎民黔首都属于稀有阶层了，更多的，是商人、罪犯、刑徒、少民、蛮民，乃至叛贼。
而三国的核心统治上层，要么出身与当年的西征大军将士，要么就是王族外亲戚、西迁勋贵，还有便是朝廷早年支援的官吏系统。
这些群体，是安西三国统治核心统治制度“营所制”的执行者、维护者以及受益者，他们中间，即便是那些因为在大汉犯罪而被放贬的犯官罪吏，到了安西也都是“精英”阶层，这些人中，也绝对不乏见识卓越，才干出众者。
可以肯定地说，蠢人是很少的，因为真正愚蠢的人，在充斥着动乱与暴力、流血与死亡的河中地区，是没法久活了，这一点，无关于出身。
但就是这部分群体中，支持继续战争的人，不在少数。在帝国直辖领土之外的这片广袤地域间，似乎有一股魔力，他给温和中庸的汉文明注入了一股蛮横与野性，所有踏入这片地界的汉人，都仿佛从温顺的绵羊进化成了强悍的狮子，所有人被汉家道德文化约束于心底的凶狠与贪婪都被极大地释放出来了......
三国的上层核心统治者们，在国内“忠孝节信、礼义廉耻”的道德约束下，尚且做着诸多剥削阶级的恶，何况在放开限制的域外？
中国历史上诸多王朝的统治阶级，都已经证明了，当他们不顾底线进行剥削掊敛时，是何等的残暴与冷酷。当他们本能的恶被彻底释放出来的时候，那等野蛮与疯狂的程度，未必比一路西来所遇那些狂热的msl信徒轻。
三国的上层权贵们，除了少部分是因为参与西征，最终留下的原大汉将士之外，更多是帝国内部权利场上的失意者，甚至是失落者，有些人干脆就是在国内混不下去了，方才随着大流出国闯荡一番，只不过正应了三国广开国门、大肆延揽的政策。
大伙到西北异域来，固然有一部分建功立业的想法在里边，但最内核的驱动，还在于升官发财。在这里，获得国内无法享受的权力、地位、名望与财富，若是日子还不如国内，那何苦来哉？
大汉人口千千万万，多为一家之私计，拥有远大理想的人，实在不多，即便有，也很小概率会出现在安西三国这样的蛮荒之地。
而在安西三国的“营所”体制下，尤其是作为基本构成单位的营所，这些以军事办法组织起来的耕牧战斗单位，其头头脑脑们，想的都是怎么增加财富、扩大土地、提升人口。
而上层的权贵们，也想要更大的权力，更多的社会资源，包括领土、财富、人口、奴隶等，以此来满足本人及其宗族、部署富贵、宽裕的生活。
这些目的，通过恢复生产，持续对治下河中原着民的剥削，事实上也能做到，但哪有对外掠夺来得爽快？大食国家最精华、最富裕的地方在哪里？在波斯！在巴格达！
另一方面，在几年对河中地区的“去ysl化”大改造中，对当地的破坏也实在太严重，人口伤亡、流失严重，土地荒芜，生产停滞，经济倒退，想要慢慢地恢复发展，需要漫长的时间，而对诸多急功近利的大小军头们而言，他们等不起。
对于上层权贵而言，也需要更广袤的资源获取地，通过财富剥削掠夺，以东向大汉母国，换取足够多供应他们体验享受的资源，比如丝绸、瓷器、茶叶、精米、细盐以及各种军事资源。这些东西，早在雍熙时代，就彻底需要付出代价去换了。
统治内部的问题，属于内因，但“扩张派”，坚持继续战争的主张，还有极其重要的外在因素。那就是安西三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三国的核心统治阶层，都是汉人以及汉化极深的附属部族，他们在河中甚至是原黑汗国土上，都属于外来者。
他们从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历史上都与当地势力格格不入，冲突剧烈，尤其是宗教上的冲突，更是不可调和的。
而大食诸国，即便矛盾重重、攻伐不断，但至少在信仰上具备强大的统一性。而三国的核心统治对群体，数量却是很有限的。
如果从刘旻攻灭黑汗国开始算起，二十来年的时间下来，通过朝廷军事派遣、当地政策移民等等手段，西迁的汉人移民也才五十万左右。
在雍熙十一年前后，安西三国的核心统治群体，即便把那些征服地区新归化的中亚旧贵族、底层蛮民加起来，也不足七十万人。
