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就是诙谐的性艺术格调，要知道《西游记》在艺术表现上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全书充满了喜剧色彩和诙谐气氛，使小说有很强的趣味性，以戏言寓诸幻笔，使全书充满着喜剧色彩和诙谐气氛，并且有的游戏笔墨还成为讽刺世态的武器。
以及独特的宗教观，因为《西游记》是神魔一家，三教合一，开创一代先河。
所以自《西游记》之后，至明末短短的几十年间，涌现出了近三十部内容各异、长短不同的神魔小说，迅速形成了与历史演义等明显不同的小说流派。
这派小说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西游记》的续书、仿作、节本，以及与其相配套的系列丛书。如：《续西游记》《西游补》《东游记》等。
二是为神仙立传型作品，因为明代神魔小说中有相当数量是为佛道两教以及民间流传的各类神仙立传的，其中有的是独传式，写一人为主；也有的是合传型，将数人凑在一起。
三是与历史故事相交融的作品，这类作品，或将历史的故事幻想化，或将虚幻的人物历史化，历史在这里只是作为一种背景或点缀，其主色调仍是由神魔鬼怪、奇事奇境所显现出来。
而晚明时期的这类代表作有《封神演义》、《三宝太监西洋记》、《三遂平妖传》等。
先说说《封神演义》吧，这也是大名鼎鼎的一本古典魔幻小说名著，是据旧有话本及民间传说改编而成的。
这本书以商周易代为历史背景，写纣王的荒淫和暴虐，在神怪的故事中，蕴含着一定的现实意义，所以这部书在民间影响非常大，许多民间信仰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影子。
而且它的人物塑造注重其神奇性而忽略其人性，虽不够鲜明，但极有特色，充分显现出想象的奇特。
如有的奇形怪貌、有异能绝技，如雷震子生肉翅可飞，土行孙能土遁迅行，杨任在眼中长出双手，哪咤能化成三头八臂，以及千里眼、顺风耳等都脍炙人口。
而除了这些以外，明朝的另一大名著，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就是《金瓶梅》了，当然，作者菌之所以在这里提这部作品，并不是想要搞颜色的意思，而是它真的是一部经典作品，抛却其中的一些糟粕成分的话，是能与《红楼梦》相媲美的，是老四大名著之一，受到了无数多文人墨客的追捧。
至于这部名著的作者问题，到现在还是一个谜，还没有一种说法为国内外研究者普遍认可，而它的成书年代的话，则主要有嘉靖说和万历说两种说法。
并且《金瓶梅》成书后最初是以抄本流传开来的，今见最早的刊本是万历四十五年的《金瓶梅词话》，称“词话本”或“万历本”，这是最接近原作的本子。
到了崇祯年间有《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称“崇祯本”；康熙年间，张竹坡对崇祯本加以评点，刻为《第一奇书金瓶梅》。
当然，大家都知道，《金瓶梅》是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节演化而来，全书的背景在北宋末年，但它所描绘的世俗人情，都是立足于现实的。
它以历来不为人们重视的市井社会为描写重点，展示了晚明社会的众生相，广泛暴露了晚明社会的黑暗。
首先就是晚明的政治黑暗，暴露晚明的吏治腐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已渗透到晚明政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小说主人公西门庆的发迹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同时《金瓶梅》作为一部取材于家庭生活的小说，占据整部小说中心的，无疑是西门庆一家的家庭生活描写。
的确，在占有钱财的基础上，西门庆的家庭生活也是放纵荒淫的，而金、瓶、梅等诸多女性的勾心斗角，则是在封闭的家庭、单调的生活挤压之下的扭曲人性的反映。
《金瓶梅》的悲剧意义，不仅在于它接触了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也在于它客观地表明了晚明涌动着的人性思潮，当还没有找到新的思想武器去冲击传统禁欲主义的时候，人的觉醒往往以人欲放纵的丑陋形式出现，而人欲的放纵和人性的压抑一样，都在毁灭着人的自身价值。
