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延汗分兵三万，设想合围攻击东胜卫的两万明军，三日后大军才到达一个叫乌兰沟的地方，前方游骑来报称，东胜卫已经破城，守城领军战死。这位达延汗三王子部落台吉郝日烈颜非常自大，仗着手中三万人马，南侵以来从没遇到过对手，明军无不望风而逃。这一次听说明军有大量火炮才吃了亏，让郝日烈颜非常好奇明军的火炮真有那么厉害？不得不重视起来。
人过万铺天盖地，无边无际，在明军各团营中有一个部门，拿着比普通士兵高出几倍的高薪月银，这个部门就是斥候部队，团、营、连级军队中都有自己的斥候部队，人数一般是百人左右，所装备也是精良，有一枝长枪，一枝短枪，还有一把斩马刀及能装在长枪上的刺棱刀，人人都有一架望远镜，配三枚火油手雷，一只搪瓷杯子及铁制水壶，身着背心盔甲，头戴钢制头盔，一人一马，主要是侦察、收集情报、传递文书及战场信息。不到最后是不会主动去袭击敌人。所以个个练就一身武艺和马术，也是各团营中的精英。最重要的是人人都是能写会算的“书生”。比如章子俊的整个警卫连，就是斥候部队，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古代通讯全靠嗓门喊的年代，要组建大量的斥候部队来保障相互间的联络，以及发敌在先，收集各种各样的情报。
在章子俊的军队中有一个不成命的规定，从小旗、总旗、排、连这些队伍中的低级长官，都是从斥候部队中来的，而这些人跟大头兵所不同的不是个人武艺有多么的厉害，也不是作战有多么勇猛，而是能写会算，脑子机灵的读书人。
这些人在思想意识上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跟当前的儒学明朝人有其观念上的区别，明白了这大明江山不是朱家人的江山，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章子俊把明末清初黄宗羲的论调写进了教科书，以天下为公、一人为私为价值尺度，对皇帝制度下的帝王意识、政治关系和政治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思考。强调了以民族为主体的国家观念。
君主的角色应是人民最大的公仆，而不是奉天承运的真龙天子。上古时代，“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国君不仅从属于天下百姓，而且也直接为他们服务。所以，“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后来，情况就颠倒过来了，“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君王“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把天下看作是“一人之产业”。明白当前专制集权制度的不合理性，暗中否定了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的合法性。
这样的观点很是大逆不道，对两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把崭新的“民主”的思想，而不是传统的“民本”的思想。“民主”的思想是以“民”为主体，而“民本”思想则是以君主为主体，“民”只是作为君主政权的关键成分而已，它与“主权在民”的思想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在国家治理中，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而非不平等的主仆关系，更不可以“父子”相比拟。“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天下并非君主一人所能治，所以就需要臣吏帮助君主共同治理天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君与臣的差别只是为天下服务的分工不同而已。
特别是提出了“臣”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呼吁天下士子“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为官者应该努力追求“天下大治”，所谓治应该是民众的安乐。“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告诫官吏的职责要以“万民之忧乐”为依归，官吏应为民众服务而不是为君主服务。
对于这样的论调早已在《大明科技报》上争论的热火朝天，这种“大逆”之言，已经弄的朝堂上分成了两派，打破了当前君臣关系与君民关系的学说，也打破了“君为臣纲”的思想藩篱，兴起了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加上最近，平安伯发出的《驱逐鞑靼，保家卫国》的文章后，很多读书人才明白了个中的道理，天下不是君主帝王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全天下人的天下。阴阳调和，不偏长哪一类;甘露时雨，不偏爱哪一物;万民之主，不偏袒哪一个。我们保卫的是这个国家、民族、全天下人，而不是某一家的天下。
(
有叫好的，当然也有大部分得利益当权者鞭挞这种不忠、不孝的论调，这种颠覆以往“忠君”思想的儒生更是视为叛逆。不就是想要造反吗？
可是这种论调还很难降罪，因为通篇都是以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骨而铺展，又加上《尚书》曰：“民惟邦本，本固君宁。”老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也就安宁。
