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东汉时期的人头税非常重，特别是到了晚期，每户每年需要缴纳200钱的户赋；成年男子每年还要缴纳300钱的更赋，废疾之人也不能免；凡是1岁～14岁的孩子，不分男女，每年还要交纳23钱的口赋；成人的人头税叫算赋，15～56岁不分男女，每人每年交纳 120，商贾和奴婢加倍，每人每年240钱，为鼓励生育，女子15~30岁不结婚者分为五等，每升一等加征一算；有妇女怀孕者，免其夫算赋一年；还有胡乱摊派的献费，凡是成年男女，每人每年都要献给皇帝63钱，以供宫廷费用，地方乱收费也多如牛毛，不胜枚举。
另外，东汉民众还有负担繁重的徭役，徭役就是每个年满17岁的男子每年须在户籍所在地服1 个月的无偿劳役，从事土木工程、造桥修路、治理河渠、转输漕谷等基础建设劳动。征发徭役说是以三十天为限，但只要工程质量不合格，需要返工，不计算在固定役期内，可见徭役实际上往往超过一个月，另外因为天高皇帝远的关系，地方官滥发徭役也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很多民众苦于徭役，干脆花钱雇人为自己负担徭役，这又是几百钱出去了。
这样平均下来，一户四口之家，每年至少给官府缴纳800到2000钱不等的苛捐杂税。
那段历史上，曹操攻破邺城后，鉴于东汉后期沉重的人头税，将之更改为户调制，对自耕农和地主收田租每亩为四斗，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不得擅兴发，大力制止对农民的乱摊派行径。
这样对比一下，魏延每亩地四斗粮食的征收比例并不高，因为那些依附于世家大族地主的佃农们他们每年要给地主们缴纳五成以上的粮食，相当于一亩地要缴纳二十斗粮食，剥削的那么重，为什么他们还愿意依附于世家地主呢，一是被世家地主巧取豪夺被迫的，二是因为朝廷与地方官府的苛捐杂税实在繁多，折算起来远超过五成田租，再者这些佃农依附于世家地主，得到世家武装庇护，生命安全得到保障了。
有心人仔细一算，本来东汉的地税是三十税一，折算到田赋上是一亩地收一斗三升，魏延控制下的各级官府摊丁入亩，多收二斗七升来抵扣其他苛捐杂税，一户四口之家，分给四十亩地，便是多收了十石，按照一石粮食两百钱的市价，约合二千多钱，算起来比官府征收的苛捐杂税还要多。
实际上，自耕农们是不会这样算账然后觉得自己亏的，因为现在的粮价是战时粮价，非常虚浮，比真实的粮价高了四五倍，若是粮价恢复到正常时候，他们一户人家多交出的粮食只折合四百多钱，远比之前交的少，而且胜在稳定。
除了会算账的世家地主有所抱怨之外，自由的自耕农们没有人抱怨，因为他们得到的土地都得到魏军的保证，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被世家地主强取豪夺兼并过去，他们分到手里的均分田跟着他们世世代代，一人十亩地，比之前多出两三倍，只要他们不偷懒，好好种田，丰衣足食是没问题的，因为现在的粮价很高，是过去的四五倍，他们缴纳了一成粮食做赋税后，留足自己吃的，剩下的都卖给魏军，换取钱币来买其他生活必需品，不用再发愁别的事情，不用担心半夜被砸门催缴其他苛捐杂税，不用担心被强征徭役，因为武侯魏延发令了，以后征发民夫都会乘着农闲时节，每天都有一百钱的工钱。
魏延征收的是实物税，一是为了战争囤积粮食，二是避免谷贱伤农，魏延清楚下面那些基层官吏害民肥己之心是很严重的，若是让民众用铜钱交税，那些官吏便会联合那些商人压低粮食价格，伤害的是政府形象，伤害的是平民百姓，肥的是那一小撮硕鼠。
在魏延的刻意经营下，很多依附于世家地主的佃农们都纷纷逃出世家庄园，投奔魏军控制下的各级官府，由魏军出面，帮助他们解除跟世家地主的租约，按照自耕农的标准，分配给他们田地。
实际上，东汉的佃农基本上没有终生束缚在某个地主的固定田庄之中，有较多的人身自由，理论上存在跳槽、改行的可行性，此外在土地可以买卖、转手的条件下，少数佃农还有可能上升为自耕农甚至是官员的空间，比如东汉名臣弘农杨氏的杨震，未发迹前就是佃农，史载杨震“少孤贫，独与母居，假田种殖，以给供养”，只是到了东汉末期，很多世家地主的性质都变了，他们拥兵自重，又把那些佃农看成自己的兵源，甚至看成自己的奴隶，禁止佃农私自逃出庄园，这种美其名曰为部曲制的世代奴隶制度本来能够延绵到隋唐时期，可惜遇到了横空出世的魏延，注定了这个所谓部曲制度终将瓦解。