《金瓶梅》作为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在许多方面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首先，小说将视角转向普普通通的社会、琐琐碎碎的家事、平平凡凡的人物，标志着我国小说艺术进入了一个更加贴近现实、面向人生的新阶段。
而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小说也迈进了新的一步，开始注意多色调、立体化地刻画人物性格。
像是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价值，在于走出中国文学历来专注于传统的庙堂文化以及属于士大夫阶层的山林隐逸文化的传统，开始关注百姓日用、关注下层社会场景、关注社会底层人物的命运遭际、喜怒哀乐。
在“三言”“二拍”的推动下，明末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繁盛一时。
如天然痴叟的《石点头》、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周清源的《西湖二集》、陆人龙的《型世言》等。
这些作品随着明末政治形势的严峻，人文思潮的变化，大都从侧重于主情到重理，强调文学要有益于世道人心。向着“劝善惩恶”的方向倾斜。
“三言”“二拍”善于在日常题材、平凡故事中显示出小说的传奇性。
其大量篇章都具有一个情节离奇的特点，在组织故事情节时，较多地运用偶然巧合的手法，使小说情节的发展常波澜迭起。
“三言”“二拍”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很擅长小道具的运用，这些小道具在作品中，起了体现主题思想，表达思想感情，结构故事情节，推动情节发展等作用，这是我国古典小说和戏剧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法。
在人物塑造方面，这两部小说运用了传统的白描手法，塑造了许多血肉饱满、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在具体表现手法上，这两部作品比以前的话本小说显得更为细腻，环境、动作、对话、细节以及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都受到人们的重视。
第一节明初宫廷剧作家的杂剧创作明初杂剧的核心人物是皇子皇孙朱权和朱有炖。
他们左右幷影响着一批文人墨客，从而形成了宫廷派杂剧创作的小群体。作为一种政治韬晦的艺术展示，喜庆剧、道德剧和神仙剧成为宫廷派杂剧作家的主要创作类型。
明初杂剧从作家构成上看，大多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其作品缺乏元杂剧直面现实的基本抗争精神，而将元杂剧后期愈演愈烈的封建说教、神仙道化乃至风花雪月等种种倾向加以张扬，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粉饰太平的浓厚色彩。
从语言风格上看，明初杂剧与元杂剧的质朴本色相较，有着渐趋华丽雅致的追求。
从艺术体制上看，明初杂剧突破了元杂剧一人主唱的僵化格局，朱有炖在剧中安排了灵活有趣的轮唱合唱，贾仲明将南北曲融入一折，杨讷的《西游记》更是超越了元杂剧四折一楔子的通常规范，这都为明中叶后杂剧的南曲化奠定了基础。
因此到了明代中后期杂剧的转型体制变化明代中后期的杂剧，既与元杂剧差异颇大，又与明初的杂剧多有不同，从而在转型过程中树立起自身的特点。
要知道明代中后期的杂剧打破了风花雪月、伦理教化和神仙道化的偏狭局面，题材不断拓宽，思想渐次深化，张扬个性、愤世嫉俗的社会批判剧与伦理反思剧都不在少数。
从艺术体式上看，嘉靖之后的杂剧大都是南北合套或者纯为南杂剧，北杂剧的纯北曲体式从总体上看已经终结。
从艺术成就上看，明代中后期的部分作品可以称之为传世之作，具有较为深远的影响。