孟子又说了：国君危害到土神谷神，这个土神谷神就是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就不是归某一个人的，而是全天下人的。君王只是代替天下人管理天下，只有得到天下人的同意，才能作天子，没毛病。
正当章子俊在攻打东胜卫时，《大明科技报》也没闲着，挑起了一场学术界的大辩论，其目的用于淡化分散朝堂对攻打东胜卫的注意力。
首先就是对“三纲五常”批驳，反正这个“君为臣纲”的源头也不是孔子提出来的，而是后人妄自曲解而得，孔子只是说：“君视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后孟子又说了：“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你先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不尊重我，我就不尊重你。
孟子甚至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君主有错我就说，说你几次你不听,那你就别干了！
当今朝堂官员应当“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学校指当前教育）、“公其非是于学校”。
正当冷水滴入油锅中时，新一期《大明科技报》又报道了《明军收复东胜卫》的文章，同时兵部也收到了延绥副总兵张安的奏报，内府也收到了监军太监赵牧的捷报。
报纸上的文章主要描写，东胜之地的对大明的重要性，东胜卫城也称“黄城”，其东约30公里处的镇虏卫城称“黑城”，又东去30公里处的云川卫城称为“红城”，这些都是我大明太祖在北部相继建起的卫城。东胜卫物产丰富，其战略位置相当重要，东胜卫安则大明安也。
自章子俊东攻打胜卫后，京城就没有一日太平过，这一次把刚刚冒起来的“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的论调搅动起来后，现在就这样被收复东胜卫的消息给浇灭了下去。朝堂上的人不知道是喜还是忧，是哭还是笑，被搞的一愣一愣地，怎么这样快就让大明最为头痛的河套给收复了？
东胜卫的收复，意味着偏头关的长城防线成为了后方要隘，极大减轻了太原的压力，兵部尚书马文升看到奏报后长长地舒了口气，随即拿起案头的笔起草一份奏章，让朝廷驻兵东胜卫。“东胜州废城西滨黄河，东接大同，南抵偏关，北连大山、榆杨等口，中有赤儿山，东西坦平二百余里，其外连亘官山，实外寇出没必经之地，若屯军此城，则大同右卫、净水坪、偏头关、水泉堡四处营堡皆在其内，其内可以不劳戌守，非惟可以扞蔽太原，大同亦所以保障。延安绥德也，时不能用。”
朝堂上新一轮争议又开始了，以马文升为代表的知兵事派要求朝廷复设大宁府，再设大宁都司言道：“大宁“内徙于文皇（明成祖），非得已也。干戈初戢，障塞尚虚，爱弟之请难裁，征戍之劳在念。权宜移置，姑待后图。观其次鸣銮戍有‘灭残虏、守大宁’之谕，彼何尝遽割以资夷哉？犁庭甫定，榆木变兴（明成祖在北征蒙古返回时病逝于榆木川），雄谟莫究，遗憾可知。”马文升认为永乐皇帝放弃大宁只是“权宜移置，姑待后图”，如今机会来了，自从玉米、土豆、红薯大量种植后，朝廷也不缺粮，解决了当初废大宁内徙的主要原因。
人过万铺天盖地，无边无际，在明军各团营中有一个部门，拿着比普通士兵高出几倍的高薪月银，这个部门就是斥候部队，团、营、连级军队中都有自己的斥候部队，人数一般是百人左右，所装备也是精良，有一枝长枪，一枝短枪，还有一把斩马刀及能装在长枪上的刺棱刀，人人都有一架望远镜，配三枚火油手雷，一只搪瓷杯子及铁制水壶，身着背心盔甲，头戴钢制头盔，一人一马，主要是侦察、收集情报、传递文书及战场信息。不到最后是不会主动去袭击敌人。所以个个练就一身武艺和马术，也是各团营中的精英。最重要的是人人都是能写会算的“书生”。比如章子俊的整个警卫连，就是斥候部队，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古代通讯全靠嗓门喊的年代，要组建大量的斥候部队来保障相互间的联络，以及发敌在先，收集各种各样的情报。
在章子俊的军队中有一个不成命的规定，从小旗、总旗、排、连这些队伍中的低级长官，都是从斥候部队中来的，而这些人跟大头兵所不同的不是个人武艺有多么的厉害，也不是作战有多么勇猛，而是能写会算，脑子机灵的读书人。
这些人在思想意识上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跟当前的儒学明朝人有其观念上的区别，明白了这大明江山不是朱家人的江山，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章子俊把明末清初黄宗羲的论调写进了教科书，以天下为公、一人为私为价值尺度，对皇帝制度下的帝王意识、政治关系和政治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思考。强调了以民族为主体的国家观念。
君主的角色应是人民最大的公仆，而不是奉天承运的真龙天子。上古时代，“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国君不仅从属于天下百姓，而且也直接为他们服务。所以，“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后来，情况就颠倒过来了，“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君王“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把天下看作是“一人之产业”。明白当前专制集权制度的不合理性，暗中否定了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的合法性。