魏延这次准备横扫河套地区，为此他动用了大手笔，出动了十万人马，其中两万步兵，八万骑兵，还有张燕四万步兵、南匈奴的四万骑兵，十八万大军。
此外魏延还从司州、并州征发了十万郡县兵，他们战时做辅助，而随着战事的推进，十座棱堡筑成后，这十万郡县兵便驻扎在此，负责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
那二十多万从世家庄园里走出来的佃农，那些陆续从世家庄园逃出来的佃农，还有其他战乱地区涌入并州的流民们，以及附近的司隶、雍州、豫州、兖州、幽州百姓们，都被魏军四处张贴的告示所吸引：“想发家致富吗？请到河套来！黄河九曲地，塞上小江南。每人皆可得二十亩良田，由魏军提供耕牛、种子、农具，只需你们开荒播种，只需要农闲时参与兴修水渠、筑造城池，即可免税三年。”
那些被世家地主五成以上田租、频繁劳役压榨得喘不过气的佃农们，那些被世家诸侯地方官府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剥削得奄奄一息的自耕农们，那些已经放弃希望四处乞讨的难民们，他们每走到一个告示跟前，都会人给他们念出告示，并详细告诉他们，官府有开发河套地区的重大规划，但前期只需要一百万人，若是迟迟不去，一年后就不会再有“二十亩良田三年免税”的好事，永远不会再有了。
濮阳城守胡嘉正在骑马巡视全城，忽见一处高墙上张贴着告示，有一个人站在告示前，跟围拢过来的民众讲解着告示。
胡嘉驱散民众，策马上前一看，原来是魏军的告示，招揽民众前去开发河套。
胡嘉追随曹操多年，对曹操忠心耿耿，他忧心于魏延势力的发展，濮阳靠近并州，魏延的魔掌迟早要伸到濮阳，所以胡嘉看到魏延的人在这里张贴告示，明目张胆地拉拢本地民众去为魏延开发河套，他肥胖流油的脸上不禁抽搐，勃然大怒，下令将宣读告示的人斩杀，恐吓当地民众不准跟随魏延的人去开发河套。
这个宣读告示的人是魏军风影卫在当地发展起来的编外人员，他被胡嘉斩杀的消息迅速传到风影卫，风影卫指挥使魏羽以为这只是一个编外人员的正常牺牲，没什么大不了的，便准备置之不理，恰逢魏延当时到风影卫总部询问在各地发动民众前往开发河套的情况如何，他注意到了那个编外人员被濮阳城守胡嘉斩杀的消息。
魏延勃然大怒：“胡嘉，曹操的忠狗，他为了他主子的利益，就杀本侯派去的人，是想给本侯一个警告，若是本侯退缩了，其他地方的忠狗们都会有样学样，那些本来想去河套的民众都会畏缩不前！这样的事情，本侯不希望再度发生，传王越来！”
王越在这几个月里，一直在教授一千名特别工作人员剑术，这一千名特别工作人员隶属于三大情报组织的行动处，专门处理一些棘手的事情。
魏延本来是不想这么早出动特工，但胡嘉的行径激怒了他，魏延便让王越派出几名特工，潜入到濮阳城，一日后，胡嘉那张肥硕的狗头便高高地悬挂在濮阳城头。
曹操又怒又气，很想发兵打魏延，可他怕，万一惹怒魏延，他那在义阳新城的妻妾和儿子们都会死的。
而且，他跟吕布已经缠斗起来，吕布现在比之前难缠多了，他根本没有余力对付魏延。
他只得咬牙切齿道：“传令下去，任由那些人在这里张贴告示，任由他们宣读告示，不可难为他们。”
有谋士便问：“主公，我们下面的民众被这些人煽动着离开，我们难道不阻拦一下吗？”
曹操恨恨道：“若是我们纵兵拦阻，到时候魏延又会有别的手段，那些贱民既然已经无心为我臣属，勉强他们留在这里，只会演变成黄巾余党，不如就放他们走，也免得贻害地方。”
与此同时，斩杀了宣读告示者的那些世家诸侯忠狗们都被王越派出的特工刺杀，他们的首级都被挂在城头。
魏延跟诸位谋士分析过了，在河套地区三股大势力里面，羌胡经过百年跟大汉朝廷的战争后，已经衰败零落，不复原来的声势，自从刘豹被魏延扶持成为新任的南匈奴单于，一半的南匈奴骑兵都掌握在魏延手里，那些零落散布的南匈奴部落亦不足为惧，剩下的便是盘踞在云中郡、五原郡、代郡的鲜卑人，魏延横扫河套地区最大的对手便是鲜卑人。
原来鲜卑老单于檀石槐在的时候，曾东败夫余，西击乌孙，北逐丁零，南扰汉边，尽有匈奴故地，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甚广，建立起一个强盛的鲜卑部落大联盟。
