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普净等僧人帮助魏延在愚化胡人上立下了大功，魏延却只给他们一些金银的赏赐，只给他们在那些胡人聚集区设立狭小的僧庙，从来不会拨给他们僧田，更不会在那些名山大川风景秀美处脑残地给他们修建名刹，更不会让他们蓄养僧兵。
因为魏延知道历史上南北朝时期佛教失控的发展所造成的危害。
在南北朝大动乱时期，杂胡政权解除汉人政权的禁令，强迫汉人信仰佛教，用佛教从思想上俘虏华夏人作佛奴，生活、礼仪、思想完全与天竺佛徒同化，他们甚至自称为佛子释种，不认自己是华夏人，寺院放肆扩展，不仅有自己的武装僧兵，有自己的广阔的僧田，有自己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受国家律令的约束，一个寺院等于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佛国或佛刹。
不少原属国家的编户民众，为避苛役重赋，相继投入空门，此外社会政治动乱的加剧，亦令普通百姓寻求相对安全的宗教实体之庇护，以致全国的佛寺竟有三万之多，僧、尼数目则有两百万之巨，约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同时佛教寺院大兴土木，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又大肆兼并和掠夺土地，占据了大量的良田。
在张角太平道暴乱失败之后，道教遭受官府强烈抑制，也是佛教兴盛的一大动因。
魏延可以用严刑峻法来限制自己同胞不要去信仰不入流的消极思想，但这毕竟治标不治本，治本方法是建立一种全新的积极向上的宗教，来取代佛教道教，甚至成为大汉的国教。
在此之前，魏延曾做过许多超越时代的创举，军队编制、军衔制、严肃军纪，搞来搞去，每天让各级参军对各级将士做宣讲会，做频繁的思想指导，但魏延心里还是惴惴不安。
因为，他发现，跟后世那个不怕艰难不怕牺牲具有世界第一的战斗意志的军队相比，他麾下嫡系部队差距还很远。
究竟魏军这支冷兵器时代的军队和现代军队差距在那里呢？
武器装备不同只是外在表现，纪律其实也只是外在表现，靠魏延自己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也只能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日后招募更多的军队时，征战更远的地方时，纪律靠什么来保证？靠外在的宣传和刑罚是远远不够的，军队纪律的来源应该以内在为主，外在为辅。
内在是什么？是信仰。
一个军队没有信仰，没有一个为之可以拼命牺牲的目标，一时半时维持起来的纪律是不会久长的。
后世的革命先烈击败日寇、白军、美军、越军、印度军，几无败绩，靠的就是有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的信仰，大家觉得有奔头，才会听话，才会拼命。
当年的天平天国自天京之乱以后一蹶不振，不是因为死了一些将领，而是洪秀全自己带头摧毁了自己的建立的宗教信仰，依照太平天国当年的所作所为，他们的宗教就是邪门教，但邪门教信仰也是信仰，所以早期太平军在同样的文明，同样的装备，同样的训练条件下能够狂踩八旗和绿营，甚至能够在军事天才石达开的带领下击溃曾国藩的湘军。
但是，天京之乱证明原来这个宗教信仰就是一群野心家编造出来的忽悠下面的人为他们卖命的，太平天国的信徒们都不相信了，太平军的士兵们也没信仰了，结果尽管有天纵奇才陈玉成、李秀成试图力挽狂澜也难以挽回溃败之势，一代英才石达开兵败大渡河。
魏延特别研究过，近代的西方民主国家为什么那么嚣张那么厉害，除了坚船利炮火枪外，他们还有什么法宝呢？
答案很明显，就是他们的宗教信仰。
民主国家之所以会成为世界近代以来最疯狂的侵略者，世界几乎所有大屠杀的刽子手，就在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并不是建立在大众政治基础上的人民民主，而是建立在集团政治基础上精英民主，虽然集团政治的精英民主较之于集权政治的个人独裁的确是一种历史进步，但是这种历史进步仅仅限于对信仰基督教的白种人而言，因为集团政治比集权政治具有更强大的战斗力，能够保证白种人在弱肉强食的世界殖民战争中成为殖民者而不是殖民地。
建立在集团政治基础上的精英民主模式，特别适合信仰基督教的白种人社会，借用那句时髦话来说就是，精英民主是具有白种人特色的基督教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
