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总体氛围和风气，与执政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是经过无数实践验证过的。
作为天下之主的皇帝，他的喜好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起着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
作为穿越者的朱由检，因为出身寒微，再加上受到前世信息爆炸的深刻影响，对世事有着非同寻常敏锐的洞察力，行事风格崇尚的是亲民务实，对夸夸其谈、故弄玄虚者有着天然的排斥和厌恶感，所以他选择的内阁辅臣也是与他风格相似或接近之人。
不论是孙传庭还是卢象升、陈奇瑜，以及其他阁臣，无不是崇尚实务者，君臣之间商议国事，从无虚言假语，都是直接讲出自己的主张和看法，然后其他人再予以补充或举例反驳，最后再由朱由检拍板。
这种对事不对人的良好风气已经在大明官场蔓延开来。
上至京师部司，下到州县衙门，每遇大事，各级官员都会举行会商，最后形成人力所能及的最佳方案，这种形式已成为大明各级衙门的定式，其结果也被无数事实证明，这是最为高效的工作方式，对大明的社会发展和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尤其是自打破官员任命拔擢的身份后，不少能吏进入到各级衙门的决策层，这种鲶鱼效应带来的冲击，给大明官场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为了消除内心深处的自卑感，吏员出身的官员们无不是尽心任事，力争在每件事务上都做到最好，生怕因为做错事而前功尽弃。
而进士举人出身的官员们，内心本就骄傲，也不愿在公务处置的过程中被学历更低的同僚压一头。
在这种微妙的环境下，绝大部分官员都是打起精神，尽可能把自己的能力展现出来。
因为这样既可以积累政绩，利于将来的考核升赏，又可以向外界证明：瞧见没有？我们也不是死读书的傻子，朝廷把我们安插到现在的位子，看重的还是我们的本事。
人都是有自己的尊严的。
能考中进士举人的哪有智商低的？
之所以如此多的人精并没有在青史上留名，是因为受到历史大环境的局限而已。
要是把这些人放到后世，也基本都是学霸类，尤其是考中进士，比考清北的难度还要难。
或许有人会说，清北也不是个个都是人才。
是，这话没错。
但是清北出人才的几率，总比工地上搬砖出人才的几率要高出无数倍吧？
谁能跳出所处的历史环境去俯瞰和展望？
从来没有。
每个当世人也都是局中人。
除了穿越者。
当然了，一种优良制度的形成，仅靠自觉是远远不够的，严格的、多方位的监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吏部对各级官员的考核依然是最重要的升黜方式和手段，但因为受限于交通条件的制约，吏部根本不可能派遣人员下到每个府州县去进行实地探查，而凭借御史及各地锦衣卫的情况反馈的话，又怕不够全面。
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在从内阁获悉问题的症结所在后，朱由检仍旧采取了后世较为成熟的做法：任期结束前，所有官员分别对其他人用文本进行评价，之后汇总上报，吏部再根据其他渠道的相关资料，对官员的政绩进行综合评定。
本来朱由检打算采取在行省、府一级设立吏部分支机构，用于对下级官员进行考评的方式，后因考虑到，这样一来，极有可能形成新的利益团体，造成官员抱团的现象，所以最后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其实以大明现在的官场氛围，地方官员很难形成利益团体，而且想要如从前那样混日子也不太可能，现有机制下，有政绩很容易就有出头的机会，适宜慵懒散者生存的生态环境机会不存在了。
只要直面百姓的地方官吏能够实心任事，那整个国家就会沿着正确轨道向前运行，就算速度慢也没什么关系。
既然决定按照后世日耳曼人的经济模式发展，那就没必要着急。
现在大明的综合实力遥遥领先整个世界，不存在需要群策群力、弯道超车的紧迫局面，只要路径正确，慢一点对整个社会更有好处。
在朱由检的整体规划中，大明各地的经济发展要始终维持大致平衡的局面，朝廷财政并不会大力向某个地域做出倾斜。
他不希望看到某地人因为当地经济状况恶劣，从而被迫背井离乡、离开双亲妻儿去异地打工的情况出现，他更希望看到的是，一家人衣食无忧、其乐融融、安居乐业的场面。
经济的快速发展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道德规范、法律约束跟不上，那整个社会就会出现无数丑恶现象，人们为了捞取更多的金钱会不择手段，根本不在乎是违法还是违背道德伦理。
现在绝大多数百姓的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在工业革命尚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在全社会进行道德建设是最为重要的。
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这才是儒家文明的精华所在，也是华夏文明长盛不衰的重要支撑，这是整个社会的底线，任何敢于挑战者，都将会遭到严厉打击。
在有关大明未来的蓝图中，城市化是不会被提倡的。
城镇化，甚至是美丽乡村化才是根本。
只要基础设施发达，人们在小型城镇和乡村，都可以享受到各种优质服务，那就没必要扩大城市人口和范围。
当然，想要达成这个美好愿景，是需要朝廷拿出天文数字的银钱来持续投资的。
医疗卫生、教育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这两者中的优质资源绝不能向大城汇聚，要均衡分布，使每一个家庭都能就近享受到最好的医疗和教育资源，这样才能实现安居。
如果京城的医院郎中，环境和医术与某县城相差无几，谁会舍近求远跑到京城看病？
教育也同样如此。