像是王九思与康海的杂剧：都属于明代文坛的“前七子”之列。王的诗文在模拟古人中显出绮丽才情。其杂剧《杜甫游春》借老杜之酒杯，烧自己之块垒，骂当道之黑暗，感个人之不遇。王九思还写了杂剧《中山狼》，开辟了明代单折短剧的体制。
讽刺杂剧与其他题材的杂剧:以徐复祚《一文钱》、王衡《郁轮袍》为代表的讽刺杂剧，在戏剧史上也具有一定影响本时期的爱国题材杂剧和爱情题材杂剧也都较为知名。
而徐渭在剧坛的影响徐渭其人多才多艺，曾广泛涉猎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在诗文书画和戏剧等艺术领域内纵横驰骋，迸发出离经叛道、追求个性自由的强烈愿望。
他自称书一、诗二、文三、画四，还没提到戏曲。其实，徐渭的杂剧名作《四声猿》久负盛名，也堪称明代第一。
《四声猿》是一组杂剧短剧，共四本：《狂鼓史渔阳三弄》（1折）《玉禅师翠乡一梦》（2折）《雌木兰替父从军》（2折）《女状元辞凰得凤》（5折）内容上：表现了徐渭愤世嫉俗、厌恶现实的叛逆精神。
这不戏剧在艺术形式上，打破传统惯例，每剧仅一折、二折；既用北曲，也用南曲；或独唱，或对唱，自由灵活。
又特别采用浪漫手法，阴间阳间，前世今世，真真幻幻，虚虚实实，构思巧妙，曲词宾白，本色自然。
并且杂剧《歌代啸》相传也是徐渭所作。作者采用的是国画浓云泼墨、大笔勾勒的手法，寓庄于谐，有理取闹，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及其有趣。
同时，需要说明，明代传奇是与明代杂剧并行发展的一种戏剧形式，因为明代传奇发源于宋元南戏。
它在初期，不仅体制不完善，思想内容也极陈旧、保守。中叶以后，随着社会发展和四大声腔的成熟，明代传奇迅速崛起，进入全盛时期。其发展势头，远远超过当时的杂剧，成为明代戏剧的主流。这样，明传奇与元杂剧前后辉映，各领风骚，汇聚成中国戏曲文化的泱泱大关。
要知道在明初时传奇有一百余种，数量不算少，可成就却不高，表现出明显的道学气和八股
化。这与统治集团大力推行程朱理学，实行文化转制，明确要求戏剧为封建政教服务直接相关。
一个建国不久的新王朝，需要局面的稳定和思想的统一。为此，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经对标举风化、有益人心的《琵琶记》赞不绝口：“《五经》《四书》如五谷，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记》如珍馐百味，富贵家岂可却耶？”（明黄溥《闲中今古录》）就是因为南戏《琵琶记》肯定了“有贞有烈”，宣扬了“全忠全孝”，有利于封建教化和社会秩序。
在最高统治者如此倡导下，明初传奇便带上了一种浓烈的封建道学气和说教味。代表作是丘浚的《五伦全备记》、即灿的《香囊记》。
而《无伦全备记》的作者是丘浚，进士出身，官职吏部尚书，曾任过文渊阁大学士，号称理学名臣。
他的这部剧，开篇就是“备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若于伦理无关系，纵是新奇不足传”。如此开宗明义，完全是高明《琵琶记》第一出“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的翻版。
在这种创意之下，剧中虚构了一对异母兄弟五伦全、无伦备的一生遭际，表现了他们处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关系的模范行为，全剧充斥着儒家语录和伦理说教，几乎把《论语》中的重要教复述一遍，令人不能卒读。
也由此被明人斥为“纯是措大书袋子语，陈腐臭烂，令人呕秽。”（徐复祚《曲论》）邵灿的《香囊记》第一出自称“因续取《五伦全备》新传，标记《紫香囊》”，道出了二者的承传关系。
剧中写张九成与妻子贞娘新婚后，因科考离家，中状元后又远征契丹，夫妻二人失去消息。赵公子欲强聘贞娘为妻，逼得贞娘无奈到新任观察使处告状，不想这观察使恰恰是失散多年的夫君张九成。
夫妻团圆后的点题诗是：“忠臣孝子重纲常，慈母贞妻德允臧，兄弟爱慕朋友义，天书旌异有辉光。”完全是陈腐的伦理说教。