檀石槐将统辖地分为东、中、西三部约60邑，各置大人为首领，归其统辖。东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与夫余、濊貊接壤，共20余邑，其大人为弥加、阙机、素利、槐头。中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10余邑，其大人为柯最、阙居、慕容等，均为大帅。西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20余邑，其大人有置鞬落罗、拓跋推寅、宴荔游等，皆为大帅。各大人割地统御，各有分界，皆统属于檀石愧，拥兵10万，较匈奴尤盛。
蔡邕曾经分析过檀石槐军事联盟强大的原因：“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生，兵利马疾，过于匈奴。”蔡邕曾经把这分析写成表章，呈给汉灵帝，汉灵帝听受。
公元177年，即汉灵帝熹平六年，檀石槐再扰三边，大汉出兵3万，分三道出击，反为檀石槐所败，汉兵死者十之七八。
这次魏延出兵二十万，且用兵谨慎，步步为营，应该不会重蹈覆辙，因为现在的鲜卑已经七零八落了。
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左右，檀石槐死，其子和连继立，和连既无才力，性又贪淫，断法不平，人众叛者居半。灵帝末年，和连在钞略北地郡时被人射死。其子骞曼年小，兄子魁头代立。
现在的鲜卑单于便是魁头，魁头也没有檀石槐的威望，代郡以西的鲜卑都不听他的命令，只有代郡以东的鲜卑人还勉强听从他和他弟弟步度根的命令，但代郡以东的中部、东部鲜卑也分成三个，其一便是魁头、步度根兄弟，其部众分布在雁门、云中郡，其二为轲比能，其部众分布在幽州的代郡、上谷等地；三为东部鲜卑素利、弥加、阙机，部众分布在幽州的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
魏延准备横扫河套，现在占领河套北部的正是西部鲜卑的置鞬落罗、拓跋推寅、宴荔游等，他们这些部落联合起来有二十多万部众，虽然势力范围是从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但他们核心地段还是水草丰美的河套地区。
另外，东汉民众还有负担繁重的徭役，徭役就是每个年满17岁的男子每年须在户籍所在地服1 个月的无偿劳役，从事土木工程、造桥修路、治理河渠、转输漕谷等基础建设劳动。征发徭役说是以三十天为限，但只要工程质量不合格，需要返工，不计算在固定役期内，可见徭役实际上往往超过一个月，另外因为天高皇帝远的关系，地方官滥发徭役也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很多民众苦于徭役，干脆花钱雇人为自己负担徭役，这又是几百钱出去了。
这样平均下来，一户四口之家，每年至少给官府缴纳800到2000钱不等的苛捐杂税。
那段历史上，曹操攻破邺城后，鉴于东汉后期沉重的人头税，将之更改为户调制，对自耕农和地主收田租每亩为四斗，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不得擅兴发，大力制止对农民的乱摊派行径。
这样对比一下，魏延每亩地四斗粮食的征收比例并不高，因为那些依附于世家大族地主的佃农们他们每年要给地主们缴纳五成以上的粮食，相当于一亩地要缴纳二十斗粮食，剥削的那么重，为什么他们还愿意依附于世家地主呢，一是被世家地主巧取豪夺被迫的，二是因为朝廷与地方官府的苛捐杂税实在繁多，折算起来远超过五成田租，再者这些佃农依附于世家地主，得到世家武装庇护，生命安全得到保障了。
有心人仔细一算，本来东汉的地税是三十税一，折算到田赋上是一亩地收一斗三升，魏延控制下的各级官府摊丁入亩，多收二斗七升来抵扣其他苛捐杂税，一户四口之家，分给四十亩地，便是多收了十石，按照一石粮食两百钱的市价，约合二千多钱，算起来比官府征收的苛捐杂税还要多。
实际上，自耕农们是不会这样算账然后觉得自己亏的，因为现在的粮价是战时粮价，非常虚浮，比真实的粮价高了四五倍，若是粮价恢复到正常时候，他们一户人家多交出的粮食只折合四百多钱，远比之前交的少，而且胜在稳定。