基督教统一的价值观，形成了国家统一的行为准则，对富人穷人同样具有约束作用，消除了集权国家多套行为准则的内乱根源，使国家成为强大的统一整体，并保证了屠刀始终对外，这就是纳粹德国残杀犹太人却没有残杀日尔曼人，纳粹美国残杀印第安人却没有残杀白种人的原因，所以，西方国家内部采用什么样的政治模式，只会影响和改变其国内政治斗争的状况，绝不会改变对其它国家的征服和屠杀。
正是近代基督教国家屠刀始终对外的民主制度，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纷纷走上西化道路，结果是失败者多，成功者少，原因就就在于西方民主的前提必须是具有统一的国家信仰，而深谙此道的西方国家为了巩固其世界统治地位，总是打着信仰自由的旗帜，率先打掉对方国家的统一信仰，把对方变成一盘散沙，这就使绝大多数落后国家的西化道路一开始就陷入了悖论陷阱，西化越彻底，就越是偏离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就越是成为不堪一击的一盘散沙，就越是陷入无休无止的动乱纷争中难以自拔，最终除了做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庸之外，没有其它任何选择。
世界近代史上中日截然相反的西化命运就是典型，清代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的西化结果，就是百年战乱，几乎亡国灭种，而倭国则是按照西方基督教的上帝模板科隆出了一个天皇，拥有了国家的统一信仰，从而成为极少数真正走上欧美国家发展道路的非基督教国家。
想明白这些问题以后，魏延决意成立一个教派，一个华夏特色的上帝教，当然肯定不是搞洪秀全那一套信上帝教，不过洪秀全搞的那一套还能吸引那么多信民，魏延即将要搞的宗教效果会更好。
要想建立一个吸引人参加的教派，既要与众不同，也要有华夏特色。
看看东汉末年境内有什么宗教，儒教、道教、佛教是三大教派，真正要想让教派发展起来，就要从儒释道三家的长处分析，取长补短。
儒生一般讲究子不语鬼怪乱力神，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信奉那种神格宗教，而且他们信奉孔子的根本原因是这样能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好处，很多儒生天天读儒家经典，内心深处却不相信它，那些儒生有对广大的平民百姓“仁”和“礼”过吗，他们只对外族凶猛势力和上层势力讲仁和礼，搞这种信奉者根本不信的宗教，是华夏的悲哀，很根本的悲哀。
佛教，这个宗教究其内涵，还是很有深度，有它的意义的，但是凡俗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这个悟性，他们领会不到佛教的真正要义，只能被佛教外表的消极思想给侵害住，而且大部分华夏人信奉佛教讲的就是“临时抱佛脚”，根本没有什么人是真的信奉佛教的。不单单是华夏，其他非常信奉佛教的国家现在都落后的不像样子，看东南亚那些小国。
佛教对华夏的影响坏多于好，不仅仅是在思想上麻醉约束了普通民众，而且它这个组织对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也有非常不好的影响，像南北朝时期和唐朝中后期，寺院恶性膨胀，寺院占尽名山良田、不事生产，既没有产出也无法流通，对社会生产资源的占有和浪费非常突出，尤其是南北朝时代，本当艰苦修为、清静无为的和尚们坐拥大量地产，成为大地主，富甲一方，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
当时平民面临苛捐重税，没有田地耕作又无处谋生，很多选择了出家一条路，因此寺院人员闲散冗余状况也相当厉害，甚至到了要耕田的时候没有劳力、要打战的时候没有兵源的地步，佛教的兴旺鼎盛与萧条混乱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根本利益上的冲突。
公元六世纪，北周灭北齐后立即推行灭佛政策，限制寺院人数，有三百万僧尼还俗，这个数字是当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唐武宗时期强迫还俗的僧尼也有26万人，数千万顷的良田被收缴，拆掉寺庙4600所，使社会上的劳动力和生产财富凭空得以成倍增加。
不仅如此，佛门还是特权集中之地。北魏镇压盖吴起义的时候，在一所佛寺里发现大量的兵器，又发现大量地方官和富人寄藏的私物，以及“私行淫luan”处所，这给了魏太武帝暴力灭佛的借口，“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令“一境之内，无复沙门”。