曲文上又多套用现成诗文，追求典雅，开辟了明传奇骈俪化、典雅化、八股化的源头，是徐渭《南词叙录》中指斥的“以时文为南曲”的活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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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独特的宗教观，因为《西游记》是神魔一家，三教合一，开创一代先河。
所以自《西游记》之后，至明末短短的几十年间，涌现出了近三十部内容各异、长短不同的神魔小说，迅速形成了与历史演义等明显不同的小说流派。
这派小说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西游记》的续书、仿作、节本，以及与其相配套的系列丛书。如：《续西游记》《西游补》《东游记》等。
二是为神仙立传型作品，因为明代神魔小说中有相当数量是为佛道两教以及民间流传的各类神仙立传的，其中有的是独传式，写一人为主；也有的是合传型，将数人凑在一起。
三是与历史故事相交融的作品，这类作品，或将历史的故事幻想化，或将虚幻的人物历史化，历史在这里只是作为一种背景或点缀，其主色调仍是由神魔鬼怪、奇事奇境所显现出来。
而晚明时期的这类代表作有《封神演义》、《三宝太监西洋记》、《三遂平妖传》等。
先说说《封神演义》吧，这也是大名鼎鼎的一本古典魔幻小说名著，是据旧有话本及民间传说改编而成的。
这本书以商周易代为历史背景，写纣王的荒淫和暴虐，在神怪的故事中，蕴含着一定的现实意义，所以这部书在民间影响非常大，许多民间信仰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影子。
而且它的人物塑造注重其神奇性而忽略其人性，虽不够鲜明，但极有特色，充分显现出想象的奇特。
如有的奇形怪貌、有异能绝技，如雷震子生肉翅可飞，土行孙能土遁迅行，杨任在眼中长出双手，哪咤能化成三头八臂，以及千里眼、顺风耳等都脍炙人口。
而除了这些以外，明朝的另一大名著，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就是《金瓶梅》了，当然，作者菌之所以在这里提这部作品，并不是想要搞颜色的意思，而是它真的是一部经典作品，抛却其中的一些糟粕成分的话，是能与《红楼梦》相媲美的，是老四大名著之一，受到了无数多文人墨客的追捧。
至于这部名著的作者问题，到现在还是一个谜，还没有一种说法为国内外研究者普遍认可，而它的成书年代的话，则主要有嘉靖说和万历说两种说法。
并且《金瓶梅》成书后最初是以抄本流传开来的，今见最早的刊本是万历四十五年的《金瓶梅词话》，称“词话本”或“万历本”，这是最接近原作的本子。
到了崇祯年间有《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称“崇祯本”；康熙年间，张竹坡对崇祯本加以评点，刻为《第一奇书金瓶梅》。
当然，大家都知道，《金瓶梅》是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节演化而来，全书的背景在北宋末年，但它所描绘的世俗人情，都是立足于现实的。
它以历来不为人们重视的市井社会为描写重点，展示了晚明社会的众生相，广泛暴露了晚明社会的黑暗。
首先就是晚明的政治黑暗，暴露晚明的吏治腐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已渗透到晚明政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小说主人公西门庆的发迹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同时《金瓶梅》作为一部取材于家庭生活的小说，占据整部小说中心的，无疑是西门庆一家的家庭生活描写。
的确，在占有钱财的基础上，西门庆的家庭生活也是放纵荒淫的，而金、瓶、梅等诸多女性的勾心斗角，则是在封闭的家庭、单调的生活挤压之下的扭曲人性的反映。
《金瓶梅》的悲剧意义，不仅在于它接触了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也在于它客观地表明了晚明涌动着的人性思潮，当还没有找到新的思想武器去冲击传统禁欲主义的时候，人的觉醒往往以人欲放纵的丑陋形式出现，而人欲的放纵和人性的压抑一样，都在毁灭着人的自身价值。