这七十万人，却要统治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领土，以及数倍乃至十倍于他们的原住人口、部族，不断的战争。即便在建隆元年的当下，算得上统治基础的，也就百万上下。
而三国需要面对的敌人呢，在广袤的大食地区，那些大大小小的王朝、国度、军阀、部族，所辖人口却是数以千万计。他们之间或许矛盾重重，此起彼伏，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时候，相互攻伐也是常态，但ysl这个信仰的存在，让他们在面对外来者的威胁的时候，也能够做到起码的一致对外。
安西三国之于大食诸国以及ysl世界而言，正是三头毁邦灭国、屠神灭教的恶龙，是值得放下成见、偕手并击的大敌。
在进入雍熙时代的时候，中央母国对诸封国的支持，就仅仅停留于“道义亲情”上了，于安西三国而言，则相当于丧失了最重要的“外部”扩张力量源泉，从一个衣食无忧的“富二代”，逐渐演变成艰苦奋斗的“富一代”。
于是，安西三国在河中地区的处境，就变成“单打独斗”了，即便通过贸易、请援依旧能从大汉母国获得一定支持，但终究不比从前。而三国面对的，却是整个ysl世界，是一个有着古老文明底蕴的人口三千万往上的地区。
实事求是地讲，没有来自大汉帝国输血式支持的安西三国，在面对ysl世界时，从整体实力而言，是完全处于下风的一方。
在战争器械上，虽然三国军队已经大规模运用火药，连火炮这种战争之王都有成熟的使用之法与应用场景，但其威力则远没到横扫一切的时候。而大食人，也不尽是毫不知变通的野蛮人，他们也思考御备之法的同时，也在学习、效仿。
而在长期的战争之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年那支横扫的西域、屠灭黑汗，尽展大汉雄风的西征铁骑，老的老，死的死，走的走，早已退出历史舞台。
取而代之的，是几支依旧精锐，战斗素养与战斗力有不可否认下滑的军队，虽然他们依旧强势，并且合力灭掉了曾经的河中霸主萨曼王朝，但其中发生着的退化的变化，也是实实在在的。
以小凌大，以寡敌众，是安西三国需要长期面对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仅靠生产、靠发展，是永远不可能征服ysl世界的，相反，反而会被他们依靠庞大的人口、物资优势，反消耗，反同化。
休养生息，固然有其道理，但这只是为了缓和将士军民之疲惫，重新组织战争的力量，只有不断向外扩张、掠夺，在提升自身财富的同时，也削弱敌对的ysl世界力量，杀戮他们的教民，破坏他们的生产，归化他们的人口。
若是依照传统汉家的治国发展方式，是绝对不可能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冲突的文明包围下站稳脚跟的。而远看黑汗，近观河中，安西三国执行的，都是这样一套“扩张掠夺”国策，这是立国之基，也是存生之道。
而要想实现如汉地那般长久可期的统治，首先就要将汉家的文明荣光，彻底播撒在这片土地上，至少，“归化”的人口得有足够的数量规模。
这一点，同样是可操作的，至少前三十年的经验已经充分说明，那些msl教徒，都不是钢筋铁骨，箭镞能射穿他们的身体，钢刀砍下脑袋也会掉。
总有在武力的威胁、死亡的震慑下，愿意做汉人老爷顺民、奴隶的，若是给他们点福利待遇，甚至能演变成新国、新君主的拥趸。
在安西三国内部，因为征伐扩张与否二争执角力之际，巴格达刺耳的东征宣言，ysl世界喧嚣的复仇声，以及来自西南部那个肉眼可见正在崛起的伽色尼王朝大调兵的动作，层层声浪，种种动作，纷至沓来，传遍安西三国的时候，三国上下同样沸腾了。
西征以来三十余年，安西对ysl世界，也再不是早年那般一片模糊，在里海沿岸、波斯高原、巴格达乃至更遥远的地方都安排了不少细作，情报消息谈不上发达，但至少具备基本功能。小动向把握不住，但大风波总能察觉。
于是，大食人再行征召信徒，联合东讨，犯我汉家天威，这么大的动静自是也瞒不住人的。而得悉此事之后，三国上层自然被激怒了，他们还在就“打不打”而争论，敌人却要主动挑衅，来捋虎须，岂能容之。