唐代开国时立下一个规定，进入佛门的人“可免死”，因此招致很多叛军被击溃后就往寺庙里躲。，“安史之乱”期间，郭子仪与当时的禅宗神会达成协议，默许后者通过私卖度牒的手法换取钱财，佛教徒因此数量失控。
种种内乱外患，致使一个本应与世无争、良性运作的宗教组织不断异化，变成了社会肿瘤，非但独立于政权之外，还与世俗社会的利益相冲突，令统治者欲除之而后快，终于招致灭顶之灾。
作为一个宗教，佛教因为膨胀过快而失控，已经逸出了本身作为一个出世的宗教组织本身的权力和职能范围，与世俗社会争夺起资源和财富，甚至于与政权争夺起对社会的控制权。
所以魏延对佛教自然是半点好感都欠奉，不过他对道教则另有看法。
道教是华夏土生土长的宗教，东汉时期在民间兴起，由现在五米道领袖张鲁的祖先张道陵创立，道教的思想来源于战国时期老子李聃、庄子庄周的道家思想以及先秦的神仙方术，它主张修身养性，炼制丹药，以得道成仙。道教假托《道德经》之名，学问成分较少，实际成分却是引气、炼丹，荒诞不经，除了哄骗皇帝修炼长生不老之药暂时求得一时发展，实际上对后世文化的影响要比佛、儒两家要弱得多，想想后世那些白莲教之类的教派多脱胎于道教，想想多少皇帝因为误服金丹而提前死去，就让人对道教在这个国度的发展不报什么希望。
《道德经》是好的，道教的基本教义也是好的，修身养性、追求得道的理念也可以引申开来，转化为积极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相对于从阿三那里舶来的佛教，魏延认为土生土长的道教三观更正。
魏延就准备改良道教，使这个本土出产的宗教发挥出它本来应有的作用。
道教是要改良，特别是张角利用道教派系之一的太平道造反，让东汉末年所有诸侯民众都对道教有一股偏见，若还是道教，根本无法让人接受。
魏延本人虽然通晓一些心理暗示之类的洗脑方法，也有种子神器精灵的帮助，但他却不是最适合创立新教派的人物，他只能做幕后操手，在幕前表演的另有其人。
东汉末年，道教里面有几个峥嵘人物，张角三兄弟都俱往矣，不再提了，张鲁兄弟身在汉中无法利用，剩下还有两个具有大神通的人物，一个是左慈，另外一个是于吉。
至于管辂、葛玄都还年幼，南华老仙、紫虚上人是演义杜撰出来的，并不存在。
对于于吉这个人，魏延一直心有存疑，他不确定，这个于吉到底是不是汉顺帝时期存活下来的那个于吉，还是一个假借汉顺帝时期那个于吉之名招摇撞骗的假于吉。
因为魏延知道历史上南北朝时期佛教失控的发展所造成的危害。
在南北朝大动乱时期，杂胡政权解除汉人政权的禁令，强迫汉人信仰佛教，用佛教从思想上俘虏华夏人作佛奴，生活、礼仪、思想完全与天竺佛徒同化，他们甚至自称为佛子释种，不认自己是华夏人，寺院放肆扩展，不仅有自己的武装僧兵，有自己的广阔的僧田，有自己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受国家律令的约束，一个寺院等于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佛国或佛刹。
不少原属国家的编户民众，为避苛役重赋，相继投入空门，此外社会政治动乱的加剧，亦令普通百姓寻求相对安全的宗教实体之庇护，以致全国的佛寺竟有三万之多，僧、尼数目则有两百万之巨，约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同时佛教寺院大兴土木，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又大肆兼并和掠夺土地，占据了大量的良田。
在张角太平道暴乱失败之后，道教遭受官府强烈抑制，也是佛教兴盛的一大动因。
魏延可以用严刑峻法来限制自己同胞不要去信仰不入流的消极思想，但这毕竟治标不治本，治本方法是建立一种全新的积极向上的宗教，来取代佛教道教，甚至成为大汉的国教。
在此之前，魏延曾做过许多超越时代的创举，军队编制、军衔制、严肃军纪，搞来搞去，每天让各级参军对各级将士做宣讲会，做频繁的思想指导，但魏延心里还是惴惴不安。
因为，他发现，跟后世那个不怕艰难不怕牺牲具有世界第一的战斗意志的军队相比，他麾下嫡系部队差距还很远。
究竟魏军这支冷兵器时代的军队和现代军队差距在那里呢？
武器装备不同只是外在表现，纪律其实也只是外在表现，靠魏延自己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也只能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日后招募更多的军队时，征战更远的地方时，纪律靠什么来保证？靠外在的宣传和刑罚是远远不够的，军队纪律的来源应该以内在为主，外在为辅。