除了会算账的世家地主有所抱怨之外，自由的自耕农们没有人抱怨，因为他们得到的土地都得到魏军的保证，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被世家地主强取豪夺兼并过去，他们分到手里的均分田跟着他们世世代代，一人十亩地，比之前多出两三倍，只要他们不偷懒，好好种田，丰衣足食是没问题的，因为现在的粮价很高，是过去的四五倍，他们缴纳了一成粮食做赋税后，留足自己吃的，剩下的都卖给魏军，换取钱币来买其他生活必需品，不用再发愁别的事情，不用担心半夜被砸门催缴其他苛捐杂税，不用担心被强征徭役，因为武侯魏延发令了，以后征发民夫都会乘着农闲时节，每天都有一百钱的工钱。
魏延征收的是实物税，一是为了战争囤积粮食，二是避免谷贱伤农，魏延清楚下面那些基层官吏害民肥己之心是很严重的，若是让民众用铜钱交税，那些官吏便会联合那些商人压低粮食价格，伤害的是政府形象，伤害的是平民百姓，肥的是那一小撮硕鼠。
在魏延的刻意经营下，很多依附于世家地主的佃农们都纷纷逃出世家庄园，投奔魏军控制下的各级官府，由魏军出面，帮助他们解除跟世家地主的租约，按照自耕农的标准，分配给他们田地。
实际上，东汉的佃农基本上没有终生束缚在某个地主的固定田庄之中，有较多的人身自由，理论上存在跳槽、改行的可行性，此外在土地可以买卖、转手的条件下，少数佃农还有可能上升为自耕农甚至是官员的空间，比如东汉名臣弘农杨氏的杨震，未发迹前就是佃农，史载杨震“少孤贫，独与母居，假田种殖，以给供养”，只是到了东汉末期，很多世家地主的性质都变了，他们拥兵自重，又把那些佃农看成自己的兵源，甚至看成自己的奴隶，禁止佃农私自逃出庄园，这种美其名曰为部曲制的世代奴隶制度本来能够延绵到隋唐时期，可惜遇到了横空出世的魏延，注定了这个所谓部曲制度终将瓦解。
魏延这次准备横扫河套地区，为此他动用了大手笔，出动了十万人马，其中两万步兵，八万骑兵，还有张燕四万步兵、南匈奴的四万骑兵，十八万大军。
此外魏延还从司州、并州征发了十万郡县兵，他们战时做辅助，而随着战事的推进，十座棱堡筑成后，这十万郡县兵便驻扎在此，负责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
那二十多万从世家庄园里走出来的佃农，那些陆续从世家庄园逃出来的佃农，还有其他战乱地区涌入并州的流民们，以及附近的司隶、雍州、豫州、兖州、幽州百姓们，都被魏军四处张贴的告示所吸引：“想发家致富吗？请到河套来！黄河九曲地，塞上小江南。每人皆可得二十亩良田，由魏军提供耕牛、种子、农具，只需你们开荒播种，只需要农闲时参与兴修水渠、筑造城池，即可免税三年。”
那些被世家地主五成以上田租、频繁劳役压榨得喘不过气的佃农们，那些被世家诸侯地方官府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剥削得奄奄一息的自耕农们，那些已经放弃希望四处乞讨的难民们，他们每走到一个告示跟前，都会人给他们念出告示，并详细告诉他们，官府有开发河套地区的重大规划，但前期只需要一百万人，若是迟迟不去，一年后就不会再有“二十亩良田三年免税”的好事，永远不会再有了。
濮阳城守胡嘉正在骑马巡视全城，忽见一处高墙上张贴着告示，有一个人站在告示前，跟围拢过来的民众讲解着告示。
胡嘉驱散民众，策马上前一看，原来是魏军的告示，招揽民众前去开发河套。
胡嘉追随曹操多年，对曹操忠心耿耿，他忧心于魏延势力的发展，濮阳靠近并州，魏延的魔掌迟早要伸到濮阳，所以胡嘉看到魏延的人在这里张贴告示，明目张胆地拉拢本地民众去为魏延开发河套，他肥胖流油的脸上不禁抽搐，勃然大怒，下令将宣读告示的人斩杀，恐吓当地民众不准跟随魏延的人去开发河套。
这个宣读告示的人是魏军风影卫在当地发展起来的编外人员，他被胡嘉斩杀的消息迅速传到风影卫，风影卫指挥使魏羽以为这只是一个编外人员的正常牺牲，没什么大不了的，便准备置之不理，恰逢魏延当时到风影卫总部询问在各地发动民众前往开发河套的情况如何，他注意到了那个编外人员被濮阳城守胡嘉斩杀的消息。