所有的争议都可以停止了，内部的矛盾、发展的问题，容后再议，征召军队，组织武装，进行军事准备，以反制那些不臣之西夷，成为了安西三国首先解决的问题。
即便进入了雍熙时代，三国内部在利益问题上存在着一定分歧，但在应对msl的问题上，依旧是一致的。
因此，在雍熙十一年，随着安西三王军令的逐级下达，三大封国那制霸河中的战争机器再度高速开动起来，比起当初灭萨曼王朝时，三国此番聚兵十三万，其中六万都是王国精锐的汉人武装。
而他们面对的敌人，则由伽色尼王朝苏丹马哈茂德亲自统帅的二十余万ysl联军，于雍熙十一年秋，聚兵于阿莫勒城，这等规模的大战，在整个波斯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一场天雷勾地火般的血腥碰撞也在里海南岸的广大地区展开……
一大批安西体制下的统制、营帅、都头们，不断向安西王请命，希望能够重新组织大军，继续向西、向南征战，向波斯地区进发，饮马两河，到ysl世界核心去摧毁、征服那些不臣之贼子逆类。
显然，扩张的步伐一旦开启，就很难停下来了。安西上下，求战心切，扩张心切，骄矜急躁之心态，几乎到所有人脑子发热的地步。
而实事求是地讲，在河中地区尚未巩固，治安动荡，骚乱不已，在统治还处在一种初级阶段、一种低水平层次的时候，再启战争，实在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
这样的行为，在汉家文化里早有一个词来形容，叫做穷兵黩武。而在安西王廷里，有不少来自母国、饱受汉家文明熏陶文臣才士，即便都打下整个河中，在万里之外的异域开拓经营，他们也本能选择采取汉家传统的办法与规则去施行统治。
而一味的战争，不不顾一切的战争，显然与这种理念是相悖的。当然，在遥远的河中甚至更远的波斯地区，早已不是汉家传统的势力影响范围，再一厢情愿地按照汉地的传统办法，也是难以长久的。
而这一点，安西王刘旻早在开宝后期就明白了，必须得进行一些适当的改变才行，这也是他当年选择在安西都督府实行“营所制”改革的根本原因。传统汉制，能够牢牢地对九州华夏进行统治，并且辐射周边，但绝对无法在西域之西的广阔地区建立起一个牢不可破的统治。
但是，汉家诸多优秀的治国政策、驭民思想，仍旧值得借鉴并且推广，而有些颠扑不破的治国道理，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有用的。
因此，不管下面的好战之声有多高涨，在安西国上层，同样也有一股强大的声音，强烈坚持休养生息、恢复生产、推行汉制、巩固统治之后，再图进取。
这股声音，主要来源于安西上层统治阶级，一定程度上属于国家层面的意志，并且得到了安西王刘旻的支持。做了二十年真正的王，刘旻也深刻地认识到一点，在军事征服之外，政治征服、文化同化与经济控制，才是更难做更复杂的事情。
诚然，在安西三国的核心统治群体中，充斥着原大汉母国的底层氓吏、贱民，家世清白的黎民黔首都属于稀有阶层了，更多的，是商人、罪犯、刑徒、少民、蛮民，乃至叛贼。
而三国的核心统治上层，要么出身与当年的西征大军将士，要么就是王族外亲戚、西迁勋贵，还有便是朝廷早年支援的官吏系统。
这些群体，是安西三国统治核心统治制度“营所制”的执行者、维护者以及受益者，他们中间，即便是那些因为在大汉犯罪而被放贬的犯官罪吏，到了安西也都是“精英”阶层，这些人中，也绝对不乏见识卓越，才干出众者。
可以肯定地说，蠢人是很少的，因为真正愚蠢的人，在充斥着动乱与暴力、流血与死亡的河中地区，是没法久活了，这一点，无关于出身。
但就是这部分群体中，支持继续战争的人，不在少数。在帝国直辖领土之外的这片广袤地域间，似乎有一股魔力，他给温和中庸的汉文明注入了一股蛮横与野性，所有踏入这片地界的汉人，都仿佛从温顺的绵羊进化成了强悍的狮子，所有人被汉家道德文化约束于心底的凶狠与贪婪都被极大地释放出来了......