内在是什么？是信仰。
一个军队没有信仰，没有一个为之可以拼命牺牲的目标，一时半时维持起来的纪律是不会久长的。
后世的革命先烈击败日寇、白军、美军、越军、印度军，几无败绩，靠的就是有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的信仰，大家觉得有奔头，才会听话，才会拼命。
当年的天平天国自天京之乱以后一蹶不振，不是因为死了一些将领，而是洪秀全自己带头摧毁了自己的建立的宗教信仰，依照太平天国当年的所作所为，他们的宗教就是邪门教，但邪门教信仰也是信仰，所以早期太平军在同样的文明，同样的装备，同样的训练条件下能够狂踩八旗和绿营，甚至能够在军事天才石达开的带领下击溃曾国藩的湘军。
但是，天京之乱证明原来这个宗教信仰就是一群野心家编造出来的忽悠下面的人为他们卖命的，太平天国的信徒们都不相信了，太平军的士兵们也没信仰了，结果尽管有天纵奇才陈玉成、李秀成试图力挽狂澜也难以挽回溃败之势，一代英才石达开兵败大渡河。
魏延特别研究过，近代的西方民主国家为什么那么嚣张那么厉害，除了坚船利炮火枪外，他们还有什么法宝呢？
答案很明显，就是他们的宗教信仰。
民主国家之所以会成为世界近代以来最疯狂的侵略者，世界几乎所有大屠杀的刽子手，就在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并不是建立在大众政治基础上的人民民主，而是建立在集团政治基础上精英民主，虽然集团政治的精英民主较之于集权政治的个人独裁的确是一种历史进步，但是这种历史进步仅仅限于对信仰基督教的白种人而言，因为集团政治比集权政治具有更强大的战斗力，能够保证白种人在弱肉强食的世界殖民战争中成为殖民者而不是殖民地。
建立在集团政治基础上的精英民主模式，特别适合信仰基督教的白种人社会，借用那句时髦话来说就是，精英民主是具有白种人特色的基督教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
基督教统一的价值观，形成了国家统一的行为准则，对富人穷人同样具有约束作用，消除了集权国家多套行为准则的内乱根源，使国家成为强大的统一整体，并保证了屠刀始终对外，这就是纳粹德国残杀犹太人却没有残杀日尔曼人，纳粹美国残杀印第安人却没有残杀白种人的原因，所以，西方国家内部采用什么样的政治模式，只会影响和改变其国内政治斗争的状况，绝不会改变对其它国家的征服和屠杀。
正是近代基督教国家屠刀始终对外的民主制度，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纷纷走上西化道路，结果是失败者多，成功者少，原因就就在于西方民主的前提必须是具有统一的国家信仰，而深谙此道的西方国家为了巩固其世界统治地位，总是打着信仰自由的旗帜，率先打掉对方国家的统一信仰，把对方变成一盘散沙，这就使绝大多数落后国家的西化道路一开始就陷入了悖论陷阱，西化越彻底，就越是偏离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就越是成为不堪一击的一盘散沙，就越是陷入无休无止的动乱纷争中难以自拔，最终除了做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庸之外，没有其它任何选择。
世界近代史上中日截然相反的西化命运就是典型，清代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的西化结果，就是百年战乱，几乎亡国灭种，而倭国则是按照西方基督教的上帝模板科隆出了一个天皇，拥有了国家的统一信仰，从而成为极少数真正走上欧美国家发展道路的非基督教国家。
想明白这些问题以后，魏延决意成立一个教派，一个华夏特色的上帝教，当然肯定不是搞洪秀全那一套信上帝教，不过洪秀全搞的那一套还能吸引那么多信民，魏延即将要搞的宗教效果会更好。
要想建立一个吸引人参加的教派，既要与众不同，也要有华夏特色。
看看东汉末年境内有什么宗教，儒教、道教、佛教是三大教派，真正要想让教派发展起来，就要从儒释道三家的长处分析，取长补短。
儒生一般讲究子不语鬼怪乱力神，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信奉那种神格宗教，而且他们信奉孔子的根本原因是这样能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好处，很多儒生天天读儒家经典，内心深处却不相信它，那些儒生有对广大的平民百姓“仁”和“礼”过吗，他们只对外族凶猛势力和上层势力讲仁和礼，搞这种信奉者根本不信的宗教，是华夏的悲哀，很根本的悲哀。