这两种资源的再分配一定要公平公正，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之一。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是经过无数实践验证过的。
作为天下之主的皇帝，他的喜好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起着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
作为穿越者的朱由检，因为出身寒微，再加上受到前世信息爆炸的深刻影响，对世事有着非同寻常敏锐的洞察力，行事风格崇尚的是亲民务实，对夸夸其谈、故弄玄虚者有着天然的排斥和厌恶感，所以他选择的内阁辅臣也是与他风格相似或接近之人。
不论是孙传庭还是卢象升、陈奇瑜，以及其他阁臣，无不是崇尚实务者，君臣之间商议国事，从无虚言假语，都是直接讲出自己的主张和看法，然后其他人再予以补充或举例反驳，最后再由朱由检拍板。
这种对事不对人的良好风气已经在大明官场蔓延开来。
上至京师部司，下到州县衙门，每遇大事，各级官员都会举行会商，最后形成人力所能及的最佳方案，这种形式已成为大明各级衙门的定式，其结果也被无数事实证明，这是最为高效的工作方式，对大明的社会发展和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尤其是自打破官员任命拔擢的身份后，不少能吏进入到各级衙门的决策层，这种鲶鱼效应带来的冲击，给大明官场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为了消除内心深处的自卑感，吏员出身的官员们无不是尽心任事，力争在每件事务上都做到最好，生怕因为做错事而前功尽弃。
而进士举人出身的官员们，内心本就骄傲，也不愿在公务处置的过程中被学历更低的同僚压一头。
在这种微妙的环境下，绝大部分官员都是打起精神，尽可能把自己的能力展现出来。
因为这样既可以积累政绩，利于将来的考核升赏，又可以向外界证明：瞧见没有？我们也不是死读书的傻子，朝廷把我们安插到现在的位子，看重的还是我们的本事。
人都是有自己的尊严的。
能考中进士举人的哪有智商低的？
之所以如此多的人精并没有在青史上留名，是因为受到历史大环境的局限而已。
要是把这些人放到后世，也基本都是学霸类，尤其是考中进士，比考清北的难度还要难。
或许有人会说，清北也不是个个都是人才。
是，这话没错。
但是清北出人才的几率，总比工地上搬砖出人才的几率要高出无数倍吧？
谁能跳出所处的历史环境去俯瞰和展望？
从来没有。
每个当世人也都是局中人。
除了穿越者。
当然了，一种优良制度的形成，仅靠自觉是远远不够的，严格的、多方位的监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吏部对各级官员的考核依然是最重要的升黜方式和手段，但因为受限于交通条件的制约，吏部根本不可能派遣人员下到每个府州县去进行实地探查，而凭借御史及各地锦衣卫的情况反馈的话，又怕不够全面。
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在从内阁获悉问题的症结所在后，朱由检仍旧采取了后世较为成熟的做法：任期结束前，所有官员分别对其他人用文本进行评价，之后汇总上报，吏部再根据其他渠道的相关资料，对官员的政绩进行综合评定。
本来朱由检打算采取在行省、府一级设立吏部分支机构，用于对下级官员进行考评的方式，后因考虑到，这样一来，极有可能形成新的利益团体，造成官员抱团的现象，所以最后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其实以大明现在的官场氛围，地方官员很难形成利益团体，而且想要如从前那样混日子也不太可能，现有机制下，有政绩很容易就有出头的机会，适宜慵懒散者生存的生态环境机会不存在了。
只要直面百姓的地方官吏能够实心任事，那整个国家就会沿着正确轨道向前运行，就算速度慢也没什么关系。
既然决定按照后世日耳曼人的经济模式发展，那就没必要着急。
现在大明的综合实力遥遥领先整个世界，不存在需要群策群力、弯道超车的紧迫局面，只要路径正确，慢一点对整个社会更有好处。
在朱由检的整体规划中，大明各地的经济发展要始终维持大致平衡的局面，朝廷财政并不会大力向某个地域做出倾斜。
他不希望看到某地人因为当地经济状况恶劣，从而被迫背井离乡、离开双亲妻儿去异地打工的情况出现，他更希望看到的是，一家人衣食无忧、其乐融融、安居乐业的场面。
经济的快速发展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道德规范、法律约束跟不上，那整个社会就会出现无数丑恶现象，人们为了捞取更多的金钱会不择手段，根本不在乎是违法还是违背道德伦理。
现在绝大多数百姓的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在工业革命尚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在全社会进行道德建设是最为重要的。
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这才是儒家文明的精华所在，也是华夏文明长盛不衰的重要支撑，这是整个社会的底线，任何敢于挑战者，都将会遭到严厉打击。
在有关大明未来的蓝图中，城市化是不会被提倡的。
城镇化，甚至是美丽乡村化才是根本。
只要基础设施发达，人们在小型城镇和乡村，都可以享受到各种优质服务，那就没必要扩大城市人口和范围。
当然，想要达成这个美好愿景，是需要朝廷拿出天文数字的银钱来持续投资的。
医疗卫生、教育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这两者中的优质资源绝不能向大城汇聚，要均衡分布，使每一个家庭都能就近享受到最好的医疗和教育资源，这样才能实现安居。
如果京城的医院郎中，环境和医术与某县城相差无几，谁会舍近求远跑到京城看病？
教育也同样如此。
这两种资源的再分配一定要公平公正，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