这样的观点很是大逆不道，对两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把崭新的“民主”的思想，而不是传统的“民本”的思想。“民主”的思想是以“民”为主体，而“民本”思想则是以君主为主体，“民”只是作为君主政权的关键成分而已，它与“主权在民”的思想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在国家治理中，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而非不平等的主仆关系，更不可以“父子”相比拟。“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天下并非君主一人所能治，所以就需要臣吏帮助君主共同治理天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君与臣的差别只是为天下服务的分工不同而已。
特别是提出了“臣”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呼吁天下士子“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为官者应该努力追求“天下大治”，所谓治应该是民众的安乐。“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告诫官吏的职责要以“万民之忧乐”为依归，官吏应为民众服务而不是为君主服务。
对于这样的论调早已在《大明科技报》上争论的热火朝天，这种“大逆”之言，已经弄的朝堂上分成了两派，打破了当前君臣关系与君民关系的学说，也打破了“君为臣纲”的思想藩篱，兴起了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加上最近，平安伯发出的《驱逐鞑靼，保家卫国》的文章后，很多读书人才明白了个中的道理，天下不是君主帝王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全天下人的天下。阴阳调和，不偏长哪一类;甘露时雨，不偏爱哪一物;万民之主，不偏袒哪一个。我们保卫的是这个国家、民族、全天下人，而不是某一家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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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叫好的，当然也有大部分得利益当权者鞭挞这种不忠、不孝的论调，这种颠覆以往“忠君”思想的儒生更是视为叛逆。不就是想要造反吗？
可是这种论调还很难降罪，因为通篇都是以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骨而铺展，又加上《尚书》曰：“民惟邦本，本固君宁。”老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也就安宁。
孟子又说了：国君危害到土神谷神，这个土神谷神就是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就不是归某一个人的，而是全天下人的。君王只是代替天下人管理天下，只有得到天下人的同意，才能作天子，没毛病。
正当章子俊在攻打东胜卫时，《大明科技报》也没闲着，挑起了一场学术界的大辩论，其目的用于淡化分散朝堂对攻打东胜卫的注意力。
首先就是对“三纲五常”批驳，反正这个“君为臣纲”的源头也不是孔子提出来的，而是后人妄自曲解而得，孔子只是说：“君视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后孟子又说了：“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你先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不尊重我，我就不尊重你。
孟子甚至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君主有错我就说，说你几次你不听,那你就别干了！
当今朝堂官员应当“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学校指当前教育）、“公其非是于学校”。
正当冷水滴入油锅中时，新一期《大明科技报》又报道了《明军收复东胜卫》的文章，同时兵部也收到了延绥副总兵张安的奏报，内府也收到了监军太监赵牧的捷报。
报纸上的文章主要描写，东胜之地的对大明的重要性，东胜卫城也称“黄城”，其东约30公里处的镇虏卫城称“黑城”，又东去30公里处的云川卫城称为“红城”，这些都是我大明太祖在北部相继建起的卫城。东胜卫物产丰富，其战略位置相当重要，东胜卫安则大明安也。
自章子俊东攻打胜卫后，京城就没有一日太平过，这一次把刚刚冒起来的“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的论调搅动起来后，现在就这样被收复东胜卫的消息给浇灭了下去。朝堂上的人不知道是喜还是忧，是哭还是笑，被搞的一愣一愣地，怎么这样快就让大明最为头痛的河套给收复了？
东胜卫的收复，意味着偏头关的长城防线成为了后方要隘，极大减轻了太原的压力，兵部尚书马文升看到奏报后长长地舒了口气，随即拿起案头的笔起草一份奏章，让朝廷驻兵东胜卫。“东胜州废城西滨黄河，东接大同，南抵偏关，北连大山、榆杨等口，中有赤儿山，东西坦平二百余里，其外连亘官山，实外寇出没必经之地，若屯军此城，则大同右卫、净水坪、偏头关、水泉堡四处营堡皆在其内，其内可以不劳戌守，非惟可以扞蔽太原，大同亦所以保障。延安绥德也，时不能用。”
朝堂上新一轮争议又开始了，以马文升为代表的知兵事派要求朝廷复设大宁府，再设大宁都司言道：“大宁“内徙于文皇（明成祖），非得已也。干戈初戢，障塞尚虚，爱弟之请难裁，征戍之劳在念。权宜移置，姑待后图。观其次鸣銮戍有‘灭残虏、守大宁’之谕，彼何尝遽割以资夷哉？犁庭甫定，榆木变兴（明成祖在北征蒙古返回时病逝于榆木川），雄谟莫究，遗憾可知。”马文升认为永乐皇帝放弃大宁只是“权宜移置，姑待后图”，如今机会来了，自从玉米、土豆、红薯大量种植后，朝廷也不缺粮，解决了当初废大宁内徙的主要原因。