佛教，这个宗教究其内涵，还是很有深度，有它的意义的，但是凡俗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这个悟性，他们领会不到佛教的真正要义，只能被佛教外表的消极思想给侵害住，而且大部分华夏人信奉佛教讲的就是“临时抱佛脚”，根本没有什么人是真的信奉佛教的。不单单是华夏，其他非常信奉佛教的国家现在都落后的不像样子，看东南亚那些小国。
佛教对华夏的影响坏多于好，不仅仅是在思想上麻醉约束了普通民众，而且它这个组织对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也有非常不好的影响，像南北朝时期和唐朝中后期，寺院恶性膨胀，寺院占尽名山良田、不事生产，既没有产出也无法流通，对社会生产资源的占有和浪费非常突出，尤其是南北朝时代，本当艰苦修为、清静无为的和尚们坐拥大量地产，成为大地主，富甲一方，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
当时平民面临苛捐重税，没有田地耕作又无处谋生，很多选择了出家一条路，因此寺院人员闲散冗余状况也相当厉害，甚至到了要耕田的时候没有劳力、要打战的时候没有兵源的地步，佛教的兴旺鼎盛与萧条混乱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根本利益上的冲突。
公元六世纪，北周灭北齐后立即推行灭佛政策，限制寺院人数，有三百万僧尼还俗，这个数字是当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唐武宗时期强迫还俗的僧尼也有26万人，数千万顷的良田被收缴，拆掉寺庙4600所，使社会上的劳动力和生产财富凭空得以成倍增加。
不仅如此，佛门还是特权集中之地。北魏镇压盖吴起义的时候，在一所佛寺里发现大量的兵器，又发现大量地方官和富人寄藏的私物，以及“私行淫luan”处所，这给了魏太武帝暴力灭佛的借口，“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令“一境之内，无复沙门”。
唐代开国时立下一个规定，进入佛门的人“可免死”，因此招致很多叛军被击溃后就往寺庙里躲。，“安史之乱”期间，郭子仪与当时的禅宗神会达成协议，默许后者通过私卖度牒的手法换取钱财，佛教徒因此数量失控。
种种内乱外患，致使一个本应与世无争、良性运作的宗教组织不断异化，变成了社会肿瘤，非但独立于政权之外，还与世俗社会的利益相冲突，令统治者欲除之而后快，终于招致灭顶之灾。
作为一个宗教，佛教因为膨胀过快而失控，已经逸出了本身作为一个出世的宗教组织本身的权力和职能范围，与世俗社会争夺起资源和财富，甚至于与政权争夺起对社会的控制权。
所以魏延对佛教自然是半点好感都欠奉，不过他对道教则另有看法。
道教是华夏土生土长的宗教，东汉时期在民间兴起，由现在五米道领袖张鲁的祖先张道陵创立，道教的思想来源于战国时期老子李聃、庄子庄周的道家思想以及先秦的神仙方术，它主张修身养性，炼制丹药，以得道成仙。道教假托《道德经》之名，学问成分较少，实际成分却是引气、炼丹，荒诞不经，除了哄骗皇帝修炼长生不老之药暂时求得一时发展，实际上对后世文化的影响要比佛、儒两家要弱得多，想想后世那些白莲教之类的教派多脱胎于道教，想想多少皇帝因为误服金丹而提前死去，就让人对道教在这个国度的发展不报什么希望。
《道德经》是好的，道教的基本教义也是好的，修身养性、追求得道的理念也可以引申开来，转化为积极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相对于从阿三那里舶来的佛教，魏延认为土生土长的道教三观更正。
魏延就准备改良道教，使这个本土出产的宗教发挥出它本来应有的作用。
道教是要改良，特别是张角利用道教派系之一的太平道造反，让东汉末年所有诸侯民众都对道教有一股偏见，若还是道教，根本无法让人接受。
魏延本人虽然通晓一些心理暗示之类的洗脑方法，也有种子神器精灵的帮助，但他却不是最适合创立新教派的人物，他只能做幕后操手，在幕前表演的另有其人。
东汉末年，道教里面有几个峥嵘人物，张角三兄弟都俱往矣，不再提了，张鲁兄弟身在汉中无法利用，剩下还有两个具有大神通的人物，一个是左慈，另外一个是于吉。
至于管辂、葛玄都还年幼，南华老仙、紫虚上人是演义杜撰出来的，并不存在。
对于于吉这个人，魏延一直心有存疑，他不确定，这个于吉到底是不是汉顺帝时期存活下来的那个于吉，还是一个假借汉顺帝时期那个于吉之名招摇撞骗的假于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