《金瓶梅》作为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在许多方面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首先，小说将视角转向普普通通的社会、琐琐碎碎的家事、平平凡凡的人物，标志着我国小说艺术进入了一个更加贴近现实、面向人生的新阶段。
而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小说也迈进了新的一步，开始注意多色调、立体化地刻画人物性格。
像是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价值，在于走出中国文学历来专注于传统的庙堂文化以及属于士大夫阶层的山林隐逸文化的传统，开始关注百姓日用、关注下层社会场景、关注社会底层人物的命运遭际、喜怒哀乐。
在“三言”“二拍”的推动下，明末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繁盛一时。
如天然痴叟的《石点头》、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周清源的《西湖二集》、陆人龙的《型世言》等。
这些作品随着明末政治形势的严峻，人文思潮的变化，大都从侧重于主情到重理，强调文学要有益于世道人心。向着“劝善惩恶”的方向倾斜。
“三言”“二拍”善于在日常题材、平凡故事中显示出小说的传奇性。
其大量篇章都具有一个情节离奇的特点，在组织故事情节时，较多地运用偶然巧合的手法，使小说情节的发展常波澜迭起。
“三言”“二拍”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很擅长小道具的运用，这些小道具在作品中，起了体现主题思想，表达思想感情，结构故事情节，推动情节发展等作用，这是我国古典小说和戏剧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法。
在人物塑造方面，这两部小说运用了传统的白描手法，塑造了许多血肉饱满、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在具体表现手法上，这两部作品比以前的话本小说显得更为细腻，环境、动作、对话、细节以及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都受到人们的重视。
第一节明初宫廷剧作家的杂剧创作明初杂剧的核心人物是皇子皇孙朱权和朱有炖。
他们左右幷影响着一批文人墨客，从而形成了宫廷派杂剧创作的小群体。作为一种政治韬晦的艺术展示，喜庆剧、道德剧和神仙剧成为宫廷派杂剧作家的主要创作类型。
明初杂剧从作家构成上看，大多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其作品缺乏元杂剧直面现实的基本抗争精神，而将元杂剧后期愈演愈烈的封建说教、神仙道化乃至风花雪月等种种倾向加以张扬，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粉饰太平的浓厚色彩。
从语言风格上看，明初杂剧与元杂剧的质朴本色相较，有着渐趋华丽雅致的追求。
从艺术体制上看，明初杂剧突破了元杂剧一人主唱的僵化格局，朱有炖在剧中安排了灵活有趣的轮唱合唱，贾仲明将南北曲融入一折，杨讷的《西游记》更是超越了元杂剧四折一楔子的通常规范，这都为明中叶后杂剧的南曲化奠定了基础。
因此到了明代中后期杂剧的转型体制变化明代中后期的杂剧，既与元杂剧差异颇大，又与明初的杂剧多有不同，从而在转型过程中树立起自身的特点。
要知道明代中后期的杂剧打破了风花雪月、伦理教化和神仙道化的偏狭局面，题材不断拓宽，思想渐次深化，张扬个性、愤世嫉俗的社会批判剧与伦理反思剧都不在少数。
从艺术体式上看，嘉靖之后的杂剧大都是南北合套或者纯为南杂剧，北杂剧的纯北曲体式从总体上看已经终结。
从艺术成就上看，明代中后期的部分作品可以称之为传世之作，具有较为深远的影响。
像是王九思与康海的杂剧：都属于明代文坛的“前七子”之列。王的诗文在模拟古人中显出绮丽才情。其杂剧《杜甫游春》借老杜之酒杯，烧自己之块垒，骂当道之黑暗，感个人之不遇。王九思还写了杂剧《中山狼》，开辟了明代单折短剧的体制。