三国的上层核心统治者们，在国内“忠孝节信、礼义廉耻”的道德约束下，尚且做着诸多剥削阶级的恶，何况在放开限制的域外？
中国历史上诸多王朝的统治阶级，都已经证明了，当他们不顾底线进行剥削掊敛时，是何等的残暴与冷酷。当他们本能的恶被彻底释放出来的时候，那等野蛮与疯狂的程度，未必比一路西来所遇那些狂热的msl信徒轻。
三国的上层权贵们，除了少部分是因为参与西征，最终留下的原大汉将士之外，更多是帝国内部权利场上的失意者，甚至是失落者，有些人干脆就是在国内混不下去了，方才随着大流出国闯荡一番，只不过正应了三国广开国门、大肆延揽的政策。
大伙到西北异域来，固然有一部分建功立业的想法在里边，但最内核的驱动，还在于升官发财。在这里，获得国内无法享受的权力、地位、名望与财富，若是日子还不如国内，那何苦来哉？
大汉人口千千万万，多为一家之私计，拥有远大理想的人，实在不多，即便有，也很小概率会出现在安西三国这样的蛮荒之地。
而在安西三国的“营所”体制下，尤其是作为基本构成单位的营所，这些以军事办法组织起来的耕牧战斗单位，其头头脑脑们，想的都是怎么增加财富、扩大土地、提升人口。
而上层的权贵们，也想要更大的权力，更多的社会资源，包括领土、财富、人口、奴隶等，以此来满足本人及其宗族、部署富贵、宽裕的生活。
这些目的，通过恢复生产，持续对治下河中原着民的剥削，事实上也能做到，但哪有对外掠夺来得爽快？大食国家最精华、最富裕的地方在哪里？在波斯！在巴格达！
另一方面，在几年对河中地区的“去ysl化”大改造中，对当地的破坏也实在太严重，人口伤亡、流失严重，土地荒芜，生产停滞，经济倒退，想要慢慢地恢复发展，需要漫长的时间，而对诸多急功近利的大小军头们而言，他们等不起。
对于上层权贵而言，也需要更广袤的资源获取地，通过财富剥削掠夺，以东向大汉母国，换取足够多供应他们体验享受的资源，比如丝绸、瓷器、茶叶、精米、细盐以及各种军事资源。这些东西，早在雍熙时代，就彻底需要付出代价去换了。
统治内部的问题，属于内因，但“扩张派”，坚持继续战争的主张，还有极其重要的外在因素。那就是安西三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三国的核心统治阶层，都是汉人以及汉化极深的附属部族，他们在河中甚至是原黑汗国土上，都属于外来者。
他们从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历史上都与当地势力格格不入，冲突剧烈，尤其是宗教上的冲突，更是不可调和的。
而大食诸国，即便矛盾重重、攻伐不断，但至少在信仰上具备强大的统一性。而三国的核心统治对群体，数量却是很有限的。
如果从刘旻攻灭黑汗国开始算起，二十来年的时间下来，通过朝廷军事派遣、当地政策移民等等手段，西迁的汉人移民也才五十万左右。
在雍熙十一年前后，安西三国的核心统治群体，即便把那些征服地区新归化的中亚旧贵族、底层蛮民加起来，也不足七十万人。
这七十万人，却要统治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领土，以及数倍乃至十倍于他们的原住人口、部族，不断的战争。即便在建隆元年的当下，算得上统治基础的，也就百万上下。
而三国需要面对的敌人呢，在广袤的大食地区，那些大大小小的王朝、国度、军阀、部族，所辖人口却是数以千万计。他们之间或许矛盾重重，此起彼伏，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时候，相互攻伐也是常态，但ysl这个信仰的存在，让他们在面对外来者的威胁的时候，也能够做到起码的一致对外。
安西三国之于大食诸国以及ysl世界而言，正是三头毁邦灭国、屠神灭教的恶龙，是值得放下成见、偕手并击的大敌。
在进入雍熙时代的时候，中央母国对诸封国的支持，就仅仅停留于“道义亲情”上了，于安西三国而言，则相当于丧失了最重要的“外部”扩张力量源泉，从一个衣食无忧的“富二代”，逐渐演变成艰苦奋斗的“富一代”。