魏延勃然大怒：“胡嘉，曹操的忠狗，他为了他主子的利益，就杀本侯派去的人，是想给本侯一个警告，若是本侯退缩了，其他地方的忠狗们都会有样学样，那些本来想去河套的民众都会畏缩不前！这样的事情，本侯不希望再度发生，传王越来！”
王越在这几个月里，一直在教授一千名特别工作人员剑术，这一千名特别工作人员隶属于三大情报组织的行动处，专门处理一些棘手的事情。
魏延本来是不想这么早出动特工，但胡嘉的行径激怒了他，魏延便让王越派出几名特工，潜入到濮阳城，一日后，胡嘉那张肥硕的狗头便高高地悬挂在濮阳城头。
曹操又怒又气，很想发兵打魏延，可他怕，万一惹怒魏延，他那在义阳新城的妻妾和儿子们都会死的。
而且，他跟吕布已经缠斗起来，吕布现在比之前难缠多了，他根本没有余力对付魏延。
他只得咬牙切齿道：“传令下去，任由那些人在这里张贴告示，任由他们宣读告示，不可难为他们。”
有谋士便问：“主公，我们下面的民众被这些人煽动着离开，我们难道不阻拦一下吗？”
曹操恨恨道：“若是我们纵兵拦阻，到时候魏延又会有别的手段，那些贱民既然已经无心为我臣属，勉强他们留在这里，只会演变成黄巾余党，不如就放他们走，也免得贻害地方。”
与此同时，斩杀了宣读告示者的那些世家诸侯忠狗们都被王越派出的特工刺杀，他们的首级都被挂在城头。
魏延跟诸位谋士分析过了，在河套地区三股大势力里面，羌胡经过百年跟大汉朝廷的战争后，已经衰败零落，不复原来的声势，自从刘豹被魏延扶持成为新任的南匈奴单于，一半的南匈奴骑兵都掌握在魏延手里，那些零落散布的南匈奴部落亦不足为惧，剩下的便是盘踞在云中郡、五原郡、代郡的鲜卑人，魏延横扫河套地区最大的对手便是鲜卑人。
原来鲜卑老单于檀石槐在的时候，曾东败夫余，西击乌孙，北逐丁零，南扰汉边，尽有匈奴故地，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甚广，建立起一个强盛的鲜卑部落大联盟。
檀石槐将统辖地分为东、中、西三部约60邑，各置大人为首领，归其统辖。东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与夫余、濊貊接壤，共20余邑，其大人为弥加、阙机、素利、槐头。中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10余邑，其大人为柯最、阙居、慕容等，均为大帅。西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20余邑，其大人有置鞬落罗、拓跋推寅、宴荔游等，皆为大帅。各大人割地统御，各有分界，皆统属于檀石愧，拥兵10万，较匈奴尤盛。
蔡邕曾经分析过檀石槐军事联盟强大的原因：“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生，兵利马疾，过于匈奴。”蔡邕曾经把这分析写成表章，呈给汉灵帝，汉灵帝听受。
公元177年，即汉灵帝熹平六年，檀石槐再扰三边，大汉出兵3万，分三道出击，反为檀石槐所败，汉兵死者十之七八。
这次魏延出兵二十万，且用兵谨慎，步步为营，应该不会重蹈覆辙，因为现在的鲜卑已经七零八落了。
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左右，檀石槐死，其子和连继立，和连既无才力，性又贪淫，断法不平，人众叛者居半。灵帝末年，和连在钞略北地郡时被人射死。其子骞曼年小，兄子魁头代立。
现在的鲜卑单于便是魁头，魁头也没有檀石槐的威望，代郡以西的鲜卑都不听他的命令，只有代郡以东的鲜卑人还勉强听从他和他弟弟步度根的命令，但代郡以东的中部、东部鲜卑也分成三个，其一便是魁头、步度根兄弟，其部众分布在雁门、云中郡，其二为轲比能，其部众分布在幽州的代郡、上谷等地；三为东部鲜卑素利、弥加、阙机，部众分布在幽州的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
魏延准备横扫河套，现在占领河套北部的正是西部鲜卑的置鞬落罗、拓跋推寅、宴荔游等，他们这些部落联合起来有二十多万部众，虽然势力范围是从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但他们核心地段还是水草丰美的河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