讽刺杂剧与其他题材的杂剧:以徐复祚《一文钱》、王衡《郁轮袍》为代表的讽刺杂剧，在戏剧史上也具有一定影响本时期的爱国题材杂剧和爱情题材杂剧也都较为知名。
而徐渭在剧坛的影响徐渭其人多才多艺，曾广泛涉猎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在诗文书画和戏剧等艺术领域内纵横驰骋，迸发出离经叛道、追求个性自由的强烈愿望。
他自称书一、诗二、文三、画四，还没提到戏曲。其实，徐渭的杂剧名作《四声猿》久负盛名，也堪称明代第一。
《四声猿》是一组杂剧短剧，共四本：《狂鼓史渔阳三弄》（1折）《玉禅师翠乡一梦》（2折）《雌木兰替父从军》（2折）《女状元辞凰得凤》（5折）内容上：表现了徐渭愤世嫉俗、厌恶现实的叛逆精神。
这不戏剧在艺术形式上，打破传统惯例，每剧仅一折、二折；既用北曲，也用南曲；或独唱，或对唱，自由灵活。
又特别采用浪漫手法，阴间阳间，前世今世，真真幻幻，虚虚实实，构思巧妙，曲词宾白，本色自然。
并且杂剧《歌代啸》相传也是徐渭所作。作者采用的是国画浓云泼墨、大笔勾勒的手法，寓庄于谐，有理取闹，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及其有趣。
同时，需要说明，明代传奇是与明代杂剧并行发展的一种戏剧形式，因为明代传奇发源于宋元南戏。
它在初期，不仅体制不完善，思想内容也极陈旧、保守。中叶以后，随着社会发展和四大声腔的成熟，明代传奇迅速崛起，进入全盛时期。其发展势头，远远超过当时的杂剧，成为明代戏剧的主流。这样，明传奇与元杂剧前后辉映，各领风骚，汇聚成中国戏曲文化的泱泱大关。
要知道在明初时传奇有一百余种，数量不算少，可成就却不高，表现出明显的道学气和八股
化。这与统治集团大力推行程朱理学，实行文化转制，明确要求戏剧为封建政教服务直接相关。
一个建国不久的新王朝，需要局面的稳定和思想的统一。为此，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经对标举风化、有益人心的《琵琶记》赞不绝口：“《五经》《四书》如五谷，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记》如珍馐百味，富贵家岂可却耶？”（明黄溥《闲中今古录》）就是因为南戏《琵琶记》肯定了“有贞有烈”，宣扬了“全忠全孝”，有利于封建教化和社会秩序。
在最高统治者如此倡导下，明初传奇便带上了一种浓烈的封建道学气和说教味。代表作是丘浚的《五伦全备记》、即灿的《香囊记》。
而《无伦全备记》的作者是丘浚，进士出身，官职吏部尚书，曾任过文渊阁大学士，号称理学名臣。
他的这部剧，开篇就是“备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若于伦理无关系，纵是新奇不足传”。如此开宗明义，完全是高明《琵琶记》第一出“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的翻版。
在这种创意之下，剧中虚构了一对异母兄弟五伦全、无伦备的一生遭际，表现了他们处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关系的模范行为，全剧充斥着儒家语录和伦理说教，几乎把《论语》中的重要教复述一遍，令人不能卒读。
也由此被明人斥为“纯是措大书袋子语，陈腐臭烂，令人呕秽。”（徐复祚《曲论》）邵灿的《香囊记》第一出自称“因续取《五伦全备》新传，标记《紫香囊》”，道出了二者的承传关系。
剧中写张九成与妻子贞娘新婚后，因科考离家，中状元后又远征契丹，夫妻二人失去消息。赵公子欲强聘贞娘为妻，逼得贞娘无奈到新任观察使处告状，不想这观察使恰恰是失散多年的夫君张九成。
夫妻团圆后的点题诗是：“忠臣孝子重纲常，慈母贞妻德允臧，兄弟爱慕朋友义，天书旌异有辉光。”完全是陈腐的伦理说教。
曲文上又多套用现成诗文，追求典雅，开辟了明传奇骈俪化、典雅化、八股化的源头，是徐渭《南词叙录》中指斥的“以时文为南曲”的活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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