于是，安西三国在河中地区的处境，就变成“单打独斗”了，即便通过贸易、请援依旧能从大汉母国获得一定支持，但终究不比从前。而三国面对的，却是整个ysl世界，是一个有着古老文明底蕴的人口三千万往上的地区。
实事求是地讲，没有来自大汉帝国输血式支持的安西三国，在面对ysl世界时，从整体实力而言，是完全处于下风的一方。
在战争器械上，虽然三国军队已经大规模运用火药，连火炮这种战争之王都有成熟的使用之法与应用场景，但其威力则远没到横扫一切的时候。而大食人，也不尽是毫不知变通的野蛮人，他们也思考御备之法的同时，也在学习、效仿。
而在长期的战争之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年那支横扫的西域、屠灭黑汗，尽展大汉雄风的西征铁骑，老的老，死的死，走的走，早已退出历史舞台。
取而代之的，是几支依旧精锐，战斗素养与战斗力有不可否认下滑的军队，虽然他们依旧强势，并且合力灭掉了曾经的河中霸主萨曼王朝，但其中发生着的退化的变化，也是实实在在的。
以小凌大，以寡敌众，是安西三国需要长期面对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仅靠生产、靠发展，是永远不可能征服ysl世界的，相反，反而会被他们依靠庞大的人口、物资优势，反消耗，反同化。
休养生息，固然有其道理，但这只是为了缓和将士军民之疲惫，重新组织战争的力量，只有不断向外扩张、掠夺，在提升自身财富的同时，也削弱敌对的ysl世界力量，杀戮他们的教民，破坏他们的生产，归化他们的人口。
若是依照传统汉家的治国发展方式，是绝对不可能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冲突的文明包围下站稳脚跟的。而远看黑汗，近观河中，安西三国执行的，都是这样一套“扩张掠夺”国策，这是立国之基，也是存生之道。
而要想实现如汉地那般长久可期的统治，首先就要将汉家的文明荣光，彻底播撒在这片土地上，至少，“归化”的人口得有足够的数量规模。
这一点，同样是可操作的，至少前三十年的经验已经充分说明，那些msl教徒，都不是钢筋铁骨，箭镞能射穿他们的身体，钢刀砍下脑袋也会掉。
总有在武力的威胁、死亡的震慑下，愿意做汉人老爷顺民、奴隶的，若是给他们点福利待遇，甚至能演变成新国、新君主的拥趸。
在安西三国内部，因为征伐扩张与否二争执角力之际，巴格达刺耳的东征宣言，ysl世界喧嚣的复仇声，以及来自西南部那个肉眼可见正在崛起的伽色尼王朝大调兵的动作，层层声浪，种种动作，纷至沓来，传遍安西三国的时候，三国上下同样沸腾了。
西征以来三十余年，安西对ysl世界，也再不是早年那般一片模糊，在里海沿岸、波斯高原、巴格达乃至更遥远的地方都安排了不少细作，情报消息谈不上发达，但至少具备基本功能。小动向把握不住，但大风波总能察觉。
于是，大食人再行征召信徒，联合东讨，犯我汉家天威，这么大的动静自是也瞒不住人的。而得悉此事之后，三国上层自然被激怒了，他们还在就“打不打”而争论，敌人却要主动挑衅，来捋虎须，岂能容之。
所有的争议都可以停止了，内部的矛盾、发展的问题，容后再议，征召军队，组织武装，进行军事准备，以反制那些不臣之西夷，成为了安西三国首先解决的问题。
即便进入了雍熙时代，三国内部在利益问题上存在着一定分歧，但在应对msl的问题上，依旧是一致的。
因此，在雍熙十一年，随着安西三王军令的逐级下达，三大封国那制霸河中的战争机器再度高速开动起来，比起当初灭萨曼王朝时，三国此番聚兵十三万，其中六万都是王国精锐的汉人武装。
而他们面对的敌人，则由伽色尼王朝苏丹马哈茂德亲自统帅的二十余万ysl联军，于雍熙十一年秋，聚兵于阿莫勒城，这等规模的大战，在整个波斯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一场天雷勾地火般的血腥碰撞也在里海南岸的